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市各界人民在大会上对反革命分子罪行的控诉

　　许建国兼局长报告完毕后，大会开始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罪行。

　　第一个是被害人家属王淑云控诉特务恶霸王士姜。王淑云走上台来举起拳头，愤怒地喊道：“我要替我两个哥哥报仇，我要控诉，这是十一年的血债冤仇啊！”全场鸦雀无声，万余群众拉紧心弦，愤慨地倾听她的哭诉。

　　王淑云的两个哥哥王士英、王士宏（都是搬运工人）在十一年前被特务恶霸王士姜，以“私通八路，暗藏军火”的“罪名”给活埋了，抛下七十岁的老娘，和柔弱的妻小，流离失所，生活无着，渡过八、九年反动统治的黑暗岁月。

　　她控诉说：“丁字沽特务恶霸王士姜欺侮咱们穷人，我叔叔当初在‘脚行’时因王士姜他们闹事，被王士姜的腿子无故的抓到狱里，楞给判了二十年的苦累，不到六年就死在狱中，快死以前我哥哥要求王士姜答应把我叔叔抬出狱来，好死在家中，王士姜不答应，我哥哥一气找到王家向他评理，从此王士姜就怀恨在心。

　　“日本人来了，王士姜勾上了日本人写黑信存心害我哥哥。一九四○年九月十九日那天，我的两个哥哥被他们捆走，我母亲、两个嫂子和我连一个小侄子都给骇傻啦，第二天特务到我家送信，叫我们去送衣服和饭。我和母亲跟着那个特务到了穆庄子，在一间大屋子里看到了我那可怜的大哥，他的手铐着，浑身打得不成样子，人都起不来了。”说到这里，王淑云哭不成声：“我那可怜的哥呀！这是为了嘛呀……。”（台下高呼：给王淑云报仇）

　　“特务说我们若能花钱可以把哥哥赎出，我们那有钱呀！当时我二哥就劝我母亲想法借钱把大哥赎出，他说他可以自己死，这话一说，我母亲就晕过去了。后来我们回到家里，另一个特务狗腿子出主意，叫我们去找王士姜磕头求饶，那时，我大嫂怀着六个月的肚子，拉着小侄儿去找王士姜，我大嫂在胡同里跪在王士姜面前叫他‘行行好’，他连踢带打，把我大嫂轰走，多么狠心哪！（台下高呼：枪毙王士姜）

　　“第二天特务捆着我二哥，押回我们家里，翻查东西，叫我二哥交出枪来，我们那会有枪呢？当时我二哥被他们打得只会咧嘴，不会说话了，他临押走前和我说：‘妹妹，不要管我了。’枪没翻出来，我二哥被打得走不了路，特务们就拉着他出来，过了桥，我死跟在后面，我听见我二哥求特务队长快把他枪毙，免得受罪，特务们竟狠心说：‘枪毙是便宜你’，第三天，他们就把我两个哥哥给活埋了，埋在柳滩大开洼。”

　　王淑云的母亲当时还以为特务会发慈悲，无论如何得给她留下一个儿，王淑云心里明白，只怕老人家伤心，不敢告诉她。人被活埋后，有人报信叫他家领尸，但特务们不允许，一直等到两个月以后，王淑云说：

　　“有一天，一个匪徒骑着马，到我家叫我们三天之内把尸领回，转天天不亮，我和我的两个嫂子找我的一个婶子帮忙去领尸，不叫我母亲去，怕她伤心，领尸时，我弄了两口薄木棺材，老娘还嘱咐我们要是刨出一个来，我赶紧把那口多余的棺材劈掉，其实，那会有这个事儿呢？

　　“找到埋人的地方，一直刨到三尺深还不见我那可怜的哥……（哭不成声），就连杠房工人都说‘好狠心’……。死人刨出来了，我们仔细查看，结果还是两个哥哥，两个哥哥身穿单裤褂，那是腊月的天哪！身上的肉都发啦……。（哭不成声）”

　　王淑云的大嫂见到亲人，一恸几绝，勉强回到家里，不久就小产了，婴儿早已死在肚里。母亲瞒不住，还是证实了特务们没发慈悲，一个儿也没给她留下。老人家因受打击过甚，疯了，二嫂因生活关系被迫改嫁，王家大小几口人又被迫离开丁字沽，搬到西沽，因为当时特务曾声言“斩草除根”，若不搬开，小侄子的生命就会危险。王淑云婚后，同他作小贩的丈夫以作零工担负全家生活。在王士姜被逮捕前，王家早已搬到北京居住了。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国民党匪帮的报纸天天登载着什么“检举汉奸”“惩办汉奸”的消息，王淑云她们当时想：“没白活，可等上年头了。”于是，东借西挪，凑了伪币三万元，买了一个“状子”，控告王士姜。但是“状子’’递上去了，好久没有下文。第二次，第三次……又错钱，又卖东西，到伪法院，到伪警备司令部，控告王士姜，然而，家中东西卖完，甚至把大门门板当劈柴出卖之后，“打官司”的事，还是没有下落。一直到看见王士姜身上佩带着“牌儿”，腰里藏着手枪，依然盛气凌人地出现在丁字沽街头的时候，王淑云她们才明白了原来国民党反动派和汉奸是一伙人。她们气得心脏都要炸裂，但有苦到哪里去诉呢？

　　现在，王士姜被捕了。王淑云她们在北京看到报纸上的消息，一家人欢喜得流出泪来，大家争着要来天津，控诉王士姜的罪行。王淑云来津后到公安九分局，同时控告了王士姜的同谋犯王占胜，公安局接受她的请求，也将王占胜逮捕了。

　　控诉到这里，王淑云擦干眼泪，因为人民政府已实现了她们报仇的愿望。王淑云舞动着两手，高呼：“我感谢毛主席，毛主席共产党万岁！（台下欢呼万岁）我感谢人民政府（台下欢呼万岁），有我王淑云报仇的机会啦！我忘不了这一天！我忘不了啊……。”

　　她愈说愈兴奋，“我要求大家叫政府严厉惩治王士姜……。人民政府这么好！共产党这么好，我的孩子长大了，我一定叫他参加革命！我王淑云要好好学习，好好劳动。”王淑云的呼声震动全场，接着响起震耳的口号：“枪毙王士姜！”“为王淑云报仇”。

　　双目半失明的刘刘氏老太太第二个走上台去控诉。她控诉恶霸井三（井义江）抢走她的独生女，至今不知卖到什么地方。井三就用卖她闺女的钱盖了瓦房，更拐走了她的好儿媳妇，气走了她的独生子刘锁，因此她现在就自己住在半间草房里，靠着街坊四邻给点饽饽饼子度日。刘老大娘想到自己的悲惨生活，加上对儿子闺女的痛苦的思念，和对恶霸井三过久的切齿痛恨；这些复杂而强烈的感情过分的刺激了她，结果使她在控诉中途晕倒在主席台上。卫生局长李允恪、和万福恩、冯英镇、李永阳、张文杰等很多位大夫立刻到主席台上救治，并将刘老大娘送到市立第三医院。

　　第三位控诉的是另一位双目半失明的刘老太太。她不但双目残疾，两个胳膊也残废了，这些病都是被特务刘金富逼着上吊时遗下的。她是搬运工人刘万生的妻子，她走到麦克风前头一句话就说，“人民政府可真是人民的政府，我憋在肚子里五年的苦水今天也能到这来吐吐啦！”她悲愤的陈述着往事说：

　　“我住在河北东七经路十号，今年四十六。我四十一岁那年的二月初八，有一个人到我们家来雇车，那时候我们掌柜的回了老家，我说没人拉。我们有三不拉：‘国军’不拉，天黑不拉，小偷不拉。当时我三弟因为家里缺吃的，又怕惹是非，就勉强答应了这趟买卖。人跟车走了以后，当晚有人来说别等车了。那时我三弟妹刚出满月，一家子不知什么事，就担惊害怕的等了一夜。可是一连等了三天也没信，直到五天头上有一个卖菜的到我家来送信，他说到‘警备司令部’送白菜时，我们三弟刘万海从铁窗户里托他往家里捎信，打点救人。”她叹了一口长气说：“三兄弟说五天里没吃上两顿饭，我们七十岁的奶奶当时就晕过去了。后来一个姓杨的介绍我们去托刘金富，以后我们三天两头的请他们吃饭、送礼，卖了衣裳、皮鞋、家具，哪一回没十万八万的也干不了事，过了八九天，挑费用去一百多万，实在没的可卖了，才先把伙友吴兆发、李晋铭给放出来，他们两人披头散发、浑身是伤，告诉我们说我三弟病了，快打点救人。

　　“我们用了几十万打点了‘警备司令部’，特务刘金富又来说杨法官要一百五十万，我们把自己住的房子典了四十万，刘金富还说不够他坐车抽烟的。他几次三番的来逼钱，我们七十多岁的老奶奶跪着求他也没用。到末了放出病人来时，家里已经是什么都没有了，可是刘金富还老逼着我们要钱。我们当时吃酒糟、吃豆渣，刘金富可娶媳妇去了，我们还得送四样水礼。送礼的钱拿不出来，他还说我们欠他钱。实在挤兑得我没法，一天老天爷下大雨，我就上吊了。家里人把我救下来，缓醒了三个多钟头才还醒过来。实在没辙了，我回娘家借了八石麦子给他，他还说差七十八万。我借的那八石谷子到今天还没还上娘家哪。

　　“我们家里人病的病，要饭的要饭，拾煤茧的拾煤茧，一个三岁的小侄子有病没钱看就给折腾死了。我们前后花了二百七十多万，车到底也没赎出来，直到九月底我们还没混上一件夹衣服。特务刘金富害得我们家破人亡，今天咱们不能给他留活命！他是人民的贼，人民的狼！留下他，他就祸害老百姓呀！”

　　第四个登台控诉的是电车工人孙连城。他悲愤地控诉电车公司一霸、军统特务薛福珍及其手下四大金刚在四年前逼他上吊的情形。他说：那时在南开提起薛福珍和四大金刚，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们在公司里压迫工人，无所不至。跟他们相好的可以不作事，光拿钱；可是过年过节不给他们送礼的，就会百般地受欺侮。要是不顺他们的眼，就硬说是八路。

　　电车工人每月都有一次加班，可以多挣一天的工钱，因为我跟他不太合适，他们总不派我加班。国民党统治时期，物价高涨，生活困难，有一天我就找王金棠（四大金刚之一）问他为什么不派我加班？他立刻就把脸子沉下来，狠狠地说：“你是什么人敢进公事房？”随后他又说我是八路。这贼说变脸就变脸，立刻就审问起我来，我直跟他们说好话，薛贼凶狠地说：“你别跟我来三不管卖野药这一套，有话直说吧。”这时我连急带气，一个劲儿出汗，他们又硬说我“作贼胆虚”，要我供出公司内十七个共产党的名单。这时我只好苦苦哀求，让他再调查。他们审问我从早晨六点半一直到九点，才放我回家。

　　等我第二天上班时，一看我的名牌没了。我疑惑不定的去问薛福珍，他瞪了我一眼说：“你还上班，你是八路！”我还在分辩，薛又说：“你实说吧，薛爷是工会的理事长，有事还瞒了我？”旁边的王金棠也插嘴：“这小子不上刑是不肯招认的，送他警备部！”后来几位老年工友跟他们说情也无效。我一直跟他们说好话，薛福珍竟不耐烦了，他厉声说：“你是武大郎吃毒药，不死也得死！你不说就送你警备部。”这时我真急了，跪在地下哭求，他也不理。（悲愤的口号声四起）晚上把我给关在一辆破电车上。我一想，反正也活不了啦，不如早死。想着想着我不禁哭起来，我跪在地下哭出了声：“母亲，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随后我就上了吊。（口号声）恰好有三个夜班工人从车旁走过，才把我给救下来。好个薛贼，他几乎把我给逼死，四年多的怨气今天才算出了。（鼓掌）我要求对这些万恶的家伙严厉制裁。（大鼓掌）

　　最后，铁路局电力工人曹世宗控诉了特务范永和的破坏生产罪行。他说：“有一次我们三个人爬到电杆上修高压线，范永和竟偷偷地爬到另一根电线杆上关了闸盒通了电，我们三个人就都被摔下来，我右手、右腿都摔伤了，养了几个月的伤。”他并控诉了范匪破坏电话线，阴谋造成列车事故，严重的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在苏联代表团来津访问时，他利用职权叫工友拉开电闸，使东车站熄灭电灯七分钟。在毛主席访苏以及苏联代表团过津时，他百般搜集专车情报供给美帝蒋匪等等罪恶活动。他愤怒地说：范匪这种种危害人民的破坏罪行是不能饶恕的，我们坚决要求政府枪毙这个罪大恶极的特务。

　　来源：《进步日报》1951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