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 　　<郭沫若、李济深、孟泰、李大章> ## 郭沫若副委员长的发言 　　我们的大会听取了李富春副总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一九五四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五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彭德怀副总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的报告”、邓子恢副总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并得到了充分讨论的机会。我们大家都感觉到我们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得到了很好的保证，而且通过讨论更使我们具体地全面地学习了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灵活运用，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个人是在中国科学院服务的。从科学的立场来看，我认为这些报告正是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丰富的和正确的知识所凝结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晶。我个人不仅完全同意这些重要的报告，并愿意和全体代表一道，和全国人民一道，发扬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精神，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为完成并超额完成这些报告中所提出的计划和任务而作全心全意的努力。 　　我要特别感谢李富春副总理，他在报告中把关键性的问题之一，便是培养科学技术人材的问题，着重地提出了。李副总理说：“科学技术人材的缺乏，显然是我们前进中的一个巨大的困难。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必须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务之一，就是培养大量的忠实于祖国、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工程技术人员，培养熟练工人，以及各方面的专门人材”。这是完全正确的。这儿所说的“各方面的专门人材”，毫无疑问，所指的也就是各项科学技术部门的比较高级的专家。 　　中国的科学技术本来是有长远的光辉的历史的。全世界都知道对于近代文明作了重大贡献的三大发明——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都是我们祖先的科学研究的成果。然而由于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更由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中国的近代科学是特别落后了。我们从国民党统治时代所接受下来的科学财产是很菲薄的，人数少，发展不平衡，有好些重要的科学在今天都依然是空白。旧有的科学知识也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在农业、工艺和医药等方面有很丰富的旧有科学技术知识的宝藏还等待着我们去发掘、提高和推广。因此，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便特别感觉到科学技术人材的非常缺乏。 　　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要使国家成为高度的现代工业化国家，没有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雄厚基础，没有一支强大的科学队伍，是很难达到目的的。现代工业促进了科学的不断进步，而现代科学也促进了工业的不断发展，两者正交为因果。五年来我们的国家建设事业有了十分辉煌的成就，我们千切不要忘记，在这里是得到了苏联的伟大无私的帮助。苏联不仅在物质设备方面全面地系统地帮助了我们，更特别派遣了大量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来支援我们的建设。关于这一层，李富春副总理在他的报告中已经特别提到了，他说得一点也不错：“我们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成就，是同苏联专家的帮助分不开的”。在经济建设方面是这样，在文教建设和其他建设方面也是这样。 　　但我们也千切不要忘记，苏联派遣大批的专家来支援我们，并不是因为人材太多，闲着没有事做，而是从繁忙的共产主义建设的岗位上抽调出来的。要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工作只有一天更比一天紧张，高级人材的需要也只有一天更比一天大量，人材过多的情况是决不会发生的。在这里我们应该特别认识到：苏联的帮助是怎样的伟大无私！但我们不能老是专一地靠着苏联的帮助，而不努力创造自己的条件。假使是那样，那我们会成为苏联的很大的包袱了。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之下，是没有采取那样不争气的道路的。我们一方面在借重苏联的帮助，另一方面也正在积极地努力创造自己的条件，所以培养各方面和各等级的科学技术人材才成为“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必须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务之一”。 　　目前中国的比较高级的科学人材是少得可怜的。单拿中国科学院来说，科学院有四十一个研究机构，副研究员以上的高级研究人员只有三百多位。这里面学术水平相当高的人固然不少，然而和规模宏大的国家建设事业比较起来，实在是少得可怜。因此，中国科学院正把培养新生力量作为中心工作之一。这是一项迫切的而又是长期性的任务，是丝毫也不容许我们懈怠的。大抵一个比较高级的科学人材的培养，在大学毕业以后不断地进修，起码还需要五年到十年。我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进行了一半了，我们希望在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或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中，科学院所培养的新生力量能够站到建设阵地的岗位上来。 　　在这里，苏联的经验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苏联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当时，俄罗斯科学院全部研究人员只有一百五十四人。一九二九年后开始有计划地在科学院内培养青年科学干部，到一九四一年苏联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就达到了一万人，十年多的时间增加了六十四倍。目前苏联科学院的研究人员约有两万人，又比一九四一年增加了一倍。包括苏联科学院在内的全苏科学研究机构目前约有三千个，研究人员已在十万人以上。这和我们的现状是不能相比的，但这正是我们在不远的将来所必须达到而且能够达到的光辉的远景。 　　但要达到这样光辉的远景，我们必须按照苏联已经为我们开辟出来的道路迈步前进。最近中国科学院召开了一次学部成立大会，依照苏联的办法，把科学院分成四个学部，即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推选了二百三十三位科学家担任学部委员，业经国务院批准。我们用这样分部具体领导的办法，准备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长远计划来规划和组织中国的科学事业，并加紧培养科学技术的新生力量。这项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是带有关键性的问题之一，专靠中国科学院一个机构的单独努力，我们认为是不够的。这和整个国家建设事业一样，要在党的领导下，靠着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全体人民的大力支持和督导，然后才能完成任务。 　　比较高级的专门人材的培养是和学校制度下的培养有所不同的。这主要是要采取带徒弟的方式来进行。不能大量生产。据一般的经验，一位专家最好是带领五、六位徒弟，太多便不能照顾。看到高级人材的培养不能大量生产，而且又多费年月，那吗可以带徒弟的专家便愈见值得我们珍惜了。能够做教学工作的人并不一定都能够进行研究工作；能够进行研究工作的人并不一定都能够带徒弟。能够带徒弟的专家，在中国目前是更加少得可怜的。因此，我们对于他们的合理使用上便更不能不特别留意了。李富春副总理在他的报告中也特别提到了“科学技术人员的合理使用问题”，他明白地指出：“任何一分技术力量的浪费，都是对国家建设的一个损失”。我们完全拥护李副总理的这个指示。在目前科学技术人材不合理使用的现象，的确是相当严重的。有好些专门人材用在行政工作方面，更有好些是所学非所用，或者可以说是专材通用。例如在目前我们正在加紧进行原子能研究的时候，我们就有几位核子物理学专家还在学校里面担任普通物理学的讲座。科学人材既少，如果不加以合理的使用，这比起“大屋顶”和“地质宫”等的豪华建筑来应该是更值得警惕的现象吧！因为这不大引人注意，而它的损失却是不容易用货币单位来折算的。因此，我们恳切地请求，在各个单位中，对于有能力从事研究的学者，能够尽可能让他们有时间进行学术研究。假使可能的话，我们更垦切地请求，能够让他们参加中国科学院的工作。这不是从一个单位的眼前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而是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国家的建设事业是以飞快的速度进展的，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而不断进展的实际更要求有不断进展的理论研究相联系。没有不断进展的理论研究，就是学校的教学工作也只能停顿不前，其他的建设事业不用说更会大受影响。 　　国家的科学人材，我们相信，是应该而且可能统筹分配的。科学家们如果参加了科学院的工作，并不就注定了他们只是科学院的人，他们依然是国家的宝贵人材。科学院是国家的科学院。它的工作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它必须为生产建设服务，为国防建设服务，为教学事业服务，为医疗事业服务，为一切国家建设事业服务。任何部门、任何单位，都可以合理使用它。任何部门、任何单位也都有必要扶植它，壮大它，使它在伟大的国家建设事业中能够胜任。要使科学院在国家建设事业中能够胜任，我要再说一遍，在目前集中相当的力量来培养新生力量，是刻不容缓的工作。其他任何部门的研究机构，业务虽有广狭的不同，都同样是国家的机构，也同样要以培养新生力量为中心任务。要保障国家建设，保障和平，必须有一支壮大的国防军，同时也必须有一支壮大的科学军。这一支科学队伍如果不能及时地建立起来，如果建立得不够壮大，今后的规模日益宏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计划要希望能够胜利地逐步完成，是很难令人设想的。 　　当然，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我们对于科学家们也难免要提出过多的要求。人数既少，所学的本领重要，国家的需要又迫切，科学家就难免要被要求——一个人做两个人以上的工作。所谓“能者多劳”，我们相信科学家们是会感觉着应有的荣耀的。国家特别重视科学家，例如我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据我们不完全的统计，科学家就有一百八十四位，其中有一百零三位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任务繁重，要怎样才能够把工作做得更好呢？我们相信，这是有责任感的科学家们所普遍地感受到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还是只有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加紧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样就可以给我们以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并保卫着我们免受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侵蚀而走上错误的道路。这样的学习当然是要凭本人的志愿的，但是如果能够不断加强这样的学习志愿，那就会更好。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发展规律替我们揭示了出来，并给予我们以进一步揭示和运用的方法，来改造自然和社会。我们学习了这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和运用，自然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理论可以不必多说，无可争辩的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据。苏联科学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之上的，短短三十几年的期间便达到了科学发展的最高峰，而成为共产主义建设事业的不可缺少的支(木加耆)柱。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而形成了伟大的物质力量的结果。这些无可争辩的伟大的事实，就是对于我们的具体示教。因此，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加紧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这在我们目前少得可怜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就特别具有头等的必要。 　　马克思列宁主义，论道理是最容易学习的东西，因为它是真实的反映。凡是真实的东西就最容易了解。年青一代的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掌握得非常快，便是明证。上了年纪的人就不免要感觉着困难，那是由于我们旧有的先入之见在作怪。一个同一的空间不能容两个物品。旧的思想死死地占据着我们的脑子，没有剩下多的空间来容纳新的思想。假如在我们的朋友里面，有人对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感觉着冷淡和困难，我要认真地说，那就是毛病的征候了。千切不要让那种情感发展下去。那就是虎视眈眈的敌人在我们身上所要找寻的缺口。警惕吧，在我们的周围可能就有胡风，他正准备着象吸血虫一样，钻进我们的肝脏里来。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荣的公民而又是国家所特别器重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我们有神圣的责任，和全国人民一道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我们必须肃清一切可能有的胡风，并必须赶快改造自己的思想、把我们自己身上可能有的那种缺口堵塞住！ 　　堵塞那种缺口有什么秘诀没有呢？ 　　有。那就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的：“学习，学习，再学习！” ## 李济深副委员长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李富春副总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全部内容；我建议我们大会一致通过这个计划草案，并希望我们全体代表和全国人民一致努力保证这个五年计划的实现。 　　我认为这个计划完全符合宪法所规定的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的要求，是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的具体办法，反映了全中国人民建设我们伟大祖国的共同愿望和意志。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才能提出这样一个伟大的计划，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才能实行和完成这个伟大的计划！从过去两年多来的经验和成绩看，我和各位代表一样，对于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这个计划的各项指标，是具有坚定的信心的！在这里，我要向共产党和毛主席表示衷心感谢，同时，我们要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是我们伟大邻邦苏联，它所给予我们的全面的、系统的、无私的援助，对于我们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 　　我们感谢苏联，就应该学习苏联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学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经验，学习苏联人民万众一心，坚持不懈、为完成几个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精神！ 　　我们要想把我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胜利地完成这个第一个五年计划；要想提前完成这个伟大的计划，就必须保证计划的每一项规定的具体实现。因此各有关部门或指定单位应当依照计划所规定的指标，根据自己的职责，订出有效的实行办法而切实执行。举一个小的例子，如实现农业生产计划的措施第三项之第三段所说各地方应该广泛地收集兽骨，制造骨粉，以增加肥料的供应。如果政府对于兽骨没有定出收集的具体办法，使全国屠宰场坊，特别是家家户户都能够把每天食用过的猪、牛、羊、鸡、鸭等的骨头保留起来，收集起来，利用起来，那个规定就收不到最大的成果，如果定出有效的实施办法，就能够得到一宗很可观的骨粉原料。根据计划中商品流通额中所列的猪肉供应数字，把五年平均数计算每年为三○七·八万吨，如果骨头的比重，为肉量的百分之十五计算，每年可有骨头四六·一七万吨，若再加上牛、羊、鸡、鸭等的骨头约为猪骨的三分之一计算，加起来，即年有六一·五六万吨，其中若有三分之一散落人家无法收集，每年就要损失骨粉原料二○·五二万吨。我想政府计划机构和各业务部门，对于五年计划各种规定必定都会有更详细的实施办法，我这里不过指出我们应该对于计划中每一句话，都认识到它所具有的重要性，希望都能以具体办法来达到目的。我们全国六万万人民，智慧是无穷的，力量是无穷的，只要大家都动员起来，依照计划的规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我们就一定能够争取提前完成这个伟大的计划！ 　　要想建设社会主义完成五年计划，必须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以积累资金，增加财富。李富春副总理在报告中指出：“目前我们有些方面、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有些企业，仍存在着很严重的浪费现象。”这种浪费行为是和实现五年计划的道路背道而驰的。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曾不断地指出厉行增产节约的重要意义。艰苦朴素，本是我们中国人民传统的美德。而苏联的经验更清楚地告诉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严格地实行节约。我完全同意李富春副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在报告中所提出的关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方针和办法，为了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的幸福，我认为应该把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我们全国范围长期的一个经常性的政治任务，使人人都能从思想上认识到浪费是可耻的、是犯罪的，一致起来和浪费现象展开无情的斗争！ 　　我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关于一九五四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五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一九五五年国家预算中，经济建设费和社会文化教育费达到全年支出的百分之六○·六七，完全体现了重点建设的方针，充分反映了我们全国人民进行和平建设的愿望。但是我们知道：美帝国主义还在坚持它的“实力政策”，还在世界各处及我国的周围加紧建立军事基地，还霸占着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为了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亚洲及世界和平，反抗侵略，解放台湾，我们必须继续加强我们的国防力量。我认为今年预算中，国防费占全年支出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一九，是必要的，是完全合理的。实现一九五五年的国家预算，将使我们的国民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人民的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将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和提高，国防力量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和巩固。全国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必须切实掌握收入和支出的每一个环节，为保证完全实现一九五五年的国家预算而奋斗！ 　　实行义务兵役制是我们迅速建立起强大的现代化的武装力量的一个重大步骤，并且将使我国能够逐年地积蓄起强大的预备兵员的力量。我完全同意彭德怀副总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的报告”。我们知道，在兵役法修正草案公布以后，全国人民就一致表示热烈拥护，广大青年更积极响应祖国的号召，争先恐后地申请参军，如彭德怀副总理在报告中谈到的，有着无数动人的事例。我建议在大会通过了这草案成为法律以后，我们全体代表还要进行更广泛深入的宣传，使全国人民都能认识到服兵役是我们人民的光荣义务和神圣权利。 　　在这次会议中，使我感到无比兴奋的更有一个根治几千年来无法治理的为患最烈的黄河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宏伟，不但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各国也是少见的。我们古时有句话说：“圣人出而黄河清”，浑浊和为害了几千年的黄河，在这个根治计划实现以后，就将永远澄清，永远为人民造福了。这使我深刻地体会到，有了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即使是有史以来从不能克服的自然灾害，我们也是能够战胜它的。 　　各位代表，我在这里发言的时候，内心真有说不出的兴奋和激动，在我们面前展开着一条多么光明远大的道路，这就是通往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我们现在是做着前人所做不到的伟大事业，我们的事业是极其光荣的，但也是十分艰巨的，同时这是我们的敌人所最不喜欢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和其他反革命活动，充分说明内外敌人是在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的事业，他们决不会甘心灭亡，所以我们必须百倍地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的一切破坏，并且必须严厉镇压和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我们民主党派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统一战线，加强思想改造，批判从旧社会所带来的一切落后的和错误的思想，努力工作，贡献力量，加强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和全国人民一道，为争取全面地和超额地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 李大章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及国务院李富春副总理的报告。为着保证五年计划的贯彻执行，我现在仅就必须严惩反革命分子和坚持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两个问题，作如下的发言。 ## （一） 　　五年计划的实现，不仅会使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大大发展，全部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份的比重大大增加，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的比重大大缩小，而且也将会使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和国防建设更加巩固。所有这些，都是人民的胜利，也都是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贼卖国集团和一切敌视人民的反革命分子的失败。可是要实现五年计划，必须经过一场比过去反帝反封建更加复杂、更加尖锐和更加深刻的斗争。因为中国人民的敌人是绝不会自甘死亡的，他们是必然要千方百计地来破坏我们五年计划的。以四川的具体情况来说，四川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贼卖国集团最后溃败的地方，他们在溃败前后潜伏下来的蒋匪特务是为数很多的。解放几年来，经过剿匪、镇反、土改等一系列社会民主改革斗争，我们曾经给了在当时进行种种破坏活动的敌人以相当沉重的打击。而这种沉重打击的结果，对于过去几年来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社会秩序的树立和安定，以及对于全省经济的恢复和生产的发展上，都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但在过去未遭到打击的漏网的蒋匪特务分子，在经过一度消沉之后，现在重新抬头嚣张起来。敌人当前进行破坏的目标，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工业建设、互助合作运动、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并且采取了种种卑污龌龊的手段。他们进行破坏活动的方法，主要是采取更加阴险、更加恶毒的渗透与荫蔽的斗争方式，他们常常利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薄弱环节，特别是在我们某些落后村、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利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与错误，或我们某些干部与工作人员在思想认识上和生活作风上的某些不健康的情况，乘机进行破坏。有的是刺探与盗窃我们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情报，有的则进行暗杀、爆破、纵火、散布谣言、制造事故，甚至煽动组织暴乱。举例来讲，我省自一九五三年以来，敌人从空投和从陆路派遣进来的特务间谍，已被我破获和查明者即有五十六起。有反革命背景的流氓、盗匪等破坏社会治安的刑事案件也在增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敌人的破坏活动不仅发生在社会的各个方面，而且有的采取各种伪装的办法，已经混入我基本建设、工厂矿山及财经、文教等部门以及基层政权组织，甚至渗透到共产党的组织中来了。在我某些厂矿、企业和机关中，也由于组织不纯，而发生文件、电报、设计图纸及财物等被盗窃被破坏的事件是不少的。这些事实可以说明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的严重情况。 　　为什么会发生以上情况呢？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在各个工作方面的不断胜利前进，必然引起一切残余反革命分子和那些即将被消灭的阶级中坚决仇视人民的分子的反抗与破坏。可是对于这一点，有的人却严重地存在着太平麻痹思想，失去革命警惕，看不到敌人的破坏活动，因而也就不能及时发现敌人，严厉地打击敌人，这显然是一种对敌情认识不足的有害的思想。此外，有的人认为地主、富农或其他反革命分子虽是反动的，但他们手无武器，因而即断定他们造不起反来的想法也是错误的。有的人对于某些反革命分子和不法地主、富农的破坏活动，主张只从思想立场上加以教育改造，或主张“重罪轻判”，而不主张按照罪情依据法律给予应得的惩处，这也显然是会助长敌人的反动气焰，而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利的错误思想。 　　根据以上情况，为着要更好地保卫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我们必须时刻提高警惕，依靠千百万劳动人民，及不断加强我们的公安保卫工作，坚决同一切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作斗争。而且这个斗争不但在目前，而且在今后也不能有丝毫的缓和与减弱。为着彻底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今后更必须紧密结合着五年计划的胜利前进而大大地加强对敌斗争。任何麻痹与疏忽，都会给敌人以破坏的可乘之机，使得我们的五年计划遭受损失。 ## （二） 　　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是保证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促进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措施。从两年来我们执行的情况看，粮食统购统销不仅完全符合国家与农民以及全体人民的目前利益，而且更符合国家与农民以及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因之它是完全正确而适时的，我们在今后工作中必须继续贯彻执行。 　　四川是产粮区，粮食是有余裕的，同时解放后几年来不但没有大的灾情，而且每年收成都不坏。根据这一情况，四川不但不应该闹“缺粮”，而且更应该统购更多的余粮来支援国家的建设。但为什么去年温江专区发生了部分农民闹“缺粮”，今年涪陵、宜宾、达县几个专区又发生了部分农民闹“缺粮”呢？是不是我们对农民的余粮统购多了？或甚至买了农民应留的口粮呢？是不是我们供应少了，使得真正的缺粮户买不到口粮呢？事实证明，我们无论从全省粮食的产量数字看，或者从粮食的统购面和统购量以及给予农民“四留”的数字看，或者从粮食统销面和统销量的数字看，四川省都是不应该闹“缺粮”的。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以下一些数字：一九五四年四川粮食实产量共为三百七十五亿斤，征与购合占百分之三十七（除去薯类只占粮食的百分之三十一多），平均每人征购一百六十九斤。统销量为五十六亿一千万斤，其中农村供应量为三十亿零八千五百万斤，平均每人供应五十五斤。如按缺粮户每人供应一百斤计，可供应三千零八十五万人，占农业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五多。农村缺粮户和“转转户”全省平均最高以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四十五（一般占百分之三十至四十）计，每人供应的口粮和周转粮以一百斤计，全年农村共需供应量为二十五亿一千多万斤，较目前实际供应量可减少近五亿七千万斤，足见农村粮食供应漏洞是很多的，浪费是很大的。城市粮食供应情况也同样是很多的，浪费是很大的。城市粮食供应情况也同样是漏洞多而浪费大。全省二千人以上的城镇的人口共约六百万人，共供应了二十五亿二千五百万斤，平均每人每月供应三十四点五斤，这个供应数字是大的。如果供应的更恰当合理，要求城市销量按人口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米，以六百万城镇人口计，全年即可节约一亿三千四百多万斤。就是在每人每天节约了一两粮食后的供应标准，也仍然是比较高的。 　　但即是根据以上的情况，而城乡仍然有人在闹“缺粮”的原因何在呢？其中原因的一方面，固然有的是由于我们工作有缺点，如在统购评产中，由于对产量的调查不够确实，因而对个别农户发生了偏高偏低的现象，或在供应时，该供应的未供应，不该供应的反而供应了等等。另一方面，是反映了集体与个体、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与小农经济之间的矛盾。这是闹“缺粮”问题的本质的一面。而且更毒辣阴险的是某些不法地主、富农和残余反革命分子利用以上矛盾和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进行造谣挑拨，煽惑群众对于统购统销政策的不满，这更是绝对不能容许的犯罪行为。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因此我们对于农民的闹“缺粮”问题得出了两条规律，即第一，凡是闹“缺粮”闹得愈凶的人，实际上不但不缺粮，而且有余粮。或者有的农民在喊叫“缺粮”，实际缺的是大米，并不缺小麦、苞谷、薯类等食物。第二，凡是不认真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和加强对粮食供应的管理工作，以及坚决惩处某些不法地主、富农和残余反革命分子的乘机破坏，而只是采取谁喊叫即供应谁的官僚主义办法，其结果是供应的愈多，闹得也就越厉害。关于以上情况，我们有不少干部不从问题发生的本质方面去加以分析区别，反而同情或跟着叫，这不仅是反映了部分落后农民的呼声，而且更有人在听了喊叫之后，便主观地认为政府是否对农民的粮食统购多了，供应少了，或者认为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虽是正确的，但由于某些干部在执行政策上有偏差，对农民的困难照顾太少了。这实际就是说共产党与人民政府都不能代表农民利益，而他反是代表农民利益的了。这种观点与论调，显然是不符合于实际情况，不符合于统购统销政策，不符合于农民最根本的社会主义利益的。实际是企图推迟或者是不要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种错误思想。 　　为着使得我们的粮食供应工作做得更好，以便能节约更多的粮食来支援国家需要，保证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我们必须继续批判与克服对于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某些错误作法与错误想法，并认真地整顿统销工作，特别是我们更应全面地贯彻“三定”政策，使得农民生产情绪能够获得进一步的稳定与提高。对于城市人口的粮食供应问题，也必须进一步迅速而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调整，使城乡粮食的供应，都能获得更公平合理的解决，这对于巩固工农联盟，支援国家建设是有重大意义的。 　　来源：1955年7月22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