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地区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

　　<徐奔>

　　（【湖北分社9日讯】武汉地区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

　　一、武汉地区高等学校老教师普遍感到知识不足，工作能力与工作要求有很大矛盾，因此很恐慌，说“国家前途光芒万丈，个人前途不具体。”华中工学院的老教师陈泰楷十分感叹地说：“我们好比一根腊烛，越点越少，不久便快完了。”教师们要求党来领导提高业务知识，要求进修，要求给以时间。武汉市第二医院内科主任闻亦奇，除了批条子、签请假单以外，还要参加大扫除，带领所属人员外出还要带队。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老工程师吃饭要排队，迟了往往吃不上饭。许多高等学校老教师经常要到市场上排队买菜，担煤球。

　　有些高级知识分子们批评政府对他们工作条件重视不够。武汉医学院有位老教授说：光分配很多任务，但工具不好。每次医药公司交给医学院的仪器不合规格，使科学研究工作很难开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医药公司建议中央考虑设立“中央科学仪器公司”，统一负责办理各个教学和科学研究单位所需要的仪器的订货。

　　由於对老教师关心不够，使得老教师们普遍感到自己“不中用了”，“前途茫茫”。他们埋怨党组织对老年人不够关心和重视，派到外国去参观的也多半是青年。这几年来，在某些青年教师中滋长着的骄傲自满情绪，使一些老教师十分伤感。有的老教师流露出“你不尊重我，我就不教你”的情绪。华中师范学院一些中年教师说党对待教师的政策是：“对青年教师培养，对老年教师照顾，对中年教师使用。”有的说：老年教师原有基础，青年教师有党培养。中年的要入团，年龄大了；要入党，没有条件，因此很苦闷。

　　由於对某些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历史情况还未查清做出结论，因此不放心地使用他们。在工厂内部，有的工程师可以参加画图，但不能下现场。在学校中有的可以在课堂上教课，但不能到工厂实习，使一批人惶惑不安。大学里系主任不如系秘书(党团员)有权。华中工学院院长查谦说：“不叫我工作我就不做，但是要用我的名字得通过我。”

　　教师中有人对表扬少，批评多的情况有意见。华中工学院副教务长刘颖说：“工、农业界有劳模，教育界却没有劳模。现在教师很努力，星期天也备课，积极性很高。但是批评多(指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表扬少，光打不拉。”华中师范学院院长杨东蓴问：“开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开不开老年积极分子大会?”

　　二、许多高级知识分子迫切要求学习，对党组织不注意领导和组织学习深为不满。华中师范学院许多讲授自然科学的教师想学自然辩证法，但是啃不动。华中工学院教师对於光学中国革命史已感到不满足，要求结合教学专门学习矛盾论、实践论，学习哲学。卫生系统有人说：解放以来，政治提高了，业务停住了。武汉市第二医院认为党不重视医务界，未统一布置巴甫洛夫学说的学习，也不组织俄文学习。中南财经学院院长马哲民说：“武汉缺乏专家、政府又只重视理工方面，因此我们的业务改造要比思想改造困难得多。”武汉医学院有的教授说：“光学政治，不一定能提高。”“苏联专家有成就，主要从科学研究方面改造自己，不一定从政治上来改造。光学习政治不解决问题。”华中师范学院有个别教授说：只管业务不管政治倒还“干净”，只要不管政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目前，武汉市副教授以上人员有六四五人，党员只有三十人；讲师四七一人中党员三十九人；工程技术人员一○二一人中党员只四六人。武汉大学教授中一年来有十四人要求入党，正式申请者七人，其中够入党条件者七人，实际吸收了一人。华中工学院副教务长刘颖说：武汉市吸收讲师以上的知识分子入党很少，就连助教入党的也很少。民主党派也不重视教师的政治要求，想加入民主党派，也入不了。

　　三、高级知识分子中有些人口多的生活有困难。他们虽有意见，但不敢公开讲。武汉长江大桥建筑工程局结构工程师孙春初，十一口人收入四五○分，本人在现场上每顿吃七分钱的菜，六分钱的饭，每月吸一毛二分钱的纸烟。工程师、教授普遍反映工资待遇上地区差别和工程之间差别很大。武汉钢铁公司工程师说：同一个工种的工程师，在东北得九百多分，上海八百多分、武汉只六百多分。原来在原企业中有福利金的，来武汉后却没有了。武汉医学院一教授也指出东北、上海教授的待遇比武汉高。他认为工资分值按几种主要生活必需品来定不合理。经常需要的日用品、文化生活用品等比上海等地都贵，因此汉口高级知识分子很吃亏。他建议工资分值按全国物价指数来定。这学期以上海合并来武汉医学院的教授，见到待遇比在上海低，存在着不愿在武汉的情绪。此外，华中工学院反映青年助教情绪不稳，原因是和他们原来的同学被分配到工厂、企业部门以后，工资待遇都比他们高。各校教师普遍感到工作紧张，寒、暑假没有休息。有人说：“这几年我们没喘过气，领导上是不是看不惯教师休息。”现在教师健康都差。许多教师问：“政府号召学生健康第一，教师健康第几?”武汉市第二医院最近检查了全院人员的身体，全院四百多人中有一百人害肺病。

　　不少教授对享受不到某种待遇深为不满。中南财经学院有人说：“外国艺术团来演出，我们看不到，我们也没有机会到怀仁堂，没有机会看到毛主席。我们的改造不比某些人差，而这些人都能进怀仁堂。”苏联专家来武汉讲学，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得不到票，一般人反而有票，因此怀疑自己是不是因为“有问题”，不能参加。

　　来源：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1956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