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文艺界开始整风学习 胡乔木周扬两同志号召改造思想改进工作

　　【新华社三十日讯】根据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改造思想的号召，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决定，首先在北京文艺界组织整风学习，号召北京市的文学艺术工作者进行学习，以期达到改造思想和改进工作的目的。全国文联并准备利用此次北京学习运动的经验，进一步在全国文艺界普遍展开这一学习运动。

　　全国文联常务委员会的这个决定，是在本月十七日的扩大会议上通过的。文联常务委员会的扩大会议在检讨目前文艺工作状况时指出：两年多来，全国文学艺术事业虽有一定的成就，特别是在抗美援朝运动开展以后，文学艺术工作者在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宣传教育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些成绩远不能够满足国家和人民的要求。一般地说，文艺工作是落后于现实的发展的。文联常务委员会认为文艺工作的这种落后的思想根源，就是忽视思想、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迎合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倾向，而为了战胜这种倾向，就必须采取整风学习的方法。

　　十一月二十四日北京文艺界举行了学习动员大会，到文艺工作者八百余人。在这个大会上，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周扬作了阐明此次文艺界学习运动的意义的报告。

　　胡乔木在报告中着重批评了文艺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纠正的方法。他说，在目前文艺工作中存在着相当浓厚的小资产阶级倾向，以致妨碍了文艺工作的前进。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也是劳动人民，但它不能领导国家前进，因此也不能领导文艺运动的前进。小资产阶级群众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够发挥它的力量，才有光明的前途。我们的文艺不应该降低到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水平来为他们“服务”，而应该用工人阶级的思想来教育他们，提高他们。只有这样，我们的文艺才是既为工人阶级服务，也为小资产阶级群众服务，既受工人阶级的欢迎，也受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欢迎。总之，我们的文艺作品应该使全国人民都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为了改进我们的领导，胡乔木指出：第一，应该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来进行学习，分清是非，确定立场。第二，应该充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使文艺成为工人阶级的战斗的武器，使文艺机关团体成为战斗的机关团体。第三，应该整顿文艺界的领导工作，反对庸俗的敷衍了事的推诿责任的作风和自由主义、事务主义的作风，缩小和加强行政的领导，扩大和加强创作和批评的领导。第四，应该整顿文艺团体，使成为切实负起组织文艺工作者进行创作、批评、学习和参加实际斗争的任务，并监督文艺工作者像其他劳动者一样，遵守劳动纪律，努力创作为人民所需要的作品。第五，应该整顿文艺出版物，反对粗制滥造的作风。最后，胡乔木强调指出党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成为文艺界的学习模范和劳动模范，应该坚决消灭文艺界党员中的任何无纪律现象。

　　周扬的报告详细说明了由于领导上的放松或放弃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文艺思想战线上产生了思想界限不清的混乱现象。非工人阶级的思想在某些文艺机关中居于领导地位。有些领导者对于各种非工人阶级的思想失去了应有的警惕。没有组织和领导文艺工作者的政治学习与思想改造工作，没有反对文艺界存在着严重的脱离政治、脱离生活的倾向和严重的自由主义作风，没有反对“武训传”的制作、放映和对“武训传”的赞扬，没有展开批判文艺工作上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都是这种事实的具体表现。对于领导方法的改进，周扬指出：（一）要树立思想领导，反对事务主义的领导；（二）要树立集体领导，反对个人领导；（三）要改造文学艺术机关和团体，使它们有效地担负起团结和组织文艺工作者进行学习和创作的任务。

　　在大会上继续发言的有丁玲、欧阳予倩、老舍、李伯钊、黄钢、瞿希贤、华君武、李广田等八人。丁玲批评了若干全国性文艺刊物的缺点：方针任务不明确，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发展，编辑工作缺乏领导和检查。她首先就“文艺报”的缺点进行了自我批评：“文艺报”的方针不具体，没有负起领导文艺思想的责任。接着她批评了“人民文学”。全国文联或全国文协都未讨论过“人民文学”的方针，“人民文学”的发刊词上把全国文协的六条方针照样抄上作为刊物的方针，而关于如何实现这个方针却只字未提。“人民戏剧”从未提过自己的方针任务，毫无时代特点，甚至连那一年创刊都看不出来。由于这种情况，文艺刊物上就常常发表一些可有可无的文章，甚至发表了有害的作品。某些文艺刊物的编辑害怕批评，有的甚至有小集团的作风，对自己的朋友不愿得罪，坏作品也加以推荐。这类情形今后决不能容许继续存在，必须坚决执行文联常委会关于调整北京文艺刊物的决定，把现有的文艺刊物加以调整，集中力量办好几个主要的刊物。

　　欧阳予倩和老舍都表示热烈拥护这次学习，认为必须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老作家也应该和青年作家一样认真学习文件，联系实际，改造思想。欧阳予倩就中央戏剧学院的工作提出了自我批评。中央戏剧学院一年来没有创作出好的作品来，这是由于没有把思想领导放在第一位。领导干部中存在着自由主义的作风，例如他和张庚同志相互间缺乏批评，表面上“一团和气”，骨子里却很空虚。老舍批评了某些文艺工作者骄傲自满的毛病，并检讨了他过去作品中的倾向。他认为：没有原则的幽默，使得人们凡事都付之一笑，实际上就是助长了敷衍苟安，混过一天是一天的生活态度，对于人民是有害的。

　　李伯钊就北京市的文艺工作进行了检讨。她批评了自己向来只喜欢听别人说成绩，不愿意听别人说缺点的毛病。她说，一个负责领导文艺工作的党员干部，应该按照党章的规定，不掩盖自己的缺点，及时检讨自己的错误，违反党章的这个规定是不许可的。

　　黄钢针对电影界的思想状况提出了批评。他说，电影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空气很淡薄，许多电影工作者对毛泽东的文艺路线还缺乏了解，电影方面还缺乏坚强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因之出现了好些阶级观点模糊甚至于宣传反动思想的影片。而电影方面的某些领导同志竟可以容忍这种现象，这是严重的。他提议电影方面自领导同志起，应当做一次切实的深入的检查。瞿希贤的发言，指出了音乐界的许多严重问题：第一是没有思想领导，对于脱离生活、技术至上的资产阶级创作思想没有展开批判；在音乐教育上没有明确的方向：存在着轻视民族遗产的偏向；在演唱艺术上存在着不从生活出发的形式主义；“人民音乐”和音协都没有发挥领导作用，对音乐界所存在的问题熟视无睹。第二是音乐工作者存在着严重的脱离生活、脱离政治的倾向，有的人以为搞音乐可以不问政治，甚至发展到把听政治报告当作派公差；有的人不愿到群众中去体验生活，只关起门来作曲，因此，很多作品是用小资产阶级的感情代替了工农兵的感情，这样的作品自然不为群众所欢迎。华君武的发言批评了某些美术工作者忽视政治和粗制滥造的倾向。李广田就大学文艺教学方面的缺点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检讨。

　　大会对于以上发言者的勇敢揭发错误批评缺点的精神，出席大会的文艺工作者，都表示很大的感动，情绪始终热烈。他们对此次文艺界的整风学习，一致认为是及时的，必要的，并且，充满了成功的信心。

　　参加这次学习的包括下列各机关、学校、团体中的文艺工作者：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电影局、中央戏剧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艺报”、“人民文学”、中央文学研究所、北京市人民艺术剧院、北京市人民美术工作室、北京市音乐工作团、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大会所决定的学习方法是通过听报告和阅读文件，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联系自己检查思想与作风，讨论改进工作的办法。学习文件包括：毛主席著“实践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斯大林给别德内依的信”（载八月十二日人民日报）、毛主席著“反对自由主义”、联共中央关于文艺问题的四个决定和日丹诺夫“关于‘星’与‘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人民日报社论“必须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为了统一领导这一学习运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决议组织了“北京文艺界学习委员会”，由丁玲任主任委员，沈雁冰、周扬、欧阳予倩、阳翰笙、陈沂、沙可夫、田汉、袁牧之、李伯钊、蔡楚生、马思聪、吕骥、老舍、江丰、梅兰芳、李广田、林默涵、严文井、吴雪、朱丹等二十人为委员。各文学艺术机关、学校、团体成立学委小组，分别领导各单位的文艺工作者进行学习。动员大会后，各学习单位都定出了学习计划，召开了动员大会，并已开始阅读文件。

　　1951年12月1日人民日报电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