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路翎的短篇小说 　　<胡绳> 　　路翊的作品出现在广大读者的面前，大约已有八年之久。在下述两个意义上这些作品是值得重视的：第一，作者在这些作品中表露的思想情绪反映了这一个时期的国民党地区内知识分子思想情绪发展的一种类型；第二，这些作品表现着，作者对於创作界现有的作品不满足，而企图通过自己的笔来更深地写出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这种企图应该尊重，但其所达到的成绩也值得仔细考察一下。 　　我想在这里就路翎的一些短篇作品来尝试说一下我的了解。我所想说的作品是收在“青春的祝福”的一个集子中的一些作品和其他几个未收集的短篇。他的其余的长短篇作品，有些我没有看过（他的未出版全的长篇“财主的儿女们”我就没有读过），有些我只想附带提到。 ## 一 　　“青春的祝福”初版於一九四五年三月，但所包含的八篇短篇小说大概都是作者开始发表他的小说的最初两三年间（一九四○——一九四二）所写的。八篇小说被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六篇，第二部分两篇。我们可以从这个集子中看出这位年青的作家在和现实生活接触中怎样开始形成他自己的看法，在怎样的心情之下觉得必须把自己的所想所感写出来告知许许多多人。 　　从第一部分的六篇小说中，大体上说来，我们可以看见两个方面的人物。一个方面是在乡镇中的地主、高利贷者、投机盘剥的商人，总之，是剥削贫苦工农的人物。这样的人，在作者笔下，显得是卑鄙、自私、冷酷、狠毒、险恶。在“棺材”中出现了属於这类人物的弟兄俩，他们以欺诈起家，靠盘剥为生，甚至为了争抢各自的利益而互相像狗一样地殴打争吵。在“家”中出现了在矿场附近把房屋出租给工人的市侩，他的贪婪和吝啬恰恰同他的房客的正直、勇敢成对比。在别的各篇不以这类人物为主角的作品中，也还是出现着这类人物的影子；他们像是活动在阴湿地方的黑暗的爬虫似的，随时在吸吮着劳动者的血汗，谋害着敢於和他们对抗的人。作者所写的固然都还是剥削阶级中的小人物，但从这些人物的活动中，作者使我们看出，靠剥削别人而生活，就会产生最可厌可憎的剥削者的性格和意识，——在这方面，作者是成功的。 　　同这一方面的人物相对比，作者的笔下出现了另一方面的人物——属於贫苦的劳动人民的人。“棺材”中写了做木匠的佃客和他的老婆（给地主家作女佣人），在别的各篇中出现的都是煤矿工人。——在这些短篇中出现的工人，正如同作者在同一时期所写的中篇“饥饿的郭素娥”中一样，使我们明显看出是分属於两种型的：一种是流浪汉气质的工人，一种是刚离开土地不久的农民气质的工人。前一类的工人被写成是具有正直、勇敢的品质，是在苦痛的生活下烦恼着，挣扎着，追求着的。后一类工人则被写成是基本上带有懦弱、自私，“惯会自己欺骗自己”等等弱点的（例如“卸煤台下”中的许小东、“黑色的子孙之一”中的金承德）。为什么作者经常地强调农民出身的劳动者身上的弱点，而只从流浪汉气质的劳动者身上看出善良和向上的品质呢？这点让我们以后再来说到。现在我们要问的是，作者虽然一般地抱着同情来写工人，但他是真的写出了工人么？ 　　他的作品使我们看出，他不满足於仅仅刻划矿工们的外形与活动，他企图写出这些“黑色子孙”的内部的精神活动来。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出，对於他，同对於别的知识分子的作家们（他们的出身往往和剥削阶级相接近）一样，认识劳动人民的品质比认识剥削者的丑恶更要难得多。 　　像下面所描述的，难道真是一个过着“艰苦日子”的“工人”的儿子么？ 　　吴奇方今年十五岁。十五岁的少年，是已经能够朦胧地感受到世界底愁苦和不幸。十五岁的少年，是已经在内心里疼痛着对不知什么东西的漠然的依恋，和跟着这依恋而来的感伤了。……（“祖父底职业”） 　　也许可以这样解释：虽然这个少年的父亲和叔父是工人，虽然他的祖父现在已“沦落”到在工厂里做抄写员，但他的祖父曾经自己“办过一个小矿”，而且在祖父要他读书求上进的希望下，他已成为中学生，因此，他的心理状态仍是没落的中产阶层的反映。但是对於作者所描写的“矿工”何绍德，我们怎样来了解呢？ 　　何绍德比一切这样的人在灵魂里有着更多的愤怒。他孤独，悲凉，世界在他眼前展开，他带着光辉的年青在这世界上行走，然而总是什么东西压迫着他，使他不能满足他底欲求，使他苦痛。他所要求的东西是多么不容易得到啊，现在是，又回到贫苦的黑色的生活里来了，贫苦首先使他底愤恨燃烧。……（“何绍德被捕了”） 　　照故事所说，何绍德是一个曾经当过矿工，然后当兵，又从伤兵医院逃到另一矿山的人。这是一个带有流浪汉气质的工人。回到矿山后，他“爱”上了一个女人，但又怀疑她虚伪。当他去找他的爱人时，我们的作者这样写道： 　　他的思索充满了真实的生命，它是严肃的。向市集走去，并不像一般人在找女人去的时候那样带着情欲的，飘浮的心境，他感到他是必得要这样做的，就是，解决生命上的一个重大问题。 　　然而这一个问题他也终不能解决——他底内心的声音告诉他已绝望了，於是再不去想她，也是最可能的也是好的解决。 　　然而他不明了怎么叫做希望，什么是他的希望，因此就连绝望本身，也是荒谬的。 　　他在恋爱——只仅这是他所能理解的，这是奇异的，不相称的，永远纠缠不清的恋爱。（“何绍德被捕了”） 　　何绍德觉得骄傲；他是跟她走在一起了。并且他自己证实了她在和他走着的这一段路上并没有想别人，他决定要把什么都说一说。 　　“你并不清楚我，我……”他觉得他底嘴仍然强硬。他试着使自己镇定下来，试着去说关於生活和生命底全部庞大的话，给自己一种高尚的情感。……（同上） 　　自然，这些据说是由一个“矿工”口里说出来的话，不是一个“市侩的女儿”（小说中这样说）所能懂得的。 　　她皱起眉头，伤愁地瞧着他。 　　何绍德是用恋人底眼光解释着一切的，连金底秀丽的伤愁的眉头在他看来有着另一种意义；这就是：已经懂得他底话了。 　　“一件严肃的事，生活，……”他心醉了，枯草在他底手上战栗得更厉害了：“我觉得因为我爱上了你，这也是严肃的事，或者我们并不同，”他突然停歇了他的话，因为看见连金底小手在她那胸前抽搐了一下，他屏住气…… 　　他於是发觉了连金底深灰的眼睛里是淡漠和残酷。他底心碎了。（同上） 　　在我们这冗长地摘引下来的语句中，对主角的“心理描写”是很细腻的，但是，……但是，这真的是工人么？ 　　同样的，在别的几篇中，我们也不难遇见有些角色，在外形上虽是工人，却有着——我们只能说——一颗不是工人的心！ 　　石二是健壮的人，一个每一瞬间每一个地方找寻着自己因而苦恼的人，…… 　　在石二看来，真正理解一切并且感受着它的人，他一定是严肃的，并且因为在内心斗争着，是苦恼的，而他的所得到的快乐，是庸俗的人所不能理解的。（“黑色的子孙之一”） 　　但，这个石二也是矿工！ 　　如果在这些个工人的胸膛中跳着的，终究不像是工人的心，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试再读一下这个集子的第二部分。这里面包含两篇，一篇“青春的祝福”中出现了一个教会医院中的护士女学生和她的女朋友，还有她的流浪的哥哥；另一篇“谷”中出现了一对在恋爱着的小学教员。这一群知识分子说的、做的、想的和那些“工人”们多么相像啊！人们可以说，矿工何绍德和他爱人连金间的关系就是“谷”中的林伟奇和左莎；同样的，“青春的祝福”中的人物也在第一部分的各篇中出现过了，不过所穿的衣服不同而已。难道这群知识分子就是那些“工人”的化装？不，实在是那些“工人”在这里穿回了他们的合适的衣裳。 　　如果我们读何绍德的爱情故事时不免诧异，现在我们读林伟奇的故事就觉得很自然了。这是一个“从小康的家庭出身”，“不能安於目前的实际生活”，“带着浪荡者底心情看向他底理想，看向充满荣耀与自由的远方”的青年，在乡村小学中教书，爱上了一个女同学，“恋爱加深了他底理智和情感，浪漫的理想主义底心情和实际生活之间的矛盾，苦恼像风车叶子底交替似地袭击着他”。我们的作者用着颂诗一样的语句写着这一对爱人在恋情的高潮中时，—— 　　……他们贪婪地呼吸，默默地对暴风雨敬礼，而屏息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甘美的力攫住了他们，使他们暂时遗忘了恋情底愉快和苦恼，……感到自己成为山谷和天空的一员，而投入这完美的生命底力，生命底猛烈的喜悦，生命底暴乱的爱欲底表现里去了。 　　可是黑暗政治势力没有忘记这个据说被“通缉”过的恋爱者，虽然他“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曾做”，只是因为他“和那一批昏蛋搞不好”，直接的压力扑到他身上来了。他决定“走”。但是这种变动吓退了他的爱人，这是一个“追求着生活底安宁”的女孩子，她不愿跟她的爱人走上不可知的前程。於是林伟奇向他的爱人说，正如同何绍德所说的一模一样： 　　“……我明白我底生命现在来到了一个狭窄的河口，我会在礁石上撞伤，也会沉没，……也会不幸地颓唐地默望着我底被拒绝而受伤的爱情，失去了我底青春而去。是的，这是一个峡谷，我底生命冲激，跳跃，旋回，它将撞碎在礁石上变成粉末，或者和泥沙一同沉於阴沉的河底……但我仍然有着理性，有着我们勇敢时代的理性，在峡谷前面依然有宽阔的河道，有海洋，啊，我跟你说这些抽象的话干什么呢？我只要求你明了我，不，使你明了我！……” 　　女人不能“明了”他，离开了他，使他陷在“癫狂地企图杀死自己似的”情绪中。於是他也走了，“带着他底残破的心”，离开“这埋葬恋爱的山谷”。——这就是“谷”中的故事。 　　这里面有着政治迫害，有着“我们底幸福将在社会的群众的幸福一起”一类的字句，也有着对於林伟奇的“从小康家庭出身”而带来的“弱点”（“足以把他从自己从新的人群里拖出去的可恶的极性”）的批判的语句，……但是人们会觉得，从这篇小说里所能读到的只是这个人恋爱得多么“神圣而崇高”，而当这个人遭受失去恋爱的苦痛时又是多么值得同情的勇士，正如同那矿工何绍德一样。 　　我们说，在那里，不管作者所写的是什么矿工，但所反映了的却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心情；他要写工人的恋爱，但写出来的恰恰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恋爱；要写工人的思想，但写出来的恰恰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思想！ ## 二 　　在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二年，即作者写出上述这些作品的时期，国民党大后方的政治社会环境中，带有进步倾向而又没有真正建立革命的世界观的知识分子正面对着一种苦恼的试炼：对当前的现实绝对不满，对旧社会势力完全绝望，对一切虚伪、欺骗的市侩主义极端憎恶。自己的生活处於波动不安的条件下，受着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来的威胁。那时候，在敌后的人民游击战争中，虽然继续生长着人民大众的战斗力量，但是关山阻隔，讯息难通，接触不到；而在眼前，抗战初期的轰轰烈烈情形早已经过去，广大人民被压得紧紧的，表面看来好像一点动弹没有，只听得见呻吟与诉苦之声。已不像五四以后的知识分子那样盲目地相信凭知识分子个人力量就可以打出天下，这时的这种知识分子多少能够察觉自己的弱点，虽然也仍保留着一份自傲。既然自己是弱的，而向自己周围四望，又看不见人民大众的集体力量的掀动，那么怎么办呢？ 　　出路（自己的和全社会的）到底在那里呢？知识分子自己的弱点究竟怎样克服呢？人民的力量究竟在那里呢？——在这样的苦闷的年头里，某些知识分子为这样的问题而苦恼，而彷徨，甚至悲观绝望：因为如果不从集体的人民斗争上看，人民的力量是找不到的；如果看不到潜在着的人民的集体斗争力量，出路是找不到的；如果不把知识分子自己和人民大众相结合，知识分子的弱点的克服是不可能的。 　　如果把上面所引的许多被用来说明工人的话，拿来说明这样的知识分子，倒是十分恰当的。——“朦胧地感受到世界底愁苦和不幸。……内心里疼痛着对不知什么东西的漠然的依恋，和跟着这依恋而来的伤感了。”“他孤独，悲凉，世界在他跟前展开，他带着光辉的年青在这世界上行走，然而总是什么东西压迫着他，使他不能满足他底欲求，使他苦痛。”“不明了怎么叫做希望，什么是他的希望，因此就连绝望本身，也是荒谬的。”“试着去说关於生活和生命底全部庞大的话，给自己一种高尚的情感。”“每一瞬间每一个地方找寻着自己因而苦恼……”等等。这些难道不正是一种不甘於在现实面前低头，而又不知道究竟追求什么，从何处取得追求力量的知识分子心情的写照么？这种心情中包含着感伤、悲观的成分是很显著的。 　　为什么我们的作者硬要把本来属於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东西装到工人的心里面去呢？ 　　一个最简单的解答是：作者并不真正了解工人，而又不满足於仅仅在外形上来描画工人，想要“深”一点，结果就只能把他所了解的知识分子的一套拿出去垫空子了。 　　但问题恐不止於此。 　　再进一步，我们可以发觉，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往往是一方面为自己心情上的复杂的矛盾而苦恼，另一方面，却又沾沽自喜，溺爱着自己的这种“微妙”而“纤细”的心理，以为凭这点，正足以傲视一切市侩。有的知识分子以为劳动人民都是蠢如鹿豕，那里配有这种心理状态；也有的知识分子以为劳动人民并不蠢如鹿豕，所以他们也该有知识分子同样的心理状态，同样复杂的心理矛盾，同样玄虚的幻想，以及同样的对“人生问题”的忧郁烦恼，以为这样才足以表明劳动人民的“精神世界”并不卑下。 　　是的，这个作家用他的作品相当明确地反映了在一个苦闷的窒息的时代中孤立的知识分子的矛盾和烦恼心理。但仅仅如实地反映不是艺术的目的，很显然的，作者也不满足於此。他企图从知识分子的苦闷的“内心”中找出崇高的一面，足以引导他向前进的一面，於是他就——例如在“谷”中——赞扬起他的人物在恋情的高涨中觉得自己与自然融化为一的时候的“生命力”的神圣崇高的感受了，就把他在疯狂的苦恼下压制了失恋的伤痛当做是认识和工作上前进一步的契机了。但这难道是真的解决了矛盾么？这难道不只是知识分子的自欺自慰么？一面批判着知识分子，一面又用浮夸的自欺来迷糊知识分子真正向前进的道路，这正是读者从这样的作品中得不到任何东西的原故。 　　正因此，我们的作者不但没有能真实地写出劳动人民，而且也并没有很好地写知识分子。我们还应该指出，在这个集子中，反而是他写工人的作品有着较多部分的成功。 　　当这个作家写到工人时，恰恰是在他着力於他的人物的“心理描写”时，他是完全失败了；例如“何绍德被捕了”就是完全和工人实际生活不相干地处理这个工人的恋爱心理，结果就只使人看到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无聊恋爱故事的恶劣翻版。因为人物的心理和情绪必需是在一定的实际生活斗争中镕铸起来，生长起来，才是真实的心理和情绪。但是我们的作家对於矿工的生活纵或只是作为旁观者而考察过一番，究竟他是看到一些真实的生活；因此当他着力於生活场景的如实的刻画时，例如在“卸煤台下”这一篇中，他就得到了在他的工人生活的作品中最高的成就。——非人的劳动生活，在重压下的愤懑，最低生活需求的渴望与不能满足，在劳动者同伙中的友爱，一切都处理得很好，给人以鲜明的印象。一个最受包工头欺负的矿工许小东在深夜中劳作於矿场上时受到了停职处分，心情不定时被煤车压成了半死，就在这时，郁积着的群众的反抗意识突然爆发了，虽然并不可能立刻成为大的行动，—— 　　伙伴们重新围向许小东。风在电线上呜咽，卸煤台下全体寂静。突然，锅炉房汽笛底黎明五点的咆哮在山谷里震响了起来。这是一种强大而拖长的，悲沉的呼声，用在山峰上碰出的锋利，颤抖而短促的回响来做收束。人们好几年来就熟悉了这声音，但从来都不去懂得它底意义，然而今天，从这报告白昼的辛苦就要开始的悲号里，像在深夜里战栗醒来，听着一个巨灵底号叫似地大家觉察到一样深切的东西了。 　　所有的疲劳於苦重的工作的胸脯被黎明的冷风灌满。 　　“这是什么世界？它叫什么？”人们底眼睛互相问：“它说的是什么！是不是说我们？在这里的我们？”於是回答：“是的，我们，我们整个。就是这样的世界，这样的夜，它说，往前走吧，前走吧！前走，不要怕痛！” 　　这里也有工人心理的描写，但这种心理是跟着生活的发展而出现——几乎是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的，这不是写作的人为了使所写的人物不致显得太“寒伧”而硬给镶嵌进去的一点什么思想。但是就在这里，我们的作家也还是舍不得不把他自己的东西加一点进去。紧接着上面的话，—— 　　一个丑陋的少年从眼睛里流出热泪来，涂在高而窄的颧骨上。在这汽笛底哀号，同伴底沉默，和黎明底凉风中间，在这倔强，凶狠污黑色的卸煤台下，他是突然怎样地感到他的生命底丰满，坚强，和温柔！ 　　——“吓，不要怕，向前！”他底赤裸的眼睛说。 　　的确是“突然”。“生命底丰满，坚强”而且又是“温柔”，这诚然是美妙的想法，但拿来硬塞到一个少年工人在这时候的感觉中，确实是太“突然”了。——这里，作者好像是刚开始把我们引导到真实的工人生活中间去的时候，“突然”又用知识分子的主观来遮断了我们。 　　如果这样的看法是对的话，我想说，这位被称为最不沾染“客观主义倾向”的作家，确实是有着太强的知识分子的主观，他的太强的主观妨碍了他去认真地写出他所看到的工人，而使他宁愿从臆测中探索工人的“精神世界”，以致把他似乎是寓以希望的工人也写成和某些知识分子一样地是“情绪闪铄的神经质者”了。被写做工人的“精神世界”内容的思想情绪和所写出来的实在的工人生活就显得是不能相容，使读者觉得离奇而不可理解了。——就这意义而言，我同意胡风在“饥饿的郭素娥”的序言中所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刚过二十岁的青年作家底可惊的情热和才力，同时也就看到了被围绕在生活触手中间的，有时招架不来的他底窘迫。” ## 三 　　然而我们还没有接触到内在於路翎作品中的思想内容。胡风在“郭素娥”序中引用了作者自己的一段表白，其中有这样的话：“我企图‘浪费’（原文有引号——绳）地寻求的，是人民底原始的强力，个性底积极解放。”这话是极有助於我们的了解的。 　　这也不是路翎这一位作家的独特想法。原来在黑暗时代中的孤立的“进步”知识分子，是常陷入这种思想偏向的。他们因为觉得知识分子孤军奋斗的无力，转而相信在人民群众中有着力量；但在当时当地所接触到的群众中，从表面上看去，却呈现着沉寂、落后、麻痹的现象。那么人民的力量到底在什么地方呢？他们不了解人民的力量存在於人民大众从被压迫生活中的觉醒与可能觉醒中，却反而想去从人民中找什么“原始的强力”了；他们不了解人民的力量存在於觉醒的人民的集体斗争中，却片面地着重了“个性解放”的问题。 　　在“青春的祝福”一集子中是透露着这样的思想的。从我们前面所引用的片段中，我们已可看到“关於生活和生命底全部庞大的话”，心境与自然相合一时的“完美的生命底力”，“生命底丰满，坚强，和温柔”等等说法。当作者说到这一类的意思时，我们可以觉察到他选择和运用文字的窘迫和艰难。但这不是文字的问题，而是因为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暧昧的、玄虚的，连作者自己也不见得能把自己的思想把握得清楚。 　　自然，我们并不是只摘引片段文句来证明作者的思想，我们是从他整个作品中所表达的实在内容而看出这种思想实质来的。这就表现於，在他写知识分子的作品中，虽似乎是在批判知识分子，但并不是着眼於知识分子与群众孤立这一点上进行批判，而是想从知识分子“内心”中找出某种自然的、单纯的“力”来作为克服一切矛盾的出路。这也表现於，在他写劳动者的作品中，其主观意图虽然是要探索人民群众中的精神活动，但实际上，他所着重地加以表现的只是人民群众的这样和那样的弱点；其主观意图虽然是要寻找存在於人民群众中的力量，发扬人民的英雄主义，但实际上，他所宣示的人民力量并不是从现实生活中产生，倒是建立在与现实生活无干的突发的感情波动之上，也不是在集体的群众中产生，倒是建立在离开群众的独立特行的个别人物身上。 　　由此，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解释前面所曾提出的问题了。为什么出现在作者笔下的矿工劳动者显著地分属於流浪者气质与农民气质的两种型呢？为什么作者以深切的同情写着的人物（不论是劳动者还是知识分子）都带有流浪者的气质呢？为什么呢？就因为被朦胧地“寻求”着的“原始强力”和“个性解放”似乎是最同流浪者气质相合了。 　　“卸煤台下”的一篇，如前所述，是包含着最多的真实生活的，但其基本思想还是这一个调子。被肯定的人物有唐述云：“这是一个以严刻和强悍自居但其实善良的流浪汉”，有孙其银：“当过铁匠，在风炉、硾与砧旁边愤怒交替着蒙昧地度过八年；领导过一小支游击队，在南方底林丛里从大腿上流过铁匠底血；爱过一个都市的下流女人，想从头来安排生活。但终於失望，痛恶地奔开。……”——也还是流浪者的气质。作者使他们最后都自动地离开了矿场，“流浪了十几年，又要流浪开去”。和他们对比的是离开土地不久、苦思着土地的许小东，作者同情他，只因为他是“被生活压瞆的人”，然而他的行动显出是自私、迟钝、保守，而且照作者说，有着“自我欺骗的本能”。他最后在被压坏一条腿后，成了疯人。这疯人看到孙其银和唐述云离开矿场而远走高飞的时候，作者写道： 　　一种宁静，或者说，一种单纯的智慧的崇高神情在疯人眼睛里出现了。他四面望，——他懂得一切的！ 　　“好好，好，好……飞飞飞啊！你们都会好了……”他嘶声唱。但随后，当他瞥见了孙其银底不安神情的时候，他就痛叫起来：“带我去吧，孙其银，我是好好的……带我去吧！” 　　恐怕我们只能这样解释，作者在这里是象征地说，落后的农民只在成为“疯人”后才懂得了能“飞”才是好的。 　　对於所写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是向现实妥协的人，作者也都赋以流浪者的气质。“谷”中的主角林伟奇“是不能安於目前的实际生活的，他固执地，带着浪荡者底心情看向他底理想。……”而据说，他的失败了的恋爱更使他“认识了以前所课给自己的生命底冒险和飘流底实际意义了”。所以故事的结束就是主角的再度“飘流”。 　　动乱的中国现实逼使不少知识分子与劳动者流离失所，飘泊东西，——对於这，难道不应该写么？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作者为什么只是在流浪汉的气质中才能看到善良和进取的品质呢？这就是因为，作者所追求着的“人民底原始的强力，个性底积极解放”是和为了不使自己为生活“压瞆”，而从生活中“飞”起来的要求相联结的。表面上是要“强”，要“解放”，实际上却是想超脱现实生活，逃避现实的斗争。如果作品中也写着实际生活的斗争，那只是为了反映出流浪汉俯视着生活的“崇高”；如果作品中也包含着什么理想，那只是“带着浪荡者底心情看向”的理想！ 　　如果说，在“青春的祝福”这一集子中，这一中心思想还不够显豁的话，到了以后几年中同一作者所写的作品中就把这思想更明确地展开了。 　　我的手边恰好有着这几篇未收集的作品：一九四三年五月发表的“蜗牛在荆棘上”，四四年的“罗大斗的一生”，四五年的“两个流浪汉”。 　　“蜗牛”中的英雄黄述泰，本是佃农民，但当了兵，而且据说是“有着那种飘泊者底壮烈的对孤独的抱负”。他仇视家乡的一切丑行和黑暗，因为有老婆不贞的传闻，便借此回乡复仇。整个家乡不理解他，这个英雄在故乡的人群中成为孤立者，但是—— 　　流浪者有无穷的天地，万倍於乡场穷人的生涯，有大的痛苦和憎恶。流浪者心灵寂寞而丰富，他在异乡唱家乡的歌，哀顽地通过风雨平原，黄述泰敞开颈口，轻莞地微笑，凝视门外。 　　“罗大斗”是更奇妙的一篇。这是一个上代曾经相当富有的贫穷农村家庭的子弟，他的“最高理想便是成为一个真心的男子，就是说成为一个光棍。”作者在篇首有两行扉语说：“他是一个卑劣的奴才！鞭挞他啊，请你鞭挞他！”作者在这里写着这个人物作为农村破落户子弟的种种卑劣的弱点，——但这显然只是他所写的一面；另一面，作者竭力作着“心理分析”，写这个人物的求做“光棍”的“理想”的发展：“随着热情，走上了他底奇异的途程。”——这或许就是胡风说“我们所要求的人民底英雄主义是能够从这里呼之即出的”的理由吧？神奇的幻想使罗大斗去追逐一个女人（另一乡场中的富户的女佣）。离开家，做了一个真正的“光棍”，过着乞丐似的生活，他达到了和这女人幽会的目的—— 　　他们站在坟墓旁边的荒草中，罗大斗呆呆地看着田野。……罗大斗是已经得到了初步的胜利，他的心温暖而活泼了起来。他望着田野，觉得一切都甜蜜、凄伤、美丽。…… 　　他觉得他被爱了，而他底往昔的生活是十分凄凉，他哭了起来。…… 　　但是他被女人的主人家里捉了去，一顿毒打后，被卖做“壮丁”。於是他的心理又经过复杂的激烈变化，“他渴望非常的残酷的痛苦，他渴望他们不曾遭遇过的那种绝对的痛苦。……他渴望这个，因为他底生命已经疲弱了，这种绝对的力量是他底生命里面最缺乏的”。当“壮丁”列队出发时，在他母亲的嚎啕痛哭下，在同乡人的凝望下，他先是“麻木”，而后突然地爆发了起来： 　　於是他叫了一声，挣脱了兵士，也挣脱了他底母亲。他痴痴地走了几步，突然地就跪了下来，向他底母亲叩着头，然后向人群叩着头。他做这种行动，心里有着热狂的、愤怒的感情。他锐利地感到他底这种行为侮辱了一切，他心里有着大的快乐。 　　他并不想侮辱黄鱼场底人们，也不想侮辱他底母亲：他热狂地侮辱他自己，侮辱一切，因而快乐。这可以说是他底一生里的最清醒的瞬间了，虽然，很显然的，他已经被一种冷酷的疯狂所掌握了。 　　“两个流浪汉”的题目已说明它中间的脚色。陈福安做过各种职业，当过听差，做过苦力，都不满，想过“流浪汉生活”，便和另一个人合作走江湖耍猴戏。作者使我们看到这个人物身上也流露出可耻之处，但终於使人相信这是敢於“打破平庸”而在心底里有着“火辣的热情与高超的志愿”的。 　　倘使不从上述的作者的中心思想出发，这几篇恐怕是不可能理解的吧。不少读者以为作家路翎惯爱写神经质的人物以至疯狂心理，那恐怕是不能怪读者的。不仅这些作品中的中心人物，连某些附次的人物也是如此。例如“蜗牛”篇中的乡村贫苦女人秀姑在突然遭受到丈夫黄述泰的毒打时，我们的作者写道： 　　在黄述泰底拳头的闪耀下，秀姑看见了淡蓝色的辉煌的天空，并看见一只云雀轻盈地翔过天空。秀姑看见，於是凝视，觉得神圣。秀姑咬牙打颤，挣扎着，企图使丈夫注意阳光和天空，而领受她心中的严肃和怜惜。在她底痛苦中，她是得到了虔敬的感情。 　　她停止了挣扎。黄述泰放开她的时候，她闭上眼睛，躺在荆棘上，觉得为了她所受的苦，那个温柔、辉煌、严肃的天空是突然降低、轻轻地覆盖了她，她觉得云雀翔过低空，发出歌声。 　　在她嘴边出现了不可觉察的笑纹。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即使神经质的人物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神经质的情绪和劳动人民中的神经质的情绪也还是不同的。——罗大斗和秀姑的变态心理不外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幻想。 　　为什么神经质人物、疯子、流浪汉常常出现於作者的笔端呢？——难道不就是由於作者有意无意地觉得，只有从这里面才能找到“人民底原始的强力，个性底积极解放”？ ## 四 　　从“青春的祝福”这个集子到以后几年中的上举几篇作品，表现着一个很明白的趋势：那就是越来越离开真实的生活。作者所“寻求”的是那些空洞抽象的非现实的东西，而他所用来做写作的题材的终究不能不是现实世界中的现实生活，——在这里发生了矛盾。“郭素娥”的胡风序文中提及作者对小说“形式”的“疑虑”。如果这“疑虑”反映着创作过程中的苦闷，请容许我大胆推断，苦闷的根源不是什么形式和内容的冲突，而是思想和现实的深刻矛盾。 　　用在社会生活中浮游不定的流浪汉来做作品中的角色，还是解决不了这个矛盾的。——虽然已经从流浪汉气质的劳动者进一步，索性写疾恨家乡而当兵的“流浪人”、弃家无业的光棍、走江湖的耍猴戏者，但这种人物仍旧还是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人物。如果以为在这种人物中可以自由填塞进去知识分子幻想中的抽象的“人性”和“崇高”的“个性”，那仍旧是不能不失败的。 　　自然，作者也有别的不少作品并不以这类人物为角色，像收在“求爱”集中的许多速写式的作品以及在去年发表於“时代日报”上的若干短篇。读这些作品，我们能够很容易地感到，作者是想使读者相信，在一些“卑微和不幸”的人的生活中，有时，纵然只是暂时地，会突发某种奇异的“崇高”的情绪，例如贫穷的老太婆在黑夜雨中追逐和叱打他的小猪而跌倒在泥泞中时，“她忽然安宁，她底内心变得非常的温柔”，并且觉得看见了“天上有五彩的云，远处有金色的光”等等（“求爱”集子中的第一篇）。而和这种能够有幻想的人物相对的，作者又写了不少篇作品，刻毒地讽刺平庸、冷酷、麻木、无聊的人物，这些被描写的人物，笼统地说，大多数是可以归入小市民层中的。小市民层的性格、思想和生活诚然有值得讽刺和责骂之点，但我们必须指出，这种小市民层的病态，乃是半封建和买办经济制度下的产物，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应该从它社会根源上挖掘和批判。作者在其“青春的祝福”若干篇中，还在暴露着明确地属於剥削阶级的小人物，而在其较近的作品中，现实生活中的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反而淡薄了，剩下来只是抽象的人性中的美丽和丑恶的对比，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小市民层成为了我们的作家所打击的主要对象。 　　陆翔在“评求爱”一文中说：“路翎的小说是摈除了那些表面的社会现象和枯燥的故事底罗列，而直接地深入了人物底精神世界的。”这话本意是在赞美路翎，实际上倒正是说中了路翎作品所日益陷进去的一个泥沼。如果不通过一定的“社会现象”与一定的“故事”（一定的生活环境与一定的人物的活动），无论怎样天才的作家也不能“直接地”“深入了人物底精神世界”。如果是这样的作品，那就一定不是深入了任何“人物底精神世界”，而只是作家自己的思想独白。这样的作品，走到极端，就只能是尼采的“查拉图如是说”之类的玩意儿了。 　　有时候，对一个作家的赞美简直可以看做是残酷的批评。“文艺复兴”上发表过唐湜的一篇评“求爱”的文章，试看这位评者用怎样的句子赞颂路翎： 　　……路翎的作品正是一片阳光，有变幻莫测的光彩与灼人的热，而且他还是早晨的阳光，会给人奇异的，疏阔的感觉…… 　　……路翎的小说却有着一种年青的或原始的单纯的深厚的生命力，像早晨的太阳，宁静而致远，包含着朦胧的柔和的美。 　　至於另一位批评者，陆翔，所作的赞颂也和唐湜的并无不同。据他说，即使最蹩脚的读者读了路翎的作品后，也会“觉得有一种燃烧的生命力量指引你们向最高的人生境界一步步上升”，而且蹩脚的读者因为没有“对待人生和艺术底真诚的关心”，就会“走不进那辉煌的精神世界，只觉得缤纷的、灿烂的、眩耀的思想火花，一个个在脑际闪铄而过，迷乱而困惑，难於获得具体的思想内容了。”——但究竟“具体的思想内容”是什么？这位想来一定懂得的评者自己也只说了一套诸如此类的空话而已。 　　够了，够了。如果是对於一个并不站在“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上的作家，这样的赞美难道不是一种最刻毒的讽刺么？ 　　如果真把这些话当做赞美来读，那只足以葬送这个有显著才能的作家，阻止了他认真地从现实主义的道路来解决他创作过程中的矛盾——紧紧地依靠着真实的人民生活这一面来解决思想与现实的矛盾。 　　 一九四八年於香港 　　来源：原文刊于香港《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转载于《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 一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