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处决反革命的首恶分子

　　<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廿六日电】一大批反革命罪犯二十五日在北京伏法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处理这一批反革命案件的过程中，充分表现了极端慎重的态度和严肃负责的精神。市公安局和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紧密的依靠群众，对于反革命分子的罪行，不但进行了详尽的调查研究，而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和北京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关于镇压反革命的决议”，将各种反革命案件一一加以清理。在这些案件宣判之前，市公安局不但将重要的案件，连同各案的罪证，向市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提出报告并进行展览；而且还经过了市、区各界人民代表五千余人的扩大联席会议的讨论，并当场举行了对于反革命分子罪行的控诉。现在人民政府完全接受了各界人民代表一致坚决的要求，对于这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处以极刑。这不但是为无数被害的人民伸雪了无边的仇恨；而且这是为了保卫人民革命胜利的果实、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保卫人民的经济建设事业所必需的。

　　北京市这一次处决的罪犯有五种类型:第一种是一贯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首恶分子，第二种是解放以后仍然毫不悔祸，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第三种是利用封建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特务道首，第四种是罪恶多端的恶霸，第五种是惯匪。这些反革命分子，都是罪无可救的。例如，用机枪射杀了一千多群众的特务李肃侯，逮捕了二百多个革命工作人员和进步群众并亲手勒死十五人的特务李士林(3月29日1版更正为“朱士林”)，欧打陈瑾昆教授和其他爱国人士并严刑拷打爱国学生六十余人的特务冷少颖，解放前烧毁民房千余间而解放后又结伙抢刧十一次的特务王凤巢，制造九十多种谣言的九宫道坛主金汉魁，纠合五千余人阴谋暴动的特务道首李泰成，霸占土地逼死人命的“阎王爷”王廷枢，抓走民夫八十余人、强奸很多妇女的恶霸阎文辉，行抢十七次伤害事主的惯匪赵秀山等等，这许多反革命分子的罪恶是诉说不完的。如果对于这些“国人皆曰可杀”的反革命罪犯不处以极刑，那就无怪乎人民群众要批评人民政府是“有天无法”了。如果有人以为对于这些反革命分子也可以不杀，那就等于要使人民群众永远受反革命分子的残害与压迫，永远不能翻身了。这难道是人民所能够容忍的吗?

　　显然，人民群众是坚决主张杀掉这些反革命的首恶分子的。因为只有杀掉这些凶犯，才能澈底消除一切反革命的破坏活动，才能巩固无数革命先烈奋斗牺牲所换来的胜利，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不至于继续遭受反革命分子的残害，北京佛教代表巨赞法师在市协商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上说:“杀反革命分子和佛的杀成也不矛盾。因为杀掉了极少数的反动分子，救活了最大多数的人民，并且警戒了犯罪的人少犯罪，这是功德。”这位佛教徒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是和广大人民的意见完全一致的。人民群众坚决要杀掉反革命首恶分子的主张，和我国人民革命的历史经验也是完全符合的。我们今天实行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正是我国人民革命的一项重要经验。因为只有正确的实行了对于反革命首恶分子的坚决严厉的镇压，才能使那些罪恶不重而又有可能改造的反动分子老老实实悔过自新、立功赎罪，获得从轻处理的宽大待遇。至于国际的革命经验就更多了。记得在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国内战争时期，列宁曾不只一次地强调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严厉镇压的必要。比如在一九一八年六月二日列宁“致各省县苏维埃电”，就曾指出要“保障自己的后方。为了这个目的，必须把直接间接帮助敌人的一切侦探、奸细、白匪分子、反革命叛徒，概行枪毙。”列宁和斯大林在镇压反革命的这个问题上，和在其他一切问题上一样，曾经做了许多重要的指示。虽然当时苏联的情况和今日我国的情况有许多不同，但是这种坚决镇压反革命的精神和需要却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每一分钟都不应该忘记，反革命的残余势力，目前不但在社会上的许多角落里进行着各种各样的阴谋、破坏活动，而且有的千方百计地打入了我们人民国家的工厂、学校、机关里来。在这一批处决的反革命分子中，就有混入京津铁路局进行破坏的待务董化昌，混入我军事机关进行破坏的特务吴鸿献等。事实证明，这些反革命分子正在采取着从外部和内部两方面互相配合的方法，来破坏我们的人民民主事业。因此，我们要保卫人民民主制度，就必需对于这些反革命分子实行铁一般的专政，这是毫无疑义的。列宁在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发表的“苏维埃政权底当前任务”一文中说得好:“专政是一个很大字眼。而大字眼是不可以随便乱说的。专政就是铁一般的政权，是有革命勇气和行动敏捷的政权。”“而我们的政权却柔软极了，往往不大像铁，却很像浆糊。”我们也应该按照列宁的这种精神来检讨我们自己的工作，在我们的同志中，不是也有些人当常把“人民民主专政”说得太容易，近于随便乱说吗?不是曾经有人对于反革命分子也表示无原则的宽大吗?这难道不是“柔软极了，往往不大像铁，却很像浆糊”吗?现在应该让每一个人民群众都看清楚反革命分子的罪恶了!应该让每一个人民群众都懂得，只有对于反革命分子实行铁一般的专政，才能保证在人民内部有充分的民主权利。

　　在处决这一大批反革命分子之前，北京市除了在市的各界人民代表会上做了原则讨论，在市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对这些反革命案件的处理方针作了讨论以外，又召开了数千人的大会，并举行控诉，这对于城市人民是具有重大教育意义的。这样性质的群众性的大会，在其他城市也应召开。列宁在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发表的“苏维埃政权底当前任务”一文中曾夸奖这样的群众大会。他说:“群众大会，这也就是劳动群众的真正民主制，这是他们扬眉吐气之际，这是他们向新生活觉醒起来。”无数的实际经验完全证明了这是真理。我们应该更加推广这个经验到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中去。因为镇压反革命是一个严重的斗争，它和其他各种斗争一样；完全应该紧密地依靠群众，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和人民政府一道来共同进行

　　来源：《文汇报》1951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