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座改造资本家的学校

　　<习平>

　　上海香港路原金融公会的大楼门前，现在突然变得热闹起来了。早晨，当城市的喧嚣刚刚开始，各种车辆载着一群群的人，从上海市的各个角落来到这里。他们是上海各行各业的资本家，也有一小部分是资本家的家属。原来，这座大楼里现在设立着中国第一座帮助资本家进行自我改造的学校——上海市工商界政治学校。

　　上海市私营工商业全部公私合营以后，越来越多的工商业者迫切要求进行比较系统地政治理论学习，这样，上海市工商界政治学校便在今年四月底诞生了。这个学校由政协上海市委员会领导，由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分会主办。中共上海市委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协助。目前进入学校学习的二千多人是第一期学员，大部分是工商界中的骨干分子，以后将陆续分设十六个分校，计划在两年内，使全市九万多工商业者和部分家属都能轮流学习一次。

　　在一个早晨，我访问了这个新型的学校。全校学员被组成二十个班，领导学习的班主任、小组长，都是学员中推选出来的，学员们还组成了一个学校生活委员会，领导全校学生课外学习和文娱活动。学校里的课程，是请大学的教授、学者和一些负责同志来讲授的。他们除了听课以外，还有相当多的时间来充分地进行自由讨论。自由讨论的空气在学校里到处都可以感觉到，无论是在各班的墙报上，在班组学习讨论会上，在日常的闲谈中。学校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不久前，他们学习到关于资本主义的剥削问题的时候，全校各班几乎都展开了辩论，有的认为资本家不是剥削者，有的认为资本家是剥削者，双方列举了许多事实热烈辩论，连一些过去从来不发言的也发了言。学校里为了保证这种自由讨论的充分展开，还规定在讨论中不许给人“戴帽子”，不许打击讽刺，有不同意见的人允许他保留。真理是越辩越清楚的，通过这种自由讨论和相互教育，效果很好，使不少工商业者弄清了过去长期没有搞清楚的问题。

　　在学校工作人员介绍下，我访问了一个叫陈元钦的学员，他是上海公私合营中国毛绒厂的私方厂长。这个现年才四十多岁的资本家，有二十年的时间是在经营资本主义企业。陈元钦坦率地告诉我：“解放前，我是一个经营得不坏的资本家，厂里每年都有盈余；解放后，我从许多事实中，看到资本家有剥削的一面，可是总感到我自己不能算是完全的剥削者。我想：我过去每天起早落晚到厂工作，从来没有中断过，这不是劳动吗？在这次学习中我就把这种思想如实地谈出来了，虽然，经过许多同学的解释和分析，我觉得他们的理由不能使我信服，因此，我就坚持了我的意见。不久前，我们班里召开了一个较为大型的辩论会，在这个会上，有个同学提出的意见使我信服了。他的意见使我认识到这样一条真理：从现象上来看，资本家是参加劳动的，但是，资本家参加劳动只是为了监督工人劳动，其目的却是为了更多的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因此和工人的劳动——创造社会财富，有本质的不同。”陈元钦说：“当我认识了真理以后，我就放弃了原来的错误意见。真正在思想上解决了问题，这是一种愉快。”在和陈元钦的谈话中，使我想到中国的一句古话：“不破不立。”破掉资本主义，就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承认了剥削，就为放弃剥削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我在学校访问的时候，许多学员都用满意的口吻和我谈到学校里丰富的学习生活和灵活的教学方法。学员们告诉我，学校里除了上课和讨论以外，还进行课外的辅导活动和形象化的教育。例如在讲授“热爱伟大的祖国”、“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的时候，组织他们到工人文化宫参观了“上海工人运动斗争史”展览和上海先进生产经验的展览。事实总是最有说服力的，特别是当他们在课堂和小组会里开始懂得了一些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以后，再去看这些实物展览，启发就更大。展览室里的王孝和烈士殉难时的血衣，工人英勇斗争的图片，使许多人深受感动。

　　在这个学校里我听到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学校里的工作人员，曾经和我谈到学校里流传的关于“母子同学”的佳话。家属班的学员陈月英和第四班的学员徐敦础，原来是母子。徐敦础过去是个吃喝玩乐的小老板，解放后也不大管厂里的生产，母亲对儿子不满，很早就分居了。现在，母子俩人都参加了工商界政治学校的政治学习，早晨，徐敦础挟着皮包到母亲家里来，邀请母亲一齐去学校，晚上，母子俩人一同核对学习笔记、准备发言提纲。陈月英的丈夫徐本培，看到他们母子俩人一同进政治学校学习，真是高兴。家庭重新和睦团结了。

　　我参观了学校各班自己编写的墙报，这里也充满着新的生活气息。墙报的内容是丰富的，有学习体会，有关于一个问题的自由辩论，有漫画、诗歌，也有各种文化体育活动的消息报道。在一个班的墙报上，我看到一个年已五十九岁的老学员柴志香写的诗，他在诗里描述了他参加学习的愉快情景。

　　在另一个班的墙报上，我看到一个学习小组写的“假日游记”。一个星期天，这个小组集体游玩了郊区，访问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举行了野餐。学校里文娱活动非常活跃，经常举行各种球类、歌咏比赛，甚至还玩“老鹰捉小鸡”之类的游戏，人们就象恢复了他们的童年时代一样。

　　当我结束在上海工商界政治学校参观的时候，我想起了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曹荻秋在学校开学典礼上说的一段话。他说：这个学校的出现，“是上海历史上的一个创举，只有在以和平方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才有可能开办这样的学校，这是党的政策的胜利和工商业者初步掌握了自己命运的结果。”这个学校的许多事实，正是说明了这一点。

　　来源：《人民日报》1956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