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立云: 检讨乎?辩解乎?——对李士钊自我检讨的意见   <张立云>   人民日报在发表李士钊的检讨《我初步认识了崇拜与宣扬武训的错误》一文时,编者在按语中称:“希望读者看了这篇文章有什么意见尽量写来。”我反复看后,觉得这篇东西与其说是“检讨”,勿宁说是辩解。他是否愿意下决心检讨自己,是否想过要对受过他的宣传毒害的广大群众负责?是否愿意经过对武训和《武训传》的讨论真正把自己的思想、立场端正过来,从这篇检讨看来是大可怀疑的。   李士钊是武训思想的积极宣传者之一,可是,当检讨自己宣扬武训的错误时,他就变得好像和武训、武训思想的关联很少了。   李士钊在自己的检讨中讲了些什么呢?他主要讲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强调他自己所以拥护和表扬武训是受了别人,特别是一些“先进爱国的民主人士”的影响。第二、他强调陶行知先生过去对武训的表扬是有积极作用的。第三、他反复地认为:对武训的一切责备应由电影《武训传》负责。他强调电影上的武训和历史上的武训不同。历史上的武训是好的。第四、他认为自己所以犯错误,除了受别人的影响外,主要是犯了教育上狭隘的宗派主义和狭隘的爱国爱乡思想的错误。即是说因为武训是中国人,李士钊也是中国人;武训是山东人,李士钊也是山东人的缘故。除此之外,“历史知识太不够”也是犯错误的重要原因。   这不是用尽一切办法为自己辩解吗?那里有一点检讨的味儿呢?   李士钊把自己终生崇拜武训,长期宣扬武训的错误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这显然是不合事实的。李士钊十岁时就“非常向往”武训的为人;一九三三年就开始研究武训,一九三四年以后,即开始搜集关于武训的材料文献,准备为武训作宣传;当时并把武训“奉为足以师法和衷心崇敬的先哲”。一九四三年曾置买了《武训传》和《武训画传》分赠老师和朋友们。此后,即不断地宣扬“武训精神”。一九五○年亲手编写了《武训画传》,对武训思想大规模地、有计划地进行宣传。在这本画传和作者所写的《我看〈武训传〉电影》中,对武训作了无以复加的推崇和竭尽所能的歌颂。说武训是“被压迫被侮辱被残害的农民阶级的先觉者”,“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劳动人民”,说他的精神是“俯首甘为孺子牛,为穷苦劳动人民的孩子们服务的忘我精神”,说武训是“中国的劳动人民的代表”,说武训“三十年毫无懈怠地为本阶级的苦孩子们的幸福而奋斗”。称颂武训是“一个劳动人民的伟大典型”,他甘心“作人民大众的牛”,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最后,李士钊并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说:武训“是值得每一个新中国的人民所应当学习的!”从这一连串的事实看,究竟是李士钊竭力想用武训思想(也就是他自己的思想)去影响别人呢?还是别人影响了他呢?   对于文艺报和人民日报开初的批评,李士钊“在思想上没有受到任何波动”,并认为“不过是文艺批评家否定电影的意见。”他曾准备建议“教育界史学界文艺界广泛讨论武训传”来证明自己意见的正确。就在这时,李士钊仍然拒绝别人的影响,而仍然企图去影响别人,难道不是事实吗?   李士钊认为自己在写《武训画传》时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这也不是事实。他并不是忠实的客观主义者,张再学在《好名词掩盖下的坏思想》一文批判李士钊“不但是‘有意的删除了武训的若干落后观点’,而且是有意的补充了武训的若干落后观点;不但没有‘纠正一切附会的不正确的说法’,而且还加强了附会的不正确的说法,创造了武训事迹的神话。”这能是客观主义者的态度吗?李士钊在宣传武训的时候,是有爱憎观念的,是懂得他自己要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的,这不是什么客观主义。难道把武训装饰得花枝招展,要“新中国的人民都来学习他”也是客观主义吗?   李士钊不把自己的思想和武训思想放在一起来检讨,就不可能前进一步。   至于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这个问题,杨耳同志文章中的基本观点我认为是正确的。“武训精神”在今天表扬是错误,过去同样错误。李士钊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了自己思想的矛盾。他一方面肯定陶先生表扬武训是对的,是有积极性的,这就是说应该表扬“武训精神”;可是,另一方面,李士钊又说:过去用武训的名字开会办学校,进行民主活动,只是表面上“借托”武训的名义。这就是说:当时是借武训之名进行合法斗争,并不是真正在表扬他。我认为: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   如果,“进行争民主要自由的民主斗争”目的是明确的,用武训之名只是为了打打掩护,这是斗争方式问题,不是表扬“武训精神”、崇敬武训的问题。但是,即使是这样,假托武训之名进行民主活动也并不是必要的。因为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有过许许多多的民主活动:合法的、非法的、公开的、秘密的,这些活动绝大部分并未“借托”武训之名。李士钊说:“那时候不借托‘纪念武训’,无法在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下,开一个几千人的群众集会。”事实上:工人,学生举行过无数次几千人的群众大会,甚至示威游行,也并不是非借托“纪念武训”不可。   事实上,李士钊等过去表扬“武训精神”,并不是什么“假托”,而是诚心诚意在表扬。这种表扬的作用是坏的。李士钊说:当时反动统治者也旌表武训扶植与支持以武训命名的团体或学校。反动统治者为什么要这样作呢?显然是武训其人其事对他们有利。既然如此,他还能同时也对人民有利吗?不可能。那么,表扬他对人民有何好处呢?这样不是更容易混淆黑白,模糊人民斗争目标,削弱人民斗志吗?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国内有民主力量和反民主力量两个对立的营垒,但那并不是什么以武训为名的问题。相反,以武训为名的事业与活动,反而容易把两个营垒混淆起来。反而会模糊人民视听,阻碍人民觉悟。陶行知先生办的学校里出现过一些进步青年,那是因为陶先生有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进行了民主教育,并不是因为提倡了什么“武训精神”。为了说明武训有用,把陶行知先生的进步性,硬和武训精神拉在一起,才是真正的“牵强附会”。   提倡“武训精神”是陶行知先生的错误,不是他的成功。陶先生之所以与梁启超一样地推崇武训表现了他的思想上的弱点。我们相信:陶先生如果还在,他一定会欣然纠正自己的错误,而决不会像李士钊这样的利用别人作盾牌来掩护自己。   对于武训其人,李士钊也极尽其辩解之能事。他说:“武训根本是一个没有政治活动的人,他与太平天国运动在事实上毫无牵连。”但在另一篇文章里作者怎样说呢:“戏里穿插上周大等太平军人物,明确指出了当时的社会背景。”这样看来,太平天国运动既是武训兴学的社会背景,他和太平天国运动就确有内在的“牵连”。在数十年间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过程中,武训对农民斗争不闻不问,投靠达官豪门,一心兴修义学,并准备把这种义学当作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这就可以说他确实在进行着一种削弱农民斗志,模糊农民斗争目标、维护封建制度、阻碍社会前进的政治活动。电影不过把那种内在的关系形象化而已。这样说来反倒证明错了的不是别的,恰是李士钊自己。一切对于电影的指责,都是李士钊的推脱之辞。二者的错误性质和内容都是一样的。   武训的奴才像,在李士钊自己编的《画传》里已写得画得明明白白,用不着多说。他见人下跪是有歌的:“义学症,没火性,见了人,把礼敬。”就连这一点,李士钊也要替武训辩解一番。可是,材料俱在,何辩之有!   李士钊不敢正视自己的思想发展和思想本质,不敢大胆揭穿并批判自己思想和武训思想的共同之点,不敢挖掘自己真正的思想根源。在提到自己的一贯错误时,却用庸俗的唯心观点来解释:说因为和武训是同乡才崇拜他。那末,山东出过无数民族英雄,革命志士,群众领袖……为什么李士钊单单对武训这样感觉兴趣呢?为什么十岁时就向往武训的为人,直到今天竟成了武训的信徒呢?这难道是用“故乡人”三个字可以说通的吗?至于说因为武训是中国人,在教育史上有地位云云,同样是强辞夺理,理由同上,不多说了。   作者还处处以“历史知识不够”作挡箭牌。其实,这也是最拙劣的武器。报纸告诉我们,看了《武训传》电影,听了武训的传说,许多小学生、工人、农民都觉得武训没出息,不值得学习,觉得他污辱了劳动人民。难道这种看法是历史知识多少的问题,而不是阶级立场、群众观点、政治觉悟的问题吗?   李士钊说:自己的思想已“初步澄清和提高”,究竟澄清到若何程度,提高了多少?从检讨中实难令人捉摸。在检讨的结尾,他“剀切地盼望凡是看过电影《武训传》或读过《武训画传》的同志们,都能热烈地参加《武训传》的讨论,并认真地学习关于讨论《武训传》的一切文件,重新检讨过去所受的错误影响。”这个希望自然是好的,但是,重要的是:希望李士钊自己应当首先做到这一点。   1951年6月17日人民日报电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