# 吴植椽在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吴植椽>

## 一、关于浙江省农村紧张情况

　　听邓老报告，有很大教育启发，对农村情况的分析和所提方针，完全拥护，浙江省农村紧张情况，比起全国其他地区来，更紧张。邓老指出，某些省份尚未缓和且有所发展，浙江大概属于这一类的省份。

　　第一个原因是合作化。从浙江基础条件来看，不能算是正常的，健康的，而是冒进的。去年三千八百多个老社，今年发展到五〇九五〇个社，另加上四八〇〇个自发社，共达五五〇〇〇多个。这些社的发展：九月份发展九〇〇〇多个，十月到十一月上半月，发展最高。十一月十日统计，发展三九〇〇〇个，当时虽经传达了中央会议精神，但领导上未坚决转，确定全力巩固，却留个尾巴，有条件的地方可发展一些，结果又搞了一万个。发展既快且多，也分不出批了。超过了准备与基础，问题较严重：

　　1、强迫命令。发展社中，有些县比较乱。如吴兴县誊连区召开全区斗争富农大会，会上，县委宣传部长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办社。不入社，跟他们一样！”

　　2、粮食统购统销对合作化的影响。一九五三年搞得凶，许多地方一律按合作社的产量定产，个体农民吃亏。有的地方，个体农民定产比合作社还高，农民觉得没底。改造土改落后乡，农民怕重划成份，痛哭哀求入社，不入社与地主，富农在一起，不好过日子。

　　3、互利政策处理粗糙。个别县县委规定错误政策。嘉善县规定土地入社评产一级制。耕牛、农具大都采取折价入社做为股份基金的办法。宁波专区七〇〇〇多个社，私有租用的只占百分之〇点二六。折价比冬季价格还低百分之一〇——二〇，价款归还限期，义乌县有二个社规定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共六十年还清。土地，劳力比例，少数县有毛病，大部分县问题不大。但土地评产上问题很大。压低产量很严重。有的压低百分之二〇——三〇，实际上压低了土地报酬。不够交农业税的情况，少数县是存在的。绍兴县有一个社要求办高级社，就是为了土地报酬过低。农民称不够交农业税的社是“特级社”，不如办高级社便宜。经济作物，山林处理上，毛病也不小，把处理一般土地的办法硬套到经济作物上去，引起农民很大不满。生产混乱现像，也是严重的。

　　据目前了解，新社中有两种类型是整顿的重点。第一类是入社不自愿。春耕生产准争工作很差，维持不下去的，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一〇，嘉兴县有一个社共五十六户，经常下田劳动的只有七、八户。社长天天叫，等齐人才下田。捻河泥，船漂出去三〇多里没人管。鄞县发现社的耕牛“旅行”三〇多里，更有耕牛绳子自己绕脖子“自杀”死的。农民批评这些社：“做起活来，象日本佬放火；走起路来，象文秀才祭祖；吃起饭来，象上山爬土；评起工分来，象武松打虎”。第二类社是，办社条件不够，加强领导也办不好的，约占总社数的百分之三〇，由于办社后，领导全力以赴搞粮食，社的巩固没人管。浙江接受四川经验，五十多个县出了布告。有的农民一看到布告就退社了。乡干部看见发了慌，把布告扣起来，不敢贴。宁波地委不敢向农民宣布入社退社完全自愿，要在布告上去掉“完全”二字，在自愿后面加上括弧“秋后可退社。”农民生产消极，突出表现在投资顶牛，不添修农具。耕牛估计全省减少五七〇〇多头，比五三年减的少一些，死亡的耕牛，据典型材料看，社内的约占百分之六〇。二月底，全省垮台的只有十九个社；三月底垮二六四个社，垮台少的原因，是农民被箍住了。如退社要收回三证就是浙江的例子。全省一〇〇〇个社以上的县有十七个，其中严重的有十个县左右。发展也不平衡，上虞县一三〇〇个社，共分布在一二〇个乡，计：一个社的五〇个乡；三个到五个的五〇个乡，一〇到三〇个社的有二〇乡。

　　第二个原因是粮食问题。一九五四年产量一四一亿斤，连征带购共五一亿斤，占百分之三十八强。一九五三年上报产量一四三亿，有虚假数字，实际是一三六亿斤。一九五四年比五三增产五亿斤，征购数增加了九亿斤。一九五三年上调中央四亿斤，一九五四年上调十一亿斤，增加了七亿斤。全省销量四十亿斤，计：三六〇万城市人口，销十八亿斤；经济作物区六〇万人口，销三亿斤；酿造业销一亿六；复制业销三亿六，财经粮三亿二；沿海渔盐区销一亿五，合计三十亿九千万斤，扣除后，一八〇〇万农民，销九亿斤。总产量一四一亿斤，扣除征购数五一亿斤，实留九十亿斤，加上统销九亿斤，只九十九亿斤。内十三亿斤马料豆、蚕豆、大麦、芋艿不能当口粮。每人留粮四七七斤。浙江吃粮水平高，不够。其中并包括地瓜，杭嘉湖地区红薯卖出作酒精原料。据调查，浙江农民种子口粮每人每年要五四〇斤。购粮任务重挖粮挖的多，于是统购顶牛，强迫命令。有些地方提出了“斗争富裕中农，拨钉子”等错误口号。农民说：“搞别的工作，共产党总有个路线，搞粮食，也没路线了”。今年粮食工作中，除附加百分之七外，又扫了几年尾欠。全省公粮完成百分之一一二。统购中顶牛，死一三四人。现在，除温州专区好一些外，其他地方统销很紧张，金华、建德、嘉兴专区更严重。龙游县直接为粮食供应饿死四个人，有数起农民偷偷把小孩送去政府，县委雇了四个保姆在养，省府派了一个工作组到区里，烧了饭被农民抢去吃了。衙州地委副书记，去开化县一个村了解，全村七二户，只有三户有饭吃，农民吃树皮、草皮，脸色青肿。开化县一二六个村，这样情况严重的有三九个村。农民说：“共产党把我们当渔鹰，脖子一压，大鱼小鱼都吐光了”，目前，全省一天销一三〇〇万斤，占农业人口百分之六〇，个别县更严重。缺粮户、余粮户都好办，只是真假难分不好搞。因此，光从供应面看问题不行，凡粮食挖过头的地方，供应面一定要增加。

　　粮食的紧张，影响到党内关系的紧张和不正常。在产量上，各级党委内部，上下级吵架。金华专区为粮食问题处分了四百八十多个干部。情况紧张后，对领导意见更大，金华地委正副书记原来意见不一致，现在意见更大。区、乡干部对县委意见也很大。杭县开扩大干部会，乡干部哭的有二十多人。上面批评资本主义尾巴，群众骂不实事求是，对生产影响很大。全省毛猪已减少一二〇万头，占原有毛猪数的百分之三十，盛产火腿的金华专区减产百分之四十。部分地区发生抛荒现象，金华的兰谿、龙游、义乌等五个县共有数千亩。开化县虹桥区一个乡即有七十户逃荒。农民不敢种地瓜，怕种下就被挖了。有些地方，由于统购后未及时供应，农民入城买大饼，油条、饼干，钞票化光，供应粮食后，反没钱买了。兰谿县城发现农民大批买桌子、椅子的现象，社会秩序不好，全省已发现七次二，三个村范围的骚动。

　　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三定贯彻不下去。（财经会议给浙江任务又增加五千万斤，我们要求上交减二亿五。）地委对省委就顶了牛，建德地委书记提意见，如省里再不解决，要向中央报告，还说要辞职。造成统购紧张的原因是我们把产量报高了，过去把先进田，试验田估计过高，浙江省按一五〇亿斤派的任务，现在一四一亿斤，相差九亿斤。产量报高是历年促成的。一九四九年，九十亿斤；一九五〇年，一一二亿斤；一九五二年，又增十九亿斤。历史上报高了，现在压不下去了。据现在看，一九五二年不少劳模作了假报告，生产竞赛中提出的产量，讲多没关系，征购工作，我们的马脚就露出来了，过去的错误，我们承认。

　　一九五三年统购中，在教育上花了功夫，先后搞了四个月。一九五四年对报高产量，未认识清楚，偏面地只看到农民的自发倾向和富农的破坏，因而，斗争富农很凶，崇德县把套购六十斤粮食的富农，罚款几千万元，罚垮富农，结果影响了中农。若干地区，由于粮食紧张，群众要求解决粮食问题，干部力量转不过来，合作社根本没法整顿。

　　第三个原因，是市场问题，亦较突出。浙江农村零售额中，一九五三年国营占百分之四十八，私商占百分之五十二；一九五四年国营占百分之六十四，私商占百分之三十六。除了国营公司、供销社有冒进思想外，主要是商业计划上的毛病。营业计划，根据农业产量来推算分配的，一九五三年计划产量是一五七亿斤，国营公司按这一计划去完成任务，私商分配到的数字却是空的。这是促使私商垮台的原因之一。另外，商业部门工作中的毛病和错误，造成的人为紧张，也是严重的。衢县城十三条龙，农民耽误生产。嘉兴农民买猪肉排队掉死在河里。萧山县一个农民门上一头挂人民币，一头挂莱刀，说人民币象刀一样。崇德县原来规定食油每人限购二两，供销社扣一两，排队更严重。杭县供销社尽量留机动数，布留了四十八万匹。省规定毛猪一二〇以上，八十斤以下不准农民杀，农民就杀八十一一二〇斤的（现已由省府取消这一规定）。供应紧张，下面乱统销。平湖新塘乡规定买油，布、盐、豆饼等十一种商品都用票子。价格政策上，农民意见也不少。另外，搞了一百多个土改落后乡，看来，没有强的领导，当作运动来搞是不好的。干部作风强迫命令如杭县的拨荸荠亩，也是一个原因。

　　总之，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性的因素是合作社与粮食。粮食也是相当长的时期内带根本性的因素。好的办法，靠人去做；干部本身如不好，靠他去贯彻工作就不行。浙江基础不能算太好，工作做好，很不容易。紧张，主要是领导问题，省委农村工作部毛病很大。反对饶漱石错误思想后，对合作化产生了盲目积极性。搞社会主义劲头大，具体政策掌握不紧。贯彻阶级路线、依靠贫农，当做运动来搞，未做好一系列的经济工作，是做不好的。对团结、中农注意不够；嘉兴地委提出“抓两头，带中间”（依靠贫农，斗争富农，带动中农）的错误口号，未及时严肃纠正。

　　建议中央：在拟订工业、商业计划时，对按农业计划订计划的情况要考虑。农业生产不稳定，不准确。浙江是“思想产量”。平湖县全县花了很多力量，一〇〇亩地实收实割，产量还是报高了，因为选的多是好的。总路线教育前，各地报的产量是一三七亿斤，总路线教育后，思想提高，报的产重增加一四三亿斤。国家如按照这种思想产量采订计划，危险很工业上，蚕桑问题原说是由于合作化政策关系。现在看来，原因是领导问题。领导一抓，蚕种任务就布置下去了。养蚕一定要根据桑叶产量来确定的。一九五三年浙江因桑叶不够，倒了一万多张蚕。桑叶价格年年上涨，一九五〇年每担一万五，一九五二年二万，一九五三年三万，一九五四年七万。外贸部按中央农业部给浙江的养蚕任务订计划与国外订合同，我们感到没法保证。小农经济与国家计划是有矛盾的，下面犯了很多错误，强迫命令是与此有关的。中央轻工业部在杭州规划办一个大型丝织厂，已在兴建，如浙江养蚕任务不能如数完成，这个厂势必要停工，我们没把握。

　　粮食问题犯主观主义，致商业上、工业上都会有问题。建议中央农村工作部，如认为全国农业产量三四〇〇亿斤没把握的话，考虑适当降低，以免影响其他事业的发展。

## 二、对今后工作的意见

　　1、解决农村问题，缓和紧张情况是搞好生产的关键。要掌握农民当前的迫切要求去解决主要的问题。浙江打算把合作社适当收缩。现有五五〇〇〇个社（包括四〇〇〇个自发社，八〇〇〇个社架子政策问题未处理）中，四〇〇〇——五〇〇〇个生产混乱，实在办不下去的社，好解决。拟作为第一批转为互助组。主要是解决干群思想问题，并把经济关系处理好。

　　2、粮食问题。先做好统销工作，拥护李先念副总理所讲的“指标与群众见面”。希望中央拨给浙江一亿斤粮食，那怕作为后备。各地委要求二亿多斤，省里尚存有八千多万斤，春花可购一亿五千万斤。三定任务要求减少二亿五千万斤，四十八亿斤任务就可以定下去了。

　　3、合作社，除转一万个外，三万个社要进行工作，巩固下来。要挤时间，出力量，省、地、县三级精简，拿干部下去，解决问题，省委决定：每区三个到五个人专门管社。现在，区干部都是一个萝卜一个窝，借各部门的人，只能是暂时的。要求每个区增加五个人，不一定要编制，只要给经费就行。请中央农村工作部帮助解决。全省经费约一〇〇多万元如中央不能解决，请从农业经费中解决。如：技术推广站原有九人，可挤出四到五个人去办社。

　　我们觉得中央对合作化本钱花得太少。对一些非当务之急花钱不少。杭州盖一座外宾招待所的经费，可够全省办社干部三年之用。对节衣缩食支援重工业，没意见。合作社讲是重要，只是钱没有。

　　4、经济援助。据调查，一个入社贫农要支持五十元（肥料三十五元，口粮十五元）全省共需一五〇〇——一七〇〇万元，我们感到，团结中农很重要，同时要解决贫农的实际困难。国家不能给贫农揩油，贫农就只能从中农身上去揩油。我们主张，贷款直接贷给贫农社员，可推动中农积极投资。第一季度浙江共一八〇〇万元，其中分配给社的共一三〇〇万元，尚缺五〇〇万元，请中央批准。

　　5、乡干待遇太低。大乡人口一万人，一般五千人，只有半脱离生产的干部三、四人。每月十六元，不如供销社的营业员。三面受气，待遇又低。合作社发展后，对乡干部威胁大。不入社，不好做社的工作；入社，参加劳动少，减少收入。嘉兴县塘X乡入社乡干二十四人，只有一个增加收入，余都减少收入，最多的减少一千六百斤。另外，大的乡，希望增加些干部。

　　来源：《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6)第2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