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这大半个旧中国的文艺上的中心问题到底在哪里？——“关於现实主义”中的一节

　　<何其芳>

　　争论是这样开始的。在“新华日报”副刊发表的关於“清明前后”与“芳草天涯”的座谈会记录中，一位同志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今天这大半个旧中国所要反对的文艺界的主要倾向是什么？他说是一种“非政治倾向”，因此他批评了“芳草天涯”而赞扬了“清明前后”。王戎先生对於这样的回答不同意，他说：

　　我觉得现实主义艺术不必强调所谓政治倾向，因为它强调作者的主观精神紧紧地和客观事物溶解在一起，通过典型的事件和典型的人物，真实的感受，真实的表现，自然而然在作品里会得到真实正确的结论。

　　由於受到荃麟先生的非难，王戎先生在他的第二篇文章里作了更多的说明。他说，承受了五四传统的中国的现实主义，本身已经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倾向，“没有必要另外再加上所谓党派性与阶级性的政治倾向的理论”。他又说，现实主义本身就要求作家和人民大众在一起，但仅仅有明确的政治倾向和立场还不可能使作家和人民大众结合。“必须要求作家战斗意志的燃烧和情绪的饱满，这也就是所谓作家的主观精神”。这样的主观精神从何而来呢？他说：“那必须要依靠思想力的推动和引导。所谓思想力，包含有科学的观点和正确的立场以及社会学的，历史学的科学和正确的理论，但是，更重要的是作家必须根据这些，在实际生活中进行搏斗和冲激……使这种思想变化为一种力量。”所以，他还是认为“应该强调主观精神和客观事物的紧密的结合”。

　　问题正在这里。是不是今天只是继续强调现实主义就够了，用不着再提旁的什么？是不是现实主义的中心内容就在“主观精神与客观事物的结合”？

　　抗战中间，延安和重庆都曾提出过文艺上的民族形式问题。当时两地都有些朋友也是用“只是强调现实主义就够了”这种说法把它打了回去。当时我自己也是这种说法的赞成者之一。然而问题仍然存在着。既然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新文艺的主流就是现实主义了，而且后来更是“包含有明确的政治倾向”的现实主义了，为什么新文艺的群众圈子还是这样小？为什么连这个小的圈子里也有不满足的感觉，甚至有的人觉得这也不是现实主义的作品那也不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呢？症结到底在哪里？

　　假若我们根据王戎先生的说法来分析，则症结在於“主观精神与客观事物”还没有“紧紧结合”，而它们之没有紧紧结合又由於“主观精神”还没有“燃烧”，而主观精神之没有燃烧又由於“思想力的贫弱”，而思想力之贫弱又由於作家没有在实际生活中“进行搏斗和冲激”。粗粗一看，这也的确自成系列。但是，假若我们再追问下去：为什么有些作家没有在实际生活中“进行搏斗和冲激”呢？难道这是先天地被决定了，有的人生而就是搏斗家和冲激家，有的人生而就不是吗？假若不是先天决定，大家都还大可努力，那又到底怎样来解决这问题？从何着手？难道就是喊口号似地，或者做诗似地，叫着“搏斗啊！冲激啊！”就解决了吗？这样一来，王戎先生的说法就有些使我们茫然起来了。

　　其实，凡是在现社会里活着的人，未有不是在进行着搏斗和冲激的。地主压榨着农民的劳作物，那就是地主的搏斗和冲激。商人在市场上竞争角逐，孳孳为利，那就是商人的搏斗和冲激。即使是厌世家吧，逃避现实者吧，只要他还没有自杀，而又逃不到另外一个躺在床上什么事不做也不至於饿死的世界上去？他也仍然在进行着搏斗和冲激，而厌世或逃避现实不过是他的搏斗和冲激的一种形式。至於作品，是法西斯文艺也好，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也好，也未有不是主观精神与客观事物相结合着。难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文艺作品，或者其中居然没有了作者的主观精神，或者其中竟至看不见客观事物，或者两者虽有，但是互不相干呢？至於一般的资产阶级作家和小资产阶级作家的有名作品，那更是结合得紧而又紧的，所以它们才能打动我们，抓住我们，一方面在对於旧社会的不满或反抗上起了积极的教育作用，另一方面又顽强有力地灌输了我们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观点。难道这样的作品就是我们所要求的现实主义的范例和标准吗？

　　我这并不是误解了王戎先生的原意。我知道王戎先生所指的并不是一般的搏斗和冲激，并不是一般的主观精神与客观事物结合，而是一种特定的，革命作家的主观精神与客观事物结合。我的意思只是想说明简单地强弱搏斗和冲激，简单地强调主观精神与客观事物结合是如何不够科学，如何容易使人误解而已。

　　而且更重要的，到底今天这大半个旧中国的文艺上的中心问题在哪里？是不是就是在於革命作家缺少革命的搏斗和冲激，与他们的革命的主观精神还没有与客观事物紧紧地结合？

　　那位同志说，今天这大半个旧中国所要反对的文艺上的主要倾向是“非政治倾向”。然而我们并不能把他的意思引伸为他只要政治倾向而不要文艺性，尤其不能把政治倾向理解为“加上一些哲学表白和社会学名词”。关於“非政治倾向”他本来就有这样一个说明：“这是常识的说法，当然它根本上还是一种政治倾向。”世界上既然找不出没有政治倾向的作家，也就找不出没有政治倾向的作品，问题在他是什么政治倾向，以及他是否自觉而已。所以，假若我的理解不错，那位同志所说的政治乃是指今天的人民群众的政治，也可以说即是人民群众的要求；所谓“非政治倾向”乃是指有些作者不去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不去解决人民群众的问题，不去为他们战斗，不去为他们服务，而去写些与广大群众无关的“日常琐事”，而去宣传一些清楚的或不清楚的非人民的非科学的观点。

　　为人民群众尽了多少力，还可能增强多少，如何增强，这才是今天这大半个旧中国的文艺上的中心问题。检讨过去，规划未来，这都是一个最高的最科学的标准。对於过去和今天我们有所肯定，那应该是广泛的肯定，并不是只有某几个作家为中国人民尽了力，而是众多的作家在不同的程度上都有功劳。这才合乎历史事实。对於今天和未来我们有所批评和要求，那也应该是广泛地批评和要求。因为这也是事实，中国的人民的痛苦和要求在文艺上还反映很不够广，很不够深，而新文艺所能达到的群众圈子也还很不够大。在过去，或由於历史条件的限制，或由於客观环境的压迫，这大半个旧中国的作家还不可能更密切地与人民群众结合，但在今后，这个旧中国也是要变化的，而文艺与群众结合又已经在中国一些民主地区成为一种思想上与实际行动上的巨大运动，则新文艺如何首先在内容上其次在形式上更适合广大群众的要求就是一个异常重要的问题了。

　　诚然，这也可以说就是现实主义的发展问题。我也知道朋友们所说的现实主义并不是一般的现实主义（或者说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而是一种特定的，对於一般进步作家要求着人民大众立场，对於马克思主义作家则还要求着无产阶级立场的现实主义。因为无产阶级立场正是一种最有远见的最彻底的代表了人民大众利益的立场。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王戎先生说它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倾向，这是不错的，但假若这是指比较广泛的现实主义，则其反帝反封建就有彻底与不彻底的差别，即是说也仍然有阶级立场的差别。那么这就不是一个有没有“必要”加上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实。王戎先生又说，作家要和人民大众结合，仅仅有着明确的政治倾向和立场是不够的，也不可能的。这也需要加以分析。仅仅有了进步的政治倾向自然还不就等於与人民大众完全的密切的结合，但难道不是与人民结合的第一步，而且是不可少的第一步吗？至於人民大众或者无产阶级的立场的获得，王戎先生似乎以为很容易，其实是并不是这样的。自以为有这种立场那是容易的，某些时候在某些问题上有这种立场那也是比较容易的，要真正一贯地明确地有着这种立场，那就不容易了。那要经过了长期的思想上的教育与行动上的实践。倒是王戎先生所强调的“主观精神的燃烧”，“搏斗和冲激”，那不但是不够的，而且有时可能是与人民大众相违反的。革命的历史证明过，自以为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革命家，仅仅凭着主观精神的燃烧与搏斗，曾经给无产阶级事业带来很大的损害。革命的文学历史又证明过，自以为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的作家，仅仅凭着主观精神的燃烧与搏斗，曾经发展到与人民大众对立起来。

　　所以我认为今天的现实主义要向前发展，并不是简单地强调现实主义就够了，必须提出新的明确的方向，必须提出新的具体的内容。而这方向与内容也并不是简单地强调什么“主观精神和客观事物的紧密的结合”，而是必须强调艺术应该与人民群众结合，首先是在内容上更广阔，更深入地反映人民的要求，并尽可能合乎人民的观点，科学的观点；其次是在形式上更中国化，更丰富，从高级到低级，从新的到旧的，都一律加以适当的承认，改造或提高，把艺术的群众圈子十倍地以至百倍地扩大开来。

　　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我们的思想首先要来一个改变。我们要对於自己是否已经获得了人民大众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反省，我们才可能虚心地到人民大众中去学习。我们要对於自己的艺术作品与艺术思想是否已经完全符合人民大众的要求和利益加以反省，我们才可能使自己的作品更群众化，使自己的理论更科学。

　　所以首先应该强调的并不是什么“主观精神与客观事物的结合”，也不是什么“搏斗和冲激”。我也曾反覆地想过，是不是王戎先生通过那一套文学的字眼，“燃烧”，“拥抱”，“搏斗”等等，所要表达的意思不过是强调我们普通所说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重要，尤其是实践的重要呢？假若是，那是没有问题的，难道我们认为理论与实践结合不重要吗？难道哪个革命作家还没有这样一个起码的知识吗？问题在这里：我们只是喊口号似地，或者做诗似地强调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加以研究分析，找出症结所在来，然后给以真正的解决。

　　为什么革命队伍（革命作家在内）里面有理论与实践还不一致，或实践不足的现象呢？难道他们的进步政治倾向，他们对於进步理论一定的认识与坚持，都是虚伪的吗？不是的，由於社会的压迫，虽说他们并不是出身於劳动人民却与劳动人民处於相同的命运，他们才左倾，才在劳动人民的事业中来找他们的出路。这是真实而又真实，并不是虚伪。但是，他们或者由於看到人民的敌人还是如比强大，看到人民解放的事业是如此长期，如此残酷；或者由於尚未能深刻认识人民的力量，经常参加人民的斗争，从之得到锻链和改造，於是原有的阶级出身给与他们的摇摆性，脆弱性就在一定的时候显现出来了。这自然也是真实而又真实，但是并不能就简单地根据这一面去否定其革命的一面。而且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信心相信他们（其实应该说我们）是可以克服其弱点，更加革命化，也就是更加工农化的，只是要经过比较长期的思想上的教育与行动上的实践。这已经是一个为历史所证明的事实了。

　　又是思想上教育，又是行动上实践，到底哪一个重要呢？那是要看在什么具体情况之下的。一般地说，虽然理论都是从实际中来的，但在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的时候又总是首先要具体地从思想上解决。所以延安的整风运动首先是搞通思想，然后是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然后是不断地反覆地从思想与实践两者来贯彻。只是抽象地强调实践的重要，也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正如只是抽象地强调理论的重要并不能解决问题一样。

　　 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到十日

　　来源：《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 一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