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对秦牧同志抗拒「人民教育」批评的认识

　　<中国民盟广州支部宣传委员会主任、杨奎章>

　　「广东教育与文化」执行编辑秦牧同志抗拒北京「人民教育」的正确批评事件，经南方日报揭载并加以评论后，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和批评。这种批评对于帮助秦牧同志进行思想改造，从而修正错误、改进工作，显然是有很大裨益的。同时也为在华南文化教育战线上和广大知识分子中，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作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这一批评运动，更给了我自己以深刻的教育。我想，我应该就我所知道的和所了解的秦牧同志思想上的某些情况以及他对「广东教育与文化」编辑工作的情况写出来，并结合自己的思想认识进行自我批评与自我教育。

　　广州解放后一个时期，我与秦牧同志同在文教厅工作。由「广东教育与文化」创刊到去年八月我调职离厅这一个时间内，我还是该刊的一个编辑委员。依我的了解，秦牧同志此次抗拒「人民教育」正确批评事件之所以发生，既不是秦牧同志一时的「意气冲动」，也不是他对「人民教育」的批评采取若干过火或「尖酸刻薄」词句的问题，更根本的看来，这是思想问题，是秦牧同志用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自己的「广东教育与文化」的编辑工作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

　　首先，我以为秦牧同志对「广东教育与文化」的编辑工作所采取的态度是值得检讨的。秦牧同志多年以来以从事文学创作作为自己的主要兴趣和事业，解放后（也许一直到现在）他主观上还是希望如此。他不愿意做政府机关工作，曾一再和朋友们表示「只愿教几个钟头书，有空写写文章算了」；他把政府机关的工作说成是一种「支出」，是一种不愿尽又不得不尽，因此尽了算了的「义务」。他也曾不止一次表示，自己既不是学教育的，也还没有终身从事教育工作的思想准备，目前的工作不得不「顶下去」，主要还是文教厅领导同志的「盛情难却」。秦牧同志这种工作态度，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待革命工作和政治生活的态度：他虽也参加革命工作，但却是带着个人主义来，在整个人民事业中，它总是要竭力划出一角地盘，来筑成自己小资产阶级的王国，这个王国，往往就是指导自己全部思想和活动的中枢。这就反映了秦牧同志对政治的积极性是不够的，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保守思想。

　　因此，在工作初期，秦牧同志的思想是不安定的。后来觉得工作需要，的确走不开，而且觉得走开了，也不一定就能不做政府机关的事，就在这种无可如何的心情下，秦牧同志继续工作下来。这时，他由个人主义出发的责任心，也的确用了自己差不多全部的精力来企图把刊物编好。但是，他所依靠的只是个人主义的「我行我素」的努力，他企图把刊物编好的「好」，也就不完全是根据政府的文教政策和文化教育工作的实际情况与需要，而多少是根据个人主义的主观主义的片面性的愿望与要求。这从哪一方面可以证明呢？首先，秦牧同志除了编刊物外，对文教厅的整个工作和广东文教事业的实际情况是不很关心的，对领导当局的政策要求和群众的实践是不很有兴趣的，他顶怕开会，认为不必开会，工作还不是一样做？他也广泛征求文教工作者写文章，但是往往限于几个「知名之士」，（这点秦牧同志在自我检讨中也承认是「积习很深，现在所扭转的还很不够」。）对真正从群众中来，密切联紧群众的东西，对如何帮助政府文教政策在群众中的贯彻等等，关心得是很不够的。举个例说，「广东教育与文化」第三卷第六期预定在今年十月一日前后出版，作为国庆纪念特辑，秦牧同志在付印前两天要我写一篇社论性的短文，作为对国庆节的表示。我在极度仓促和草率的情况下写了一篇题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两周年」的短文，结果在该刊篇首发表，检讨起来，如果将它作为「社论」看，是非常浅薄不够的，该文既没有强调或总结一年来我们国家特别是广东在文化教育和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及其胜利，也没有指出今后工作的方向。这样，当作一个文教领导机关的指导性刊物的「社论」，是非常要不得的。我自己应该深刻批评自己不负责任草率随便的写作态度，同时秦牧同志作为该刊的执行编辑，在取稿上也表现着严重的自由主义。因为事后该文付排了，我问他的意见，他还是用了他常说的「没有什么，很好很好！」一句话来答复我，还不是自由主义是什么？

　　由于秦牧同志抱着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来面对自己的工作，因此也就按着自己的主观意图和愿望来编辑「广东教育与文化」：希望把它编成为装璜美丽、内容洋洋大观、名气十足的巨型杂志，而不更多地考虑这样的杂志是否可为广大的文教工作者特别是目前生活仍很艰苦的中小学教师所能负担，对他们的实际从事的工作有无裨益。假如我不健忘的话，我还记得当「人民教育」指示调整全国文教刊物，省级以下文教刊物必须定价低廉、内容通俗化、面对农村和小学教师时，秦牧同志最初是表示不同意的（以后态度有无发展和改变，我已不知道），他曾表示，「要我编教育杂志既是够难的差事了，要我编编给乡村小学教师看的刊物那真难上加难。」这样：即使如秦牧同志的自我批评中所说的，关于「不肯改变刊物方向（按指面向农村、通俗化）一点，我很诚恳地说：没有这种心理。」但是，抱着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主观主义的观点和立场，用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来指导自己在国家机关中的思想工作和思想活动，发展下去就必然成为对人民政府政策的抗拒。因为，「今天的中国是人民民主主义的中国，就是说今天的民主主义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工人阶级的领导可以自然而然地存在着，更不是说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领导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工人阶级的领导可以自然而然地存在着，更不是说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能够停止他们的依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的活动；不，这是不可能的。」（胡乔木：「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秦牧同志主观上即使没有「抗拒执行上级政策」的心理，但是由于用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和立场来指导自己的工作，客观上就不得不变成抗拒上级政策，最低限度是不会也不能很好地贯彻上级的政策。

　　秦牧同志抱着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立场和观点来指导自己的编辑工作，在一个时期或某种情况下，可能没有暴露出来因而也没有被大家觉察。但是当「广东教育与文化」受到「人民教育」的严正批评时，问题就暴发出来了：这时，秦牧同志便把刊物的缺点和错误看作是个人的得失荣辱，把受批评看成是自己的「委屈」和「不幸」。因此，他所采取的就不是虚心地听取别人的批评来考虑改进今后的工作，而是为了坚守自己「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王国」，来一下「你来一拳，我还一脚」的反批评，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抗拒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是什么？

　　其次，必须指出，就是在批评运动展开以后，秦牧同志也还没有从思想上、即从根本问题上来着手寻求解决。秦牧同志对抗拒「人民教育」批评作了自我检讨，这个检讨虽然在态度上是诚恳的、虚心的，但是还是不够深刻，因此就还不能解决自己的思想问题的。秦牧同志这篇自我检讨的基本精神，依然是在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范畴中对自己的错误作「反求诸已」的一些修正，但是基本上却仍没有超越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范畴，秦牧同志虽然在理性上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高自大「是一种可恥的精神状态，是剥削阶级思想影响的残余」，正是由于这种「可恥心理冲闸而出，因而「酿成事端」。但是，秦牧同志！你为什么不下决心在自己的思想领域中，从此把这个「闸」彻底摧毁呢？而如果它——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不「酿成事端」，你岂不是企图继续让它固守在「闸」内吗？「在这种自己觉察得到而且无法辩驳的真理之前」，秦牧同志显然还不曾彻底摧毁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王国，无条件地向工人阶级的思想缴械投降，而「只好用惭愧来压抑那点痛苦」。什么「痛苦」呢？那显然是痛惜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王国受到袭击而创伤。这样，秦牧同志依然把自己思想上的错误和缺点看成是个人的得失，把受批评看成是自己「不幸」酿成的「事端」。因此，在感觉痛苦时就只是企图从个人主义哲学和个人奋斗中去吸取力量，而不是从对人民事业严肃负责、从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群众的斗争中去吸取力量。用这样的方法和态度去改正自己的错误，我认为这不是十分可靠的，不彻底放弃自己小资产阶级立场并努力掌握工人阶级的立场，一个知识分子就将永远难于得到切实的彻底的改造。

　　我认识秦牧同志，我认为他有好的一面，他在政治上基本上是进步的，就是在工作作风上也有进步的好的一面。他正义感强烈、工作积极、生活质朴、态度和气（正如他的自我检讨中所说，一年难得对人发一二次脾气）。但是，今天看来这些都不是根本的东西，根本的东西在于阶级立场。原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先天的弱点就这么复杂多面：它有庸俗的自私自利、爬高心理、利欲熏心、功臣思想；也有「拔俗」的自由主义、我行我素、独来独往、自高自大、「有所不为」。庸俗的与「拔俗」的表现虽然不同，后者甚至往往抗拒前者，但是其为小资产阶级王国的产物则一，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过程中，不但要彻底唾弃前一种东西，而且更要无保留地摧毁后者，（因为后者往往比前者更隐约，也就更顽强。）只有这样才能腾出自己思想的躯壳，让工人阶级思想在自己身上找到立足点。秦牧同志主要的思想内容、从而他的思想改造的具体内容，恐怕就是后者。秦牧同志！你能说不是这样的么！

　　最后，从秦牧同志此次抗拒批评事件来检查我自己的思想，显然我自己也是犯了很大的错误的。我一直对秦牧同志的思想倾向采取庸俗可恥的自由主义的态度，从没有正面的严肃的对他提过意见。一直到「人民教育」的严正批评发表，最初也还以为只是秦牧同志的一时冒火，后来读到南方日报的评论，再与秦牧同志谈论，才深刻地认识到这是带有原则性的思想发展倾向的问题。检讨自己过去曾与秦牧同志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采取和平共处的庸俗的自由主义的态度，而并没有很好地对秦牧同志提出过批评检讨，这反映了在自己的思想中是如何地优容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也就不得不妨碍工人阶级思想在自己的思想领域中的统治地位。从秦牧同志这次抗拒批评事件中，我受到迎头的一拳，更加看出工人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不可能相容共存。我必须在学习、实践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更彻底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更好地进行自我教育与自我改造。（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日夜）

　　来源：《思想改造文集》（第三集），北京：光明日报社，195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