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手发动群众控诉与检举反革命分子

　　<《人民日报》社论>

　　放手发动群众控诉与检举反革命分子，是正确引导人民群众参加镇压反革命运动，高度发扬群众防奸细反特务积极性的主要方法，是保证彻底肃清反革命活动的必要条件。这种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的群众路线，各地人民政府认真执行的结果，获得了极大的成效。最近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乃至乡村集镇，各民族各界人民纷纷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对反革命罪犯的控诉会，直接受害者以及受害者家属，均在血泪控诉中倾吐了积压多年的冤恨，充分揭发了反革命分子的罪恶，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无边愤怒，使他们的政治觉悟大为提高，划清了敌我界线；并在这种基础上，展开了检举、密告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有些城市的人民，并已将“检举反革命分子”列为爱国公约的内容之一。因而许多城市的人民公安机关，在运动展开之后，每天都要收到几十封这类的信件。仅仅上海常熟区八十八个里弄冬防服务队，就检举了近七百名反革命分子。不少地方还出现了子女检举特务父亲等等的动人事例。事实证明，只要人民政府能够接受人民群众的正义要求，广大人民就敢于起来控诉与检举反革命分子。而且根据各地人民政府的调查，群众的检举、密告，一般都是有充分事实根据的。这给公安机关提供了充实的材料和可靠的线索，甚至帮助公安机关破获了难于破获的案件。人民群众的这种为保卫自己革命成果与生命财产安全的自觉行动，已使反革命分子更加孤立起来，使他们在人民的巨掌中战栗失色，深感无处藏匿，而日益暴露于人民面前。过去，有些人害怕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会引起“社会震动”，现在，面对着群众的伟大革命行动，那种多余的顾虑完全打消了。

　　群众积极参加控诉与检举运动的结果，使人民政府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公安机关，获得了千千万万的有力助手。人民公安机关乃是人民政府对于反革命实行惩罚的机关，负有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神圣职责，它们已经并且要继续为人民作出更多的事情；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忽视广大人民群众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的伟大作用，以致把人民公安机关的工作，束缚在狭小的圈子里面，而不去放手发动群众，因为为了群众而又依靠群众，乃是人民政府进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是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原则。目前正在开展着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更不能例外。事实证明，正是群众性的控诉与检举的这种群众路线，与人民公安机关的调查研究工作相结合，才最能够保证正确地处理反革命案件，而不牵连一个好人。群众性的控诉、检举与人民公安、司法机关的调查研究工作相结合，已使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起来，并已获得很大成就。但是，对于这样的成就，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已经认识得清清楚楚。直到现在，还有些人不大放心，恐怕群众的控诉，特别是检举与密告，会发生“挟嫌诬告”的现象，以致“冤枉了好人”。这种关心虽然是善意的，但确实是没有必要的。事实上，各地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结果，人民群众的一致反应是“该捕该杀”，“宽严分明”，“有法有天”，而没有说“冤枉了好人”。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是因为：第一，中央人民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九条上，不但规定了“对反革命罪犯，任何人均有向人民政府揭发、密告之权”，同时，还规定了“不得挟嫌诬告”。对于中央人民政府的这一法令，广大人民是严格遵守了的，因而他们的检举、密告，一般地是十分准确的。第二，人民政府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公安、司法机关，有着丰富的对敌斗争的经验，他们对于反革命分子可能的阴谋陷害，有着高度的政治警惕性，决不让敌人诬陷了善良的人民，因为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的目的，就在于保护人民。第三，人民政府处理反革命案件是谨慎而严肃的，这表现在一方面十分重视来自人民群众的检举、密告材料，一方面又不是单凭一两封密告信就去捕人和处理任何案件。人民政府的处理反革命案件，是依靠反复的调查研究和不容置疑的人证物证。在上述这三方面的条件下，广大人民的控诉、检举与密告，就成为有坚强领导的群众运动，决不是自流的；因此，它完全有助于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决不会有什么坏处。这样看来，某些人对于发动群众检举、密告反革命分子所持的怀疑态度，显然是不应有的。

　　现在，反革命分子虽已遭受了严重的打击，但是他们并没有死心，也不会死心，一部分坚决与人民为敌的怙恶不悛的分子，仍然力图报复，其活动方式更趋隐蔽，其破坏手段也更加毒辣。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人民政府必须继续充分发动群众，更好地开展人民群众对反革命分子的控诉与检举运动，才能扑灭反革命分子报复的凶焰，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不致遭受损害。

　　根据过去的经验，开展群众控诉、检举运动的中心环节，是大规模地组织宣传工作，揭露反革命首恶的罪行，解释人民政府的政策；并以实际行动为人民撑腰，即坚决处决那些血债累累的要犯。各地人民政府应该充分地信任群众，继续采用各种方法，如人民代表会议，协商会议，各种职业团体会议，街道、工厂的代表会议，以至居民的小组会议，引导这个运动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