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主观问题 　　<荃麟> ## 一 前 言 　　关於主观问题的讨论，事实上三年前已经开始了。一九四五年“希望”第一期上发表了胡风先生的“置身於民主斗争之中”和舒芜先生的“论主观”两篇论文，把他们对於主观问题的见解作了较有系统的说明，实际上也就等於“希望”社对文艺运动提出的宣言。以后“希望”及“呼吸”各期中，均有论文继续发挥这一理论。当时在重庆好几次文艺座谈会中，以及这年年底重庆所举行的文艺漫谈会中，均讨论到这个问题，不过当时这些口头的讨论一直没有得到结论。复员以后，除了渝蓉方面仍有继续讨论外，在上海这些讨论是停顿下来了。但是这些理论本身仍然在发展下去，而且显出一种宗派主义的倾向了。 　　讨论的中心，是在对於主观问题如何理解，以及如何才能发扬文艺上的创造力量。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的见解是和主观论者基本地不同的。然而他们却处处以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文艺思想者自命，因而引起了读者不少的误解，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有责任予以澄清的。 　　今年春天，本刊[即“大众文艺丛刊”——在香港出版的一个以文艺批评为主体的不定期刊。]第一二期上均提出了这些问题，希望大家来展开讨论，以期由相互批评，弄清问题来加强文艺思想上的团结。我们也得到了一些朋友和读者宝贵的意见，但是从主观论者所得到的答覆，却是“泥土”六期和“歌唱”上一些无原则的诬蔑和漫骂，甚至把“海外好汉”、“地理因素”以至“革命的血为谁而流”这些话都编派为我们的罪名，这实在是无聊近於愚蠢。我们断然不能容许把思想斗争引导到无原则的喧骂中去。我们应该从原则上以说理的态度来澄清思想的混乱，从统一战线的立场上来进行思想斗争，以期达到文艺思想上的加强团结，这是我们应有的态度。同时，对於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曲解，我们是不能不予以纠正的。本文的目的，即是要说明马列主义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他们这些理论的基本区别，从而说明我们对於主观问题的见解。 ## 二 主观论者的哲学上的错误 　　“希望”第一期上，舒芜先生“论主观”一文，可以说是建立了主观论者理论的哲学基础。舒芜先生把他这套理论自称为“约瑟夫阶段的新哲学”，胡风先生在“后记”里也说：这是“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可见这论文在他们是何等的重要，而提出又是何等郑重。但是就在这篇论文里，我们看到了主观论者对於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作了多么可惊的曲解，和对於约瑟夫·斯大林作了多么大胆的诬蔑。舒芜先生一开始就说： 　　今天的新哲学，除了其全部基本原则当然仍旧不变外，“主观”这一范畴，已经被空前提高到最主要的决定地位了。 　　任何一个稍有哲学常识的人，都能看出这句话是无法成立的。因为马克思唯物论哲学的最基本原则，就是“存在决定意识”，舒芜先生既然把“主观”提高到了“最主要的决定地位”，那末这个原则首先就被否定，还有什么“其全部基本原则当然仍旧不变”呢？还有什么马克思的哲学呢？ 　　斯大林所撰“联共（布）党史”第四章总可以被认为是哲学思想在斯大林阶段的结晶的表现。既然舒芜先生自称并不是宣讲他自己的哲学思想，而是约瑟夫阶段的哲学思想，那么请读一下“联共（布）党史”第四章应该是有益的。在那里面，斯大林扼要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底基本特征”，不妨在此把原文摘录如下： 　　（一）……马克思底哲学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按其本质说来是物质的……世界是按物质运动规律发展着，而并不需要什么“宇宙精神”。…… 　　（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认为：物质，自然界或存在，是在意识以外，不依赖於意识而存在着的客观现实，物质是第一性的现象，因为它是感觉，观念或意识底来源；而意识是第二性的现象，从生的现象，因为它是物质底反映，存在底反映…… 　　（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认为：世界及其规律完全可能认识，我们对於自然界规律的那些已由经验和实践考验过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确实知识…… 　　斯大林就是这样地解释了唯物论哲学，由此可见，所谓“主观”这一范畴在“约瑟夫阶段的哲学思想”中“已被空前提高到最主要的决定地位”，不过是舒芜先生所编造出来的谎话而已。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哲学思想中占着“最主要的决定地位”的是什么呢？不是别的，乃是承认“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这一观点，这一观点如同斯大林所说，是与那“认为世界是‘绝对观念’，‘宇宙精神’，‘意识’底体现”的唯心论观点恰恰相反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宇宙的发展，本质上正是物质的规律性的自己的运动，在这里是用不着任何“宇宙精神”参与其间的。但是按照舒芜先生所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主观”却被“提高到最主要的决定地位”，因此在他的文章中就自然出现了“大宇宙的本性——生生不已的‘天心’”这类的说法了。 　　在哲学唯物论思想中，是怎样处理人的主观作用呢？上举的三个基本特征中的二三点已说得很明白。那是一方面确认主观意识是由客观所决定，为物质之反映；另一方面又确认人类能够认识客观世界，并且通过实践来加深和验证我们的认识。主观的能动性基本上是表现於这种认识与实践的能力上。舒芜先生及其他主观论者努力片面地强调主观的作用，却从来不提到，主观作用的基础乃是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却宁愿抽象地空谈“主观的能动性”，这就使他们一往不返地堕入唯心论的泥沼。 　　如果要具体地讨论主观的能动作用，就势必要接触历史唯物论的理论。斯大林正是在说明历史唯物论时展开了对主观作用问题的讨论。因为只有在社会历史的研究中才能够看出，人类的主观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怎样起作用於客观界，而在人类能够充分把握客观的发展规律时，就能够发挥最强的主观作用。当历史发展到斯大林的时期，新兴的无产阶级已经掌握着关於自然与社会历史的正确理论，这种理论具有改造世界改造历史的巨大作用，已在反覆的普遍的实践中受过了充分的考验。拥有这样的理论的无产阶级就有能力来做“历史的主人”以至做“世界的主人”。所以斯大林在说明历史唯物论时，特别强调“把哲学唯物主义原理……应用到无产阶级党底实际活动上去，该有如何巨大的意义”。 　　历史唯物论固然是哲学唯物论的论点的扩展（扩展到社会生活的研究上、社会历史的研究上），但很明白的，并不是简单地把哲学唯物论的观点演绎一下就行的。舒芜先生既把主观作用的强调当做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以致完全离开了哲学唯物论的立场；又把他的这种哲学见解直接引伸到社会历史问题上，完全不顾历史唯物论中的具体规律，於是他的思想就搞得混乱不堪。 　　试看舒芜先生是怎样地解释历史的，他说：“人类的斗争历史始终以发扬主观作用为武器，并以实现主观作用为目的的。详言之，人类并不是用自然生命力或社会势力来斗争，而是用真正主观作用来斗争，也并不是为了社会本身或自然生命而斗争，而是为了那比自然生命本质上更高并且中间就有机的统一了社会因素的主观作用之真正充分实现而斗争的。”在这里，马克思唯物主义中关於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与发展的学说，完全被抹煞了，“作为历史动力的”变成“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了，人类的历史变成了一部主观作用的历史了。舒芜先生并把以经济关系为区别的、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到阶级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程，曲解为主客观相合致的第一阶段、主客观矛盾展开的第二阶段，和主观作用征服了客观的第三阶段，这和约瑟夫·斯大林的哲学有什么相干呢？约瑟夫·斯大林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社会发展史首先便是生产发展史，数千百年来新陈代谢的生产方式发展史，生产力和人们生产关系发展史。”他还特别关照我们：“研究社会历史规律的关键，并不是要到人们底头脑中，到社会底观点和思想中去探求，而是要到社会在每个一定历史时期所采取的生产方式中，即要到社会底经济中去探求。”甚至还指出：“空想派——包括民粹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在内——陷於覆亡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承认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首要作用，而陷入了唯心主义……”可是舒芜先生和其他主观论者却正是忽略这个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首要作用，违反了斯大林所告诉我们的话，而去建立相反的理论，而又偏偏要在这样一种理论上挂上了约瑟夫的招牌，这是何苦来呢？ 　　这是用不着解释的，历史唯物论是以“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命题为基本原则的。只有在这基本原则之上，才能正确地解释主观作用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也就是社会意识形态，对於社会物质生活的作用。社会意识形态的最具体的表现就是社会思想和理论、政治观点等等。斯大林在处理这问题时首先指出，各种不同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有各种不同的意义和作用，“它们愈是确切反映着社会物质生活发展底需要，便能获得愈加巨大的意义”。接着斯大林更给以阐明说： 　　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只有当社会物质生活发展已在社会面前提出新的任务时，才会产生出来。可是，它们既已产生出来，便会成为最严重的力量，能促进解决社会物质生活发展过程所提出的新任务，能促进社会前进。在这里也就表现出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政治观点和新的政治制度所具有的那种伟大的组织的、动员的和改造的意义，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所以产生出来，正是因为它们为社会所必需，因为若没有它们那种组织的、动员的和改造的工作，便无法解决社会物质生活发展过程中已经成熟的任务。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既已在社会物质生活发展过程所提出的那些新任务基础上产生出来，便为自己开拓道路，深入民众意识，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去反对社会上衰颓着的势力，因而便利着推翻社会上正在衰颓而阻碍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势力。而在另一节里，又说： 　　……在新生产力与旧生产关系互相冲突的基础上，在社会底新经济需要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社会思想，新的思想组织和动员群众，群众团结成为新的政治军队，建立起新的革命政权，并运用这个政权去用强力消灭生产关系方面的旧秩序而奠定新秩序。於是，自发的发展过程就让位於人们自觉的活动，和平的发展就让位於强力的变革，进化就让位於革命。 　　这就是斯大林对主观与客观关系的认识，而根据於这个认识，他才能掌握到新的思想与理论，去组织起强大的无产阶级的军队。“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强而有力和生气勃勃，就是因为它凭藉於正确反映着社会物质生活发展需要的先进理论，把这个理论提到它所应有的高度，并努力来彻底利用这个理论所有的动员的、组织的和改造的力量。” 　　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这样来解决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间，社会物质生活发展条件和社会精神生活发展间相互关系问题的。 　　这解释难道还不清清楚楚吗？马克思和斯大林确是充分地强调了主观对於历史的作用的，而这种强调和那些唯心主义者或尼采主义者的强调主观有什么相同之处呢？这里，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下列两点基本差别： 　　第一，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我们是要从社会物质生活来说明社会的思想意识。在物质生活中出现了阶级的分化，在思想意识中也就不能不表现着阶级的分化。用斯大林的说法，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想和理论。有旧的思想和理论，它们是已经衰颓，并为社会上那些衰颓着的势力底利益服务的东西。它们的作用就是阻碍社会发展，阻碍社会前进。同时又有新的先进的思想和理论，它们是为社会上的先进势力利益服务的东西。它们的作用就是促进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前进。”但是照舒芜的看法，却不是以社会物质生活来说明社会的思想意识，却玄学地提出“主观作用的本性”，并且断定，“在一般的意义上，主观作用总是站在进步的一面”。当他不得不承认在事实上有着进步的主观，也有着倒退反动的主观时，他就说，这是因为有的主观符合於“本性”，有的主观不符合於“本性”的原故。 　　第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我们就能看出，最强有力的主观作用一定是凭藉着掌握在最先进的阶级手里的革命的科学理论。因为这种理论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现实及其发展规律，能够正确地解决社会物质生活所提出来的问题和任务。因此我们要发挥主观的能动力量，就必须凭藉这种思想力量，把它提到应有的高度，去促进社会的变革。但是照舒芜先生的看法，最强的主观作用就是最符合於人类的主观的本性的，因此要发挥主观作用就是要充分发挥这本性。 　　由此可见，舒芜先生所发挥的理论是彻头彻尾的主观主义、唯心论，与马列主义是丝毫不相干的。 　　这样说，是不是冤屈了主观论者的先生们呢？此地只举舒芜先生对“主观”所作的一个解释为例： 　　所谓“主观”，是一种物质性的作用，而只为人类所具有。它的性质，是能动而非被动的，是变革而非保守的，是创造而非因循的，是役物而非役於物的，是为了同类的生存而非为了灭亡的，简言之，即是一种能动的用变革创造的方式来利用万物以达到保卫生存和发展生存之目的的作用，这就是我们对於“主观”这一范畴的概括的说明。 　　就从这个说明出发，让我们提出下列二点来讨论吧。 　　第一，舒芜先生说到主观的性质，“是能动而非被动的，是变革而非保守的，是创造而非因循的，是役物而非役於物的，……”他竟是断然地肯定了，主观是支配物质而不受物质支配的。这是什么唯物论的观点呢？自然，任何马列主义者并不否认主观有能动作用，有创造作用，能够加速和促进物质的变革，但是恩格斯不明白说过吗？“经济的关系是最终决定的东西，不管其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条件对於它有着怎样的影响。”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更明确地说：“人们的观念、观点、概念，简言之，人们的意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生活改变而改变的，——这点难道需要有什么特别深思才可了解么？思想的历史难道不是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么？”这些已经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常识了，舒芜先生难道不知道么？那么为什么要那样大胆地来“修正”它呢？虽然，舒芜先生也许会这样辩解，说他所谓主观，本来就已经包括社会关系的因素在内了，但是这只是诡辩而已，只是混淆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而已。 　　照唯物论者的解释，主观既是社会物质生活的产物而又反过来影响於社会，所以它是被动的，又是能动的。主观既是社会物质生活的产物，所以它是有阶级性的。一般地说适应於历史发展法则的上升阶级，它的主观是变革的、创造的；没落的阶级的主观，则是因循的、保守的。除此以外，世界上却并没有超於社会生活、超於阶级的一种主观。自然舒芜先生也不能否认有保守的或反动的主观底事实存在，但是他却撇开了阶级的关系，把它解释为是“违反了主观的本性的东西”，是“主观作用中因妥协而变态的一部分”，舒芜先生看来，彷佛有一种浑然一体的人类主观，而且具有它一定的本性。他并且说：“主观作用，在社会现象里找着被屈辱为奴隶而且变了形的它自己的兄弟㈠，它要帮助这可怜的兄弟获得解放，恢复原形，而且联合起来翻转作社会的主人。”前面舒芜先生曾说过：主观乃是自然生命力和社会相化合而变化出来的，这里主观作用又忽然变成自然生命力量的老哥了，这已经是千古奇谈，而更奇怪的是，这主观作用的“自己家庭里，却也潜在着社会因素的势力”，这社会因素势力彷佛是这家庭的一个可怕敌人，所以主观作用“不但为了保卫自己而需得压服此势力，而且为了向客观社会作战，还得驯服此势力以用作战斗武器”。舒芜先生说：“这就是作为历史动力的主观作用和客观社会之矛盾的具体情形。” 　　注㈠ 指自然生命力。 　　从舒芜先生这样的理解出发，自然就抹煞了主观的阶级性，他以一种虚玄“本性”，去代替了社会主观的物质基础，因此他把历史上激烈的阶级意识斗争，理解为“一部分主观作用的反其本性，另一部分主观作用保存并发展本性”的关系。照他这解释，今天我们对敌对阶级的思想斗争，例如反法西斯斗争，不过是一种依本性的主观在对因妥协而变态的主观在斗争罢了。这又是什么样的理论呢？ 　　第二，我们应该指出舒芜先生这种“本性论”，是从他生存论的思想而来的。他所谓作为历史动力的主客观的斗争，即是人类求生存的斗争，因此“即是一种能动的用变革创造的方式来制用万物以达到保卫生存和发展生存之目的的作用”。这可以说是他对於主观意义的一句最概括的说明，关於这种思想，他还有更进一步的解释。他以为主观作用，是为要使人类“从这种直接仰赖㈡的状态下离开，反把自然的简单的原体变为更复杂的新的东西，也就是把所需要的而自然中本来没有的创造出来。必需如此，才可以脱离自然的束缚，反而不断战胜自然，以争取无限的生存机会，真正实现了大宇宙的本性——生生不已的‘天心’。而当这生命力在全新的基础上被使用之时，亦即人类屹然出现於大宇宙中之日。人类，便是大宇宙的进化的本性之结晶；人类的对於能动力的使用，便是大宇宙的进化力之具现。” 　　注㈡ 指仰赖自然。 　　在这里，我们找到了舒芜先生所谓“本性”的诠释，“本性”即是所谓“大宇宙之本性——生生不已的‘天心’”，也那是所谓“大宇宙进化的本性”，而且所谓人类，也就是这个“大宇宙进化的本性的结晶。” 　　这种说法，看来似很玄妙，其实所包含的只是一种极其庸俗的思想内容，那就是，用人类求生存的欲望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抽去了社会的具体过程，抽去了阶级斗争，把人类的历史单纯地解释为保卫和发展生存的斗争，其结果自然是历史离开阶级论而走向类似唯生论的道路上去了。 　　把生存斗争代替了阶级斗争，我以为这是主观论者的一个中心错误。文艺理论上的许多错误，也是由此而来。例如胡风先生在“冬夜短想”一文中说： 　　希望未来比过去好，希望自己的生活总有变得幸福的一天。这也是卑微的感情，然而，尽管是卑微的感情吧，人类是靠它繁衍下来，历史是靠它发展下来的，说得夸张一点，一切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革的大斗争，也是靠它生发起来的。没有生存的奴隶，被逼成的奴隶到了不能忍受不能生存的时候，也就会爆发出他们底求生的“野性”了。 　　人类的繁衍、历史的发展和轰轰烈烈的社会大改革，都由於生存之要求，这样，生存要求，就成为历史的中心动力，这和舒芜先生的说法是一致的，也和孙中山先生在批评马克思主义时的观点说“民主”是历史动力是一致的。从这样生存论的观点出发，自然不得不归结到这样的命题，即人的主观作用愈强，或求生存的意志愈强，则争取到的生存机会也愈大；因此主观作用便不能不被提到最主要的决定地位，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对於主观的基本决定意义在这里被忽略了。舒芜先生之一切哲学理论，可以说都是为了企图证明这一点。而另一方面从路翎先生的某些小说里，也就反映了这样的一种思想。 　　本刊第一辑中，我们曾经批判这种思想说： 　　……他们把问题颠倒过来，把个人主观精神力量看成一种先验的、独立的存在，一种和历史和社会并立的、超越阶级的东西，因此，就把它看成一种创造和征服一切的力量。 　　於是主观论者的方然先生，就勃然起来驳斥说：这是根本不了解“主观”问题“是怎样在生活实践中提出来，它的内容是怎样的”，说“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指导家一副先验的尊容与假造圈套的手法”。 　　那末，请读者对照一下前面所引述主观论者舒芜先生的话吧，请看一看他是怎样首先从哲学上提出主观问题来的？它的内容是怎样呢？我们是不是有一点冤枉他呢？是不是什么“假造圈套的手法？呢？ 　　总之，主观论者所谓“强调主观作用”，和斯大林以至一切马列主义者所谓强调主观作用，其意义上并无一致之处的。舒芜先生说：“约瑟夫再三明告我们，当一切重要的客观条件都已被自己掌握时，事业的成功与否就决定於自己的主观作用之强弱。”这说法一般是对的，因为斯大林的意思，分明那是说在社会物质生活发展到了某一程度，已经提出了新的具体任务的基础，那么在执行这个具体新任务的意义上，主观作用是有严重的作用。斯大林有句明言叫做“干部决定一切”，也分明是指在某一任务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的条件下而说，这并不是等於说，到了社会主义阶段，主观作用就已经成为决定历史的最基本决定因素，有如舒芜先生所说的：“从此就可以所向无阻向全部自然敌人进军，而这进军，就超越推进历史的意义，且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具有推进宇宙的意义了。”很清楚的，主观作用可以决定任务的能否顺利完成，而任务的本身则必然是由客观的条件所决定。例如在今天中国革命形势决定了我们斗争任务，而要完成这任务则需要加强我们阶级的自觉和战士们的主观作用，但是无论如何，客观的条件只能决定我们目前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一切战斗必须服从於这一目标，并不能凭我们自己的主观要求就可以使它立刻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即使在全部胜利之后）。为什么呢？因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并未具备。同样的，苏联今天的物质条件只能规定它的任务是完成社会主义的建设，而还不能应主观的要求在今天就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的阶段。这种物质条件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具体状况，历史的发展不是一条直线，因此也就无所谓“一向无阻”的说法。然而舒芜先生却说客观条件“即使真的不够，也应该而且可以立刻把它创造出来”，这正是他所谓“一向无阻”的注脚，如果照这样说，则革命根本无须迂回曲折，也不会有它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在这样观念之下，客观的认识，自然就成为无足轻重了。 　　马克思主义是从历史的认识实践中发展出来的，而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又把这理论结合於他们时代的客观实践中去发展。因此所谓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毛泽东总是要求大家，处理一切问题必须从客观实践出发，要求全面熟悉客观情形与群众需要，要求调查研究，要求实事求是，例如对於文艺问题，他就说：“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这说明马列主义者在一切问题上，总是首先从客观的认识与实践，而达到理论的掌握现实，掌握群众。反之，照主观论者的理解，则主观作用既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在一切问题上，便是首先从主观要求出发，以达到对客观的征服。在哲学上如此，在文艺上也如此。这是我们在思想上两条基本不同的路线，而从这不同的思想路线上产生出对於许多问题的不同见解。 ## 三 关於文艺上主观问题的两种看法 　　马列主义者，既然是首先从客观实践出发，所以在文艺上，毛泽东就以“为群众”与“如何为群众”作为文艺的两个根本问题。他说：“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论文艺问题”）从这个根本问题出发，便提出了为工农兵服务、普及与提高、作家与工农兵结合、向群众学习诸任务，而在解决这些任务的基础上去解决作家的主观问题。 　　主观论者则是从主观要求出发，所以他们便提出了“主观精神”、“战斗要求”、“人格力量”三个口号，作为文艺的根本问题，认为只有解决了作家的主观上这些问题，才能真正谈到革命文艺的创作实践，否则一切都是虚无党的做戏。正如胡风先生所说：文艺问题，“我觉得已不是一点两点的具体理论问题，而是贯串一切的人生态度”（“给浙大周刊编者信”）；又如在“逆流的日子”序文中说：“……首先是整肃自己的队伍，使文艺能成为有武器性的武器。有武器性的武器才能执行血肉的斗争；是血肉的斗争，才能和庞大的人民血肉斗争相汇合。” 　　这是我们与主观派关於这一问题的基本分歧点。现在我们就从这里来展开讨论吧。 ## 一 对於主观精神的理解 　　所谓作家的主观精神，在我们看来，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就是作家的思想、情感、立场、态度等等的总和。客观的现实既然是通过作家的主观而反映於创作中间，作家的主观作用自然是个重要的问题；所以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的引言中首先提出来的，也即是作家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等等。 　　但是在主观所包含的诸因素中间，思想意识却是最基本的因素。无论创作态度、政治立场，或是所谓战斗热情、创作要求，就其内容而言，首先都不能不是决定於作家对现实的认识。高尔基说：“无论自然科学或艺术文学，在其中起基本作用的，是观察、比较和研究。”（“我的文学修养”）这即是包括着感觉与思维的认识过程。自然高尔基也还指出，文艺创造不仅需要认识，而且还需要想像；所谓“想像”，他说：“在本质上，也是关於世界的思维，不过它特别是凭藉形象的思维，是‘艺术的思维’。”艺术的思维，固然以赋有感性为必要条件，但却不是说，它完全是依赖於感觉的特征。因为确定感觉的真实性，更决定的是其本质，必须通过作家的思想，而无论是作家的认识或是感觉，基本上又不能不是受他的阶级意识所支配。因此，在理解这些问题时，我们首先不能把作家的主观同他的社会基础和阶级性质分开，其次不能把构成认识过程的感觉与思维的有机部份割裂开来。马克思反对黑格尔把主观看作纯粹理性的活动，但他又反对费尔巴哈把主观只当作直观的直观主义，马克思认为人的感觉与思维是在社会斗争的实践过程中辩证地统一地发展着，而且归结到实践中去。马克思的认识，复为列宁所发展，照列宁的说法，感觉、印象等是被感觉的事物的直接的反映。思想观念则是通过感觉而深入到事物的本质中去的。“感觉、印象似乎比思维更接近实际些，但是思维抓住事物底整个，从事物底运动和联系中去把握事物。它是更深刻地渗透於事物，反映着事物的本质。这样看来，思维虽然不是直接的，可是它却更完全，更深刻地反映着事物。思维虽然引导我们距离事物更远一点，但这只为着使我们更接近於它。这就是感觉与思维在认识过程中的辩证的统一。”（米丁：“辩证法唯物论”）在文艺创作过程中来说，也就是高尔基所说的：“思维和认识不外是技术和一联的方法——观察、比较、研究的方法。以它们为媒介，使我们的‘生活的印象’和‘体验’被加工，藉哲学形态化为思想，藉科学形态化为假说和理论，藉文学形态化为形象。”（高尔基：“文学论集”）这说明艺术认识与创作过程，固然从作者对於现实的感受开始，但是作为完成其认识以至创作过程底基本因素，却不能不是思维作用，作家必从经过精密的观察、比较、研究，才能从他所感觉的对象中深入地认识其本质，把握这本质去创造完整的形象。“我们所认识的有才能的文学家，他充分具有选择、观察、比较最特质的阶级的特殊方法，及把这些特殊性包括於一个人物中去的方法。文学的形象和社会的典型，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高尔基：“文学论集”）所以，思想问题在作家主观作用问题上，不能不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非常显然的。文学艺术并不能像普列汉诺夫那样，把它仅仅归属於感性的范畴。因此，我们也不能片面地把作家的感性作用提高到比作家的思想认识更高的地位，尤其不能把所谓主观精神问题，扯到“生命力”之类的生物学的问题上去。 　　这样说法，并不是抹煞了或轻视感性或感性作用在文艺创作过程中的地位。文艺既然是形象性的艺术，因此就不能仅仅凭藉於抽象的思维，同时必须通过形象的（感性的）思维去创造出活生生的形象，所以对於作家提出感性的要求自然是必要的，但是却不能因此把这个要求和作家的思想孤立开来或者提到比思想更高的地位上，也不能把感性的意义和生物学上的所谓感觉力，混淆起来。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所谓感性的意义，以及如何去取得这种感性呢？ 　　马克思在他那著名的“费尔巴哈论纲”中就已回答了这个问题。 　　马克思说：“费尔巴哈要求一种和思想对象真正有分别的感性对象，但他没有了解人类的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对象性的活动，即通过对象而实现的一种活动。”（“论纲”第一条） 　　又说：“……直观的唯物论就是不把感性当作实践去理解的一种唯物论……”（“论纲”第九条） 　　事实上，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中所强调的就是“革命实践”的决定性，而一劳永逸地使得辩证的唯物论和其他一切乌七八糟的唯物论明确地划分开来。既然感性活动是“实际的活动”或“革命的实践”，那么所谓取得感性或加强感性的唯一理解不是展开“实际的活动”或“革命的实践”，又可能是什么呢？ 　　对於文艺创作过程而言，这一问题看来复杂，其实也是很简单的，那就是： 　　一个作家必须“参加过很多东西，体验很多东西”，“看得很多，听得很多，记得很多……”（黑格尔）。 　　用毛泽东先生的话说就是“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论文艺问题”）。 　　简单地说来，这就是我们对於文艺创作过程中思想、感觉和实践这一问题的理解。既不神秘，更不复杂。 　　但是，主观论者对於主观精神问题是怎样理解的呢？从他们许多关於这问题的文章里看，一般地说，他们的解释是非常纷歧而自相矛盾的。有时，他们似乎把它解释为一种正直而勇敢的“人生态度”，例如说： 　　提出主观的精神要求或战斗要求，就是要求作家成为一个有勇气，正视现实，不以表面为满足，执着战斗并且追求战斗的历史公民。（余林） 　　第一，他是一种棒喝。“抬起头来！”从苟安与萎靡中抬起头来，看一看人生高大的目的和艺术高大的目的，好好的作一个“人”。……第二，他是一种具体的反击的战略。（方然）（而所谓“反击的战略”，据解释即是“振奋”，“振作”、“勇气”或“严正要求”，“竖起脊梁”、“立定脚跟”） 　　有时，它又被解释为一种个人主义的道德力量，例如说： 　　推动人生，充实人生，使人生发生光与热的是什么？可以极肯定地说：即是爱与憎，友与敌，恩与仇。……为强烈的爱所强烈肯定的友，以及强烈的憎所强烈否定的敌；向着所爱的毅然献身的报恩，以及对着所憎的断然打击的报仇。……（舒芜） 　　而有时，它又彷佛是进化论的生存要求，例如说： 　　有一点平凡的求生之念，真实的反抗之心，这就是火种，持久燃烧下去，消融冰桶的。“战斗”也者，“精神”也者，什么神秘，有什么神通！（方然） 　　然而，他们却时时又要穿上马列主义的外套，例如说： 　　主观精神，就是无产阶级的主观精神。（方然） 　　主观要求，就是指如实地去把握事物本质的要求。（余林） 　　主观的内容，不就是：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统一，观点与行动统一，“立场”与“统一战线”么？（方然） 　　这些混乱而矛盾的解释，常常是出现在同一篇文章里。但是从中间，我们仍可以找出他们的思想根源。当然前述舒芜先生那套哲学思想，是他们主要的基础，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些话，都可以作为对於胡风先生所常用的那些“生命力”、“精神突击力”等名词的解释。这些名词，本来就极其空泛，解释起来自然也可此可彼。但是从胡风先生的文章中看来，倒也不是如此混乱，在胡风先生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找到他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他对於文艺的感性作用底认识。 　　胡风先生说：“文艺创造是从对於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开始的。血肉的现实人生，当然就是所谓感性的对象。”而“作家应该去深入或结合的人民，并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感性的存在。”当然，文艺的本身，在他理解，也是“活的感性表现”。因此“在对於血肉的现实人中的搏斗里面，被体现者被克服者，既是活的感性存在，那末体现者克服者的作家本人底思想活动就不能够超脱感性的机能”，并且“一定得化合为感性的机能”。於是，在作家“体现对象的摄取过程，但也是克服对象的批判过程”中，“批判的精神必得从逻辑的思维前进一步，在对象底具体的活的感性表现里把捉它底社会意义，在对象底具体的活的感性表现里面溶注着作家的同感的肯定，或反感的否定精神。所以体现对象的摄取过程，就同时是克服对象的批判过程。这就一方面要求主观力量的坚强，坚强到能够对血肉的对象搏斗，能够对血肉的对象进行批判……另一方面，要求作家向感性对象深入，深入到和对象的感性表现结为一体……由这得到可能，使他创造出来的艺术世界，正是历史真实在活的感性表现里的反映，不致成为抽象概念底冷冰冰的绘画演义。”（“逆流的日子”） 　　这就是胡风先生所说的：“在文艺思想斗争要求上，首先要提出这一个基本要求。” 　　这也就是主观论者文艺思想上一个中心出发点，一切理论是从这而来的。 　　这里牵扯的问题太多，我们只提出两点来讨论： 　　第一，是感性力量和思想认识在文艺创作上的作用问题。 　　第二，如何理解感性和感性力量的问题。 　　就第一点说，胡风先生指出对於作家、人生、人民与客观世界，都是感性的对象，如果是指这些都是可以具体感觉的对象，那当然是对的，但是他为什么不更完整地说是认识的对象呢？因为所谓感性的对象却并不是仅靠感性的力量就能得到完整的认识，这是非常明白的。其次说，作家的思想不能超脱感性，这也是对的，因为理性与感性本来就不是分离的，尤其所谓超脱感性的形象思想，根本就不存在，但有什么必要说，作家思想一定得化合为感性机能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胡风先生实际上是把“思维”看作一种静观，看作一种死板而无生命的东西，而感性才是活生生的，所以说，前者必须“前进一步，在对象具体的活的感性表现里”，才能“把握社会的事物”；思想“一定得化合为感性的机能”，才能成为批判的力量。这恰和感觉主义的经验论者一样，在感觉和概念之间掘开了一条鸿沟，而不理解列宁所说的，认识和反映“不是简单的，不是直接的，不是整体的反映，而是许多抽象，思考，概念，法则等等底形成过程”。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胡风先生似乎把认识的过程，颠倒过来，不是由感觉上升为思维，而是从理性的认识前进到感性的认识，从逻辑的思维前进到感性的深入，“更深刻渗透於事物，反映事物本质的”不是像列宁所说的，是思维，而倒是感性机能本身了。所以胡风先生说：“在现实生活上，对於客观事物的理解和发现，需要主观精神的突击。”（“在混乱里”） 　　在这样理解下，纵然胡风先生声明了“感性的对象，不但不是轻视了或放松了思想的内容，反而是思想内容更尖锐的更活泼的表现”，但实际上，却是把思想的作用抑贬到感性作用以下去了。作家不是藉思想与思想方法去具体研究他的对象，而是凭藉其感性机能去感受万物，而所谓批判的意义，也贬降为仅仅是作家“同感精神的肯定与反感精神的否定”了。因此，对於作家所要求的，主要不是思想的改造和对群众关系的改变，而是强烈的感性机能；主要不是在实践中从观察、比较、研究去具体认识他的周围世界，而只是藉这种精神力量去进行所谓“血肉的搏斗”，而这种力量，也即是所谓“精神突击力”。 　　另一位理论家方然先生说的更干脆：“只提出‘实践’与‘认识’，那是空洞的；只提出‘阶级立场’那也算不得深入的解释——怎样通过进步的立场？怎样成为艺术的呢？”他回答说：只有“强韧的战斗精神”。所以“精神”是高於一切，决定一切，而毛泽东也只提出了“实践”、“认识”、“立场”等等，在他们看来，当然也“算不得深入的解释”了。 　　就第二点说，主观论者既然那样强调感性力量，那么它的内容是什么，如何去取得这力量呢？照我们理解，人是通过感觉去接触世界，而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我们才能深刻认识事物的关系与本质；在实践过程中，我们才能有更深广与丰富的感受性。但主观论者既然忽略了思想意识对於领导革命实践的意义，把感性活动和具体的实践分开，进一步把感性活动转化为主观的感受力量，再一化而为主观精神、人格力量、道德力量等等，於是不仅唯物论被取消了，阶级观点也被取消了。在这样情形之下，自然不得不归结到作家的感性机能问题上去。作家为什么不能创造出有力的作品呢？因为是作家感觉麻木了；作家为什么不能深入到庞大人民中去呢？因为是感性机能衰退了。彷佛文艺衰落与强旺的原因，是一个作家感性机能的强弱问题，或生命力的强弱问题，这样就把问题从社会学的观点，扯到生物学的观点上去了。这和舒芜先生的哲学理论显然是一脉相通的。 ## 二 关於主观的阶级性 　　在我们看，所谓作家主观问题，基本上既然是个作家的思想问题，因此就不能不从思想基础的阶级关系上去认识。在我们看来，任何阶级的人，都可以有强或弱的主观精神，反动阶级的人，主观精神愈强，反动作用也愈大；小资产者的主观精神，如果作为其自己阶级意识的集中表现，则一定也会妨碍他向人民大众的接近和改造。对於这样的主观精神，我们非但不要求去发扬，而且要求去破坏它。正如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这里所谓创作情绪，自然也就是文艺的主观精神，这种主观精神“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 　　一般地说，小资产阶级作家，带着他原来的思想感情，走向劳动人民的世界，他的感觉往往是并不正确、并不健全的；仅仅凭藉其强烈感性机能去进行对现实的搏斗，这可能会产生危险的结果。叶赛宁之所以自杀，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我们对於小资产阶级作家的要求，不能单纯是强烈的生命力突击力等等，更不是其原来阶级的意识强烈表现，而是希望他们能够逐渐摧毁其原来阶级的思想、感情，进而取得无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只有这样，他才可能创造出现实性更强烈的艺术作品。但是这却是一个艰苦而复杂的过程，我们既不容像波格达诺夫那样机械地去解释阶级与意识的关系，以为什么阶级就只能有什么样的意识，也不容向一切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凭空地要求他立刻拿出一个完整的无产阶级的主观精神来。人的思想是决定於人的社会经济关系和他个人的具体生活条件，这一切都是千变万化地不断发展着，因此，我们必须从具体情形中间，去认识一般作家的思想内容和其发展过程，以及症结之所在，从这里去提出问题和如何解决的具体任务。这即是思想改造的问题，更明确说，即是从一个阶级移向别一个阶级的问题。 　　主观论者则是从主观精神的强弱观点上出发的，所以舒芜先生说： 　　问题的真相是在於生活的力量，在人生战场上的强与弱，勇与怯之分……可是这强弱勇怯之分，也并非天生不改的。人生战斗中的强者勇者，并不定是飞刀吞剑，倒山移海之人。他的勇气实在来自生活的热爱，所以对於任何足以麻痹生活，腐蚀生活，毒害生活的东西，无论存在别人身上或是自己身上，都不能稍微忍受，都非竭尽全力消灭它们不可；正因为每个人最勇敢的时候，大抵都在保卫他的爱人的时候一样，唐吉诃德自称他的力量得自安琪儿，的确，能使那么一个衰弱的老人做出那么多的高贵的勇敢的事，只有爱神祝福才办得到。（“论温情”） 　　连唐吉诃德都搬出来了，这是什么阶级论者呢？然而假如你说他们不是阶级论，他们决不承认的，因为他们再三说过，“我们所说的主观精神，就是无产阶级的主观精神”等等，可是他们对於阶级的理解是怎样的呢？ 　　我们不妨再引舒芜先生一段论阶级意识的话： 　　所谓阶级意识，只是一种抽象的，典型的东西，而与具体的人与具体的思想情感不同。换言之，即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人，有如理论所分析的阶级意识的。……具体的人其生活不能是纯粹的“本阶级的生活”，其所接触的人物事象，也不能是纯粹的本阶级的人物事象，其具体的思想情感也就在这复杂生活的接触中形成，所以其本身也不是那么纯粹。……（“论主观”） 　　舒芜先生表面似乎站在反对机械论的观点上，而实际上却正是反对了阶级论的观点。阶级意识在他看来，不过一种理论上的名词，具体的人具体的思想情感却又是一回事。这和他的哲学理论是一贯的，他抽去了历史中具体的社会经济关系，只看到了单纯人与人的关系，只看到了具体的“人”，而没有看到具体的历史的“人”、社会的“人”。他以为，因此人的接触事象既然是多方面的，他的意识自然也是多方面的。这是非常荒谬的说法。思想情感并不单是“由复杂生活接触中形成”，主要的是在人的经济生活与经济关系中形成，经济基础对於人的意识的关系，固然不是像机械论者看得那么死板，但是并不能因此就否定是主要的决定契机。社会关系是不断在变动的，因此人的意识也是不断在变动和发展，在这中间各阶级的思想意识可以有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作用，所以百分之百的纯粹某阶级意识的人确是很难有，但是其基本的意识终是离不开他一定的经济关系，这是必然的。如果抽去了经济关系的基础，则根本就无所谓阶级论，也根本不需要在理论上说什么阶级意识了。而其他先生们又再三声明，他们所要求於作家的正是无产阶级的主观精神，这岂非自相矛盾了么？ 　　主观论者的其他先生们虽然似乎很强调阶级，但是一考察他们所理解的内容，却仍然和舒芜先生是一样的。例如阿垅先生在一篇“略论吵架与求爱”中说：“在今天的阶级社会当中，生活就是斗争，生活之所以是斗争，就是由於今天它是会有阶级性质在里面。”因此他就认为吵架和求爱，既然都是生活战斗，所以也即是阶级斗争，甚至，黄包车夫和乘客的吵架，也即是阶级斗争。这种似乎极左的说法，实际上是把马列主义最拙劣地庸俗化了，把伟大的历史行动意义贬降了，结果同样是取消了阶级斗争的意义。这原因何在呢？和舒芜先生一样，由於抽去了社会底经济关系这一基础，把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代替了社会的阶级关系。因此主观论者的理论，讲来讲去，总不外一个人做人态度的问题，主观精神强弱的问题，而且把这作为文艺上贯串一切的问题来看待了。 　　从这里，也看到胡风先生和其他先生所说的自我斗争，和我们所说的思想改造是不同的。胡风先生所谓自我斗争，是作家和人民一种对等地迎合和抵抗的斗争，“作家的主观，一定要生动地表现出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而对象也要主动地用它的真实性来促成，修改，甚致推翻作家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因此，他一方面要求作家深入人民，同时又警告作家不要被人民的海洋所淹没，而在我们，这个思想改造，正是一种意识上的阶级斗争，有如毛泽东所说的“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小资产阶级意识必须向无产阶级“无条件地投降”，它不是对等的斗争，而是从一个阶级走向一个阶级的过程。 ## 三 实践与改造过程 　　作家的主观，固然是个重要的问题，但却不能仅从主观观念本身去解决。马列主义者是思想与实践的统一论老，因此，作家的主观问题必须在客观社会实践中才得到改造与提高。我们的问题的提出，不应是凭空地向作家去要求甚么样的主观，而应该具体地要求作家去怎样实践，怎样从实践去取得所要求的主观。所以毛泽东在“论文艺问题”的引言中，固然首先提出作家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等，而在解决这些问题的结论中，却把问题中心移到为群众与如何为群众这两个根本问题上来，这是很明白的。 　　革命的实践，以及在实践中改造思想，并不是像人们所想像的那么简单容易。只是口头上或理论上承认为工农兵，并不能算已经取得正确的立场和观点，必须在实际上、在行动上，看他们是否真正为工农兵在服务，因为“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如果不在实践中向这个方向前进，只是自以为是，说是‘懂得’，其实并没有懂得。” 　　小资产阶级作家要从他们自己阶级走向另一阶级，这是脱胎换骨的事，决非单纯凭藉其原来阶级的感性机能所能解决。首先，就接近工农兵来说，也不是那么简易的事情。即在延安的作家们也直到一九四三年以后，才真正地懂得这个道理；而在非解放区作家，客观困难更多，方式也不能那么直接，但不管如何困难曲折，一个革命作家却只有坚持这条道路，一步进一步地走去，才有他的前途。其次，也不是一到群众中间，思想问题就能彻底解决，“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为什么呢？就因为每个小资产阶级作家的灵魂深处，都有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要摧毁这个王国，是好不容易的事。毛泽东在“论文艺问题”中曾经亲述了他自己思想改造的经历。像他那样一个坚强的人，也是在参加革命，同工农兵在一起以后，才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他，而只在这时，他才敢说，“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而现在一些狂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凭着自己一些激情、一些幻想，就狂妄地自夸为“一开始就和人民血肉联系着”，读一读毛泽东这话，他们不会觉得脸红吗？ 　　所以我们所说的实践，就是切切实实为工农兵做点实际工作（即使不是文艺工作），向他们学习生活知识，熟悉他们的生活与言语，思想与情感，在集体的革命队伍中，不断地锻炼自己，改造自己，这需要“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才能真正和群众打成一片。固然，对於作家们提出这样的要求，应该是有步骤的、有区别的，对於某些处境困难的作家，可以有种种的方式和道路，并不能作一律的要求，但是，在革命文艺运动上，走向工农兵，却不能不作为一个基本方向来提出，这绝不是主观论者用“前线主义”一语所能嘲笑；而且就在目前，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展开，非解放区的大批知识分子和作家，已经坚决地选择这样的道路了。而余林先生们竟在这时提出前线主义的讽刺，试问这是怎样的含义呢？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常常带着一种夸大狂，以为天下只有自己才是有了最高度的革命热情，只有自己在背着时代苦难的十字架，其实这只是一种自我陶醉。鲁迅先生曾经坦直地自我批判说：“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於一身，在替大众受难似的，也正是中产阶级的坏脾气。”鲁迅先生这话，是极令人感动的，倘若今天连鲁迅先生那一点精神都没有，只是凭着一点个人的激情，便以为是在和人民大众作精神拥抱，以为就能“深入到和对象感情表现结为一体”，老实说，这不仅是自欺之谈，而且恰会阻碍了自己更进一步深入群众的实践。 　　而主观论者，却正是这样把作家的群众斗争实践的意义，降贬为单是作家做人的问题了。照余林先生们理解，“作为革命战斗员的作家”本来就是“到处和人民在一道”，“他一开始就和人民血肉地联系着的”，“他原来就是和人民结合着的”，既然如此，那末“论文艺问题”中，作为中心问题提出来的“与群众结合”的任务，在他们看来，根本就等於废话。而在他们看来，问题不在与群众结合，也不在斗争实践，讲来讲去，依旧是抽象的“主观精神”、“人格力量”，有了这个，则“生活无处不在，战斗也会无处不在”，连吵架求爱都是阶级斗争；没有这个，即是在工农兵群众中工作，也是白费力气，毫无用处。试问这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有什么相干之处？这不仅是不肯动一动屁股的小资产阶级的自夸，而且也是自欺！这套理论，恰恰是替革命战线上的退却者找到一个很好的辩解：我反正已经和群众结合在一起了，我反正已经在日常生活中战斗了，那又何必千辛万苦再到工农群众中去磨炼呢？所以，尽管在文字上，他们是如何强调实践，而在这样理论下，实践的要求恰恰是在主观精神的要求中被融解了。 　　黑格尔说过：“不到水里去，游泳是学不会的。”这是说，认识论的基础是在认识的实践。这一点，是和马克思主义相符合的，而胡风先生却补了一句：“游泳须在水里，但在水里并不就等於游泳。”自然，这句话是非常合乎形式逻辑的。但是这和我们所谓实践的意义有什么相干呢？黑格尔说的是学游泳，不是为了学游泳，又何必到水里去呢？我们说到人民群众中去与人民结合，当然也是指去工作和学习，谁也没有这样说过，似乎只要到了工农群众中，就百事大吉。撇开实践，这话又有什么意义呢？胡风先生这个说法，是为了解释他上面一段话而说的，即是： 　　说作家要深入人民，说作家要与人民结合，然而又怎样深入，怎样结合呢？当然，首先要求一个战斗的实践立场和人民共命运的实践立场。 　　从表面看，这说法似乎是很对的，作家并不是被谁强迫到人民中间去，当然他自己应该先有实践的要求。但是问题是在这个实践的要求是否即是所谓“和人民共命运的实践立场”呢？如果是的，那么作家又是如何首先取得这样的立场呢？而这个要求是否即是绝对的决定因素呢？ 　　从前引毛泽东的话中，分明指出，只有在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进一步地明白和掌握正确的立场，而胡风先生则要求作家在实践之前，首先就要具有这样的立场，这又岂非矛盾了吗？ 　　问题仍是在阶级的观点被混淆了。照我们的理解，思想和实践的关系，是依照螺旋式的形态发展的。思想从实践中发展，反过来引导着实践前进，而在实践过程中又发展为更高级的思想。举例来说，革命小资产阶级的作家，大抵是带着一种对现实不满，对旧社会的反抗而走向对革命的追求。这种主观的要求，主要是从他原来阶级的矛盾中生长出来，如遭受了旧社会的压迫，或经济破产等，基本上仍是由於客观所决定，当然主观的能动作用往往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例如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等等。对於这样的要求，毫无疑问，我们不仅应该肯定它，而且应该引导它到革命中来，思想启蒙运动即是根据於这要求而提出。但是，第一，我们并不要因此就把这种革命的要求，即误认为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立场或与人民共命运的实践立场。我们应该指出，这还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对於革命的追求，这种立场，在引导走向革命中，是应该肯定它，而在参加到工农大众的革命实践过程中，又要反过来否定它的小资产阶级的内容。这才能使它变质而发展成为真正无产阶级的立场，也即是真正和人民共命运的实践立场，这即是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辩证发展，也即是向更高阶段的发展。 　　第二，我们也不要以为这种小资产阶级对革命的实践要求，就是与人民相结合的决定因素。小资产阶级对於革命的追求或对於工农大众的同情，最初往往是出於个人主义的立场。因此真正和工农大众结合之间还存着相当距离，如果没有积极的领导和在实践中积极改造，则仍然可能停留在空想的追求上，而最后终於碰壁而回。有如恩格斯所说：“……同情无产阶级而反抗资产阶级的著作家们，当其批判资产阶级时，用小资产阶级的及小农的尺度，及以小资产阶级的见地保卫工人的事业，是当然的。於是形成小资产阶级式的社会主义。”也即是所谓空想的社会主义。这种空想的革命家，也何尝能说他没有强烈的主观精神，但是因为不能在实践中进一步去与群众结合，终於失败了。在近几十年来的中外文艺界情形中，也并不乏这些失败或退却了的例证。这并非像舒芜先生所说由於他们主观作用的中断或偏枯，而是由於远离群众斗争而无法突破其原来阶级的局限；而相反的，我们也看到一些原来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的艺术立场底作家，如闻一多先生等，终於因为参加了实际民主斗争，而否定他原来的思想，逐渐接近到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来。这可以见到，作为思想发展的基本契机的，仍在於实践，而不是什么人格力量等等。这是很显然的。 　　根据上述的分析，所以在今天革命形势日益发展中间，我们要求於作家的，使文艺运动更加强服务於革命事业的，主要是应该放在如何去帮助一切具有反抗反动势力、追求进步、追求革命的作家，如何具体地引导他们到革命战线中来，如何在群众斗争实践中得到改造、充实与提高，最后成为真正革命大众的文艺家。而在这里，毛泽东所提出为什么人服务，如何解决个人与群众的问题等，便不能不是中心的问题……。 　　这样就又归结到最初的分析上去，即是：我们是从客观实践出发的，而主观论者则是从主观要求出发的。 ## 四 结 论 　　无论从哲学观点或文艺观点上，我们都可以看出主观论者理论的一个根本错误，即是他们把历史唯物论中最主要一部分——社会物质生活关系忽略了。因此也把马克思学说最精彩的部分——阶级斗争的理论忽略了。离开了社会阶级的观点，仅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一点上，去认识主观问题便产生了一连串的错误，这和经验论的哲学思想有若干相似之处，另一面，恐怕也多少受了鲁迅先生早期思想所影响，鲁迅先生在“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中所表现的思想，实际上是和主观论者的理论颇相近似的。例如“……惟有意力轶众，所当希求，能於情意一端，处现实之世，而有勇猛奋斗之才，虽屡踣屡僵，终得现其理想：其为人格，如是焉耳……试以人丁转轮之时，处现实之世，使不若是，每至舍己从人，沉溺逝波，莫知所届，文明真髓，顷刻荡然；惟有刚毅不挠，虽遇外物而弗为移，始足作社会桢干。排斥万难，黾勉上征，人类尊严，於此攸赖，则具有绝大意力之士贵耳。”这和主观论者所谓人格力量，不正是相同吗？但是鲁迅先生却明白指出，这是叔本华、尼采等的学说，而主观率者，俨然以马列主义自命，这是他们真伪不同之点；其次，鲁迅先生思想正如瞿秋白所说：“在当时还有相当的革命意义。”而主观论者今天重来提倡此种思想，则就远落於现实要求之后，而和鲁迅先生整个的精神是相反的了。 　　但是我们也应指出，即主观论者的这些理论，是针对着抗战中后期文艺上教条主义的倾向而提出，这在动机上说是很好的，因此这种思想在反抗黑暗的意义上，未始没有它的作用，即在今天，也不应完全抹煞它某种程度的作用。但是由於他们只把病象当作病源，没有更深入去追求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同时也不是从现实革命形势发展与要求上去把握问题，他们只是以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去对待另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因此，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其本身思想也成为一种偏向。这种偏向的发展，和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文艺思想是相矛盾的。但是主观论者，却又处处以马列主义的文艺思想自命，因此对这些问题的澄清，在我们便不能不是必要的了。 　　来源：原载1948年12月《大众文艺丛刊》第5辑，转载于《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 一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