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市军管会军法处枪决反革命罪犯经过

　　天津市军管会军法处接受各界人民的控诉和要求，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及本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关于镇压反革命的决议”，于三月三十一日枪决一批罪大恶极的美蒋特务、反动会道门头子、恶霸、惯匪及汉奸，共计一九三名。这些万恶滔天的反革命罪犯，都是在日伪及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长期残害人民，血债累累。解放后，毫不悔改，继续与人民为敌，或潜入工厂企业，破坏国家经济建设，或组织反动武装，阴谋颠覆人民政权，或系封建会道门头子，造谣惑众企图暴乱；或系特务恶霸，鱼肉人民，横行一方。其中有些是经过政府逮捕宽大处理后，仍然抗拒改造，继续从事各种反革命活动者。所有这些反革命分子，都是沾满了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罪该万死的人民死敌！

　　在处决的反革命分子中，有一大批是长期作恶，屠杀人民，烧毁民房，破坏革命工作，镇压迫害工人及学生运动负有重大血债的首恶分子。如：历充匪党津市党部执行委员及书记长之反革命首恶分子苏吉亨，与大汉奸陈仙洲互相勾结，组织领导特务活动，四五年纵放日寇黑田，包庇汉奸朱世英等。血腥迫害市民，天津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政权一切特务恐怖行动均由苏吉亨等策动主持。并多次迫害学生爱国运动，欺骗部分学生，煽动反苏反共游行。一贯残害工人，破坏工人运动著名之大工贼苑宝璜。日寇投降后曾充匪津市党部执行委员，伪国大代表及匪总工会常务理事，把持伪津市总工会，发展匪党二千余名，作为羽冀，用以镇压工人运动。四八年津市电车工人罢工时，他先指示其爪牙以手枪威胁工人又勾结匪军警，以装甲车堵住公司门口，逮捕工人杜宝礼等九人。电信局工人反饥饿运动时，他以最毒辣手段迫害员工。据他自己供出，类似这样的事件，作过三十五次之多。二十余年之军统特务，一九三四年刺杀吉鸿昌将军的凶手吕一民，在他行刺后，即受到匪首戴笠的赏识，屡任要职。他充任匪情报副主任期间，横行京汉路一带，专门派遣特务刺探解放区情报，破坏我冀中、冀东部队的建军工作。在任匪稽查处督查长时，借名清查户口，大肆捕害无辜人民，强令妓院、旅馆建立特务情报网。解放后，竟聚集残匪，企图化装潜逃。一手制造“潘家峪大血案”的大特务朱世荫，带领日寇屠杀我潘家峪人民一千二百名，烧毁房屋千余间，使该村人烟断绝，全村化为瓦砾。美蒋特务首要分子曹强，充天津市匪稽查处处长时，正值和平谈判期间，他指示其属下搜查我驻津办事处，逮捕我干部。四六年杀害我被俘战士四名，更与美海军陆战队情报处勾结，搜集我方情报。后调济南任匪王耀武少将高参，主持特务工作。捕我干部和无辜人民六十余人，送匪军法处迫害，并强迫集训济南市民四千余人。更在市内建立情报站坚决与人民为敌。军统特务汪鹏，曾在美国留学。“七七”以前，就充匪戴笠的外文秘书，后投降日寇。抗战后期，又兼充军统日寇双方的特务。其卖国才能受到匪首戴笠、大汉奸汪精卫和日寇参谋长松井等的赏识。在上海除从事卖国勾当外，更组织暗杀，破坏我爱国分子的抗日活动。灭绝人性的特务郭永图，系潜伏特务组织“军事联络组驻滓联络处”的主任。过去六年间先后率领匪军进攻我解放区四十余次，伤害我革命人员百余名。灭绝了人性的剖食我不幸被害的革命人员心脏。又以活埋淹溺等非刑杀害我工作人员六名，村干部四名。逮捕我采买员二十九名，及农村干部七名，施以非刑迫害。保定大屠杀案主犯沈景桂，他是中统局天津分区主任，当了二十一年的特务。逮捕过我革命志士多人，他亲自施刑拷打，恣意残害。保定大屠杀案，他沾染了无数人民的鲜血。勾结日寇之军统兼中统特务张子和，曾为汉奸率领日寇捕害工人，包围村庄。三九年又协助袁文会组织袁部队，在霸县一带，对人民肆行烧杀抢掠，先后杀死我抗日战士六名。以后又当伪华北剿总第一纵队第四支队司令，逮捕迫害我采买人员及村干部多人，中统特务右盘在充当蒋匪第一战区战地工作组平津组长时，勾结日伪汉奸孙殿英破坏抗日根据地，又策动日伪军抗拒我军受降，还包庇汉奸，贩运毒品。军统特务时怀豫系匪“统一检查组西站检查所”所长，曾劫扣我采买船只和物资达数十次，逮捕迫害的革命志士、职工及进步分子有三十余人，在临漳县境还杀过我军战士五人。

　　另一批是怙恶不悛的特务分子，他们都是日伪美蒋特务出身，解放后拒不登记，继续作反革命活动，或供给敌人情报或潜入我机关、工厂、学校内部进行破坏。如：孙福锐、李仲諟等原都是日伪军军官，后又转任蒋匪军政要职，曾暗杀我革命干部赵云洛等五人，村干部多人，又组织政治土匪潜入我解放区刺杀革命干部。解放后纠合匪特组织“平津冀热区党政军调查处”，受蒋匪特务头子张庆恩的指挥，活动于京津两市。在津市开设启大古玩行和酱油房作掩护，窝藏并放走大特务头子刘钊，并勾结了外贸局留用职员郭晏廷刺探我国家机密。欧司春、翟恩荣、吴万广等，在天津解放后潜伏在我棉纺一厂内，先后破坏七部马达，烧毁织布机七台，并把断锯条五块放入电滚内，使工厂受到很大损失。刘礼达是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又是“忠义普济社”特务，天津解放后隐瞒反动身份，潜伏在海河工程处修理厂内，曾破坏过该厂的最大马达。阎三货曾充日寇特务，在山西曾杀害我干部多人，解放后也潜伏在棉纺一厂，伪装积极，暗中进行奸细破坏活动。匪保密局策反组中校秘书陈大鹏在充当伪天津金融管理局稽核主任时，借查金钞为名，大肆逮捕无辜市民，敲诈勒索，毒刑拷打。亲自刑讯的达二百余起。天津解放后避不登记，混入我人民银行，勾结金银贩子扰乱金融，破坏我金融政策。中统特务王永恒、张鸿川、李琴声，解放后组织“华北区青年义勇救国纵队”，纠合中统及三青团分子五十余人，潜伏在河北工学院等校内，进行反动宣传，并阴谋暗杀我工作人员，及开滦矿区工人。更企图在四九年国庆节用手榴弹破坏会场。赵鸿雁、徐凤翙等以天主教为掩护其特务组织“天津民众建国协进会”，计划打入我机关工厂学校内部进行暗杀。并企图勾引落后民兵建立反革命武装。秦心斋是匪党通局直属天津办事处第六小组长，曾发展特务十余人，劫夺过我很多采买物资。且为青帮头子，拥有徒众千余人，一九三○年间，曾率二百人在劝业场斗殴，死伤二、三十人。并曾强霸李秀峰母女二人，欺压艺人刘翠霞、王佩臣等。日伪及蒋匪特务唐中、邱凤章是“反共建国工作组”一案的主犯，他们纠集匪徒，印制散发反动传单，曾筹集火磷，阴谋烧毁我一区中心花园。孙秉义、薛殿英、刘德长、赵德发等也都是作恶多年，天津解放后，仍不悔改，继续反革命活动。党通局特务李天然是青帮头子恶霸“三十六友”之一，开设妓院敲诈市民，又纠集特务流氓多人，号称“百寿图”，每借词秘密集会，大肆活动。解放后，继续与人民为敌。汉奸特务康相九，在充匪九十四军谍报组长时捕我村干部多人，天津解放前夕，为陈匪长捷帮凶，进行扫清射界工作。天津解放后，毫无悔改。么立亭，历充匪铁路局工务段要职，经常虐待迫害工人，秦皇岛解放前夕，勾结匪军破坏机车六十二台。天津解放后，又隐瞒历史潜入我路局活动。中统特务陈绪绵、白景云等，天津解放后潜伏铁路阴谋破坏，曾几次损毁机车内部，将汽管接手放气，破坏行车安全，将机车水表炸毁，并曾企图烧毁机车，被捕在押期间，还阻挠其他犯人承认错误。

　　另一批处决的特务是自台湾潜入的匪徒，和解放后勾结特务建立反动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特务分子。如朱锐、王思炽、董铨卿等，均系受蒋匪特务头子郑介民亲自指挥的特务组织“中华人民反共救国军第二十九纵队”的要犯。他们企图建立福建闽江口外马祖岛至浙江玉环岛以南之匪海上基地。在海上活动时因船只损坏，临时化装难民，妄想登陆潜伏，乘机作乱。遇鄱阳轮救载至塘沽，被我查获。军统特务刘金镛受命台匪潜入华北，建立通讯网，刺探我部队的装备和兵力布置。崔桐超、范玉和是匪“直属国防部二厅反共青年救国队”要犯，负责在铁路局内进行破坏工作。一九四九年九月曾将东站电源总闸拉开，使全站停电七分钟；并偷摄配电盘的照片，企图进行爆炸。又同年九月间在某处装设高压保护网时，正值列车开到，范匪竟阻挠其他工友提起保护网，几至发生重大死伤。房新、李振乾等匪于解放后，组织反革命组织打入棉纺七厂、一厂及制革等工厂，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

　　此外如曾充日伪军警的张义忠，马兰升、鲍罗夫等解放后纠合行抢，并组织“反共游击队”，准备在唐山等地建立反动武装。历充日寇宪兵的高永岳，是反革命组织“青年联谊社”的主犯，曾跟踪我革命干部三次企图劫夺枪支，杀害干部。曾当蒋匪盐警的焦玉祥是特务组织“军事谍报组”的主犯，企图印制反动证件，并阴谋杀害我军干部，夺取枪支。

　　有一批是恶霸脚行头杀人犯，他们历年来剥削工人，杀害市民，设赌群殴，奸淫妇女，在解放后仍然不向人民低头认罪，继续敌视政府，妄图恢复封建把持势力。像汉奸特务恶霸大脚行头子巴延庆，卖过白面，设过赌局，横行河北大街一带，残酷剥削工人十七年，并曾出卖祖国，当过日伪新民会分会长，协助日寇压榨人民，日寇投降后，更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历充伪国大代表。匪党部督导员及匪戡乱委员会常务委员等。“六、二”反饥饿学生大游行时，巴匪曾率领徒众阻拦学生游行。殴打逮捕，造成大血案，并以运输工会为名，组织“恶霸集团”，专门搜集我方情报。天津解放后更不知悔改，勾串脚行头，破坏工人组织。又如横行二十年的脚行头翟春和，用“二八存款，三七劈帐”的方式剥削工人工资的百分之四十四，强奸女艺人李金芳、喜彩芩、金荣花、王素秋等多人。十大恶之一的王士姜，在丁字沽一带无法无天，独霸一方。勒索丁字沽过往车船，市民买卖房屋，亦须通过王匪之手，始能成交，并勾结日寇，活埋王士英，王士宏。原是恶霸，后又做过汉奸特务的井义江（浑名井三）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曾自称“天是老大，我是老二”。在充任日寇“三一”部队连长，蒋匪五十三军、二十九军军官及匪军“绥靖公署”谍报处特务时，经常迫害工人，指为“勾通八路”酷刑逼供。受其毒害的即有张国生等多人。曾残忍的将范张氏强奸后，又将其十四岁幼女强行奸污，怀孕后又强迫堕眙。奸卖刘刘氏之女，并调唆刘氏儿媳，离间刘氏骨肉。天津解放后，仍不悔改，强奸窦老五之妻，并隐瞒特务身份，窝藏放走匪军官，并时常散布谣言，威胁群众。

　　世袭的脚行把头陈绍起，经常身带匕首，曾扎死陈学舫，打伤万海发等多人。一九四五年间，为其姐争夺房产，踢伤杨姓孕妇，还曾勾结敌特，将周六全家及工友五人用麻袋掷入河内淹毙。绰号“四霸天”之王嘉宝、王嘉宾是津市有名的恶霸脚行头，勾结日特，仗势欺人，并私设公堂，害死多条人命。绰号“张剥皮”的张春荣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汉奸恶霸青帮头子，做过日敌新民会会长，伪羊肉业公会、面食业公会会长等，在家里私立公堂，豢养二十五个打手，经常任意殴打市民，横行南市。恶霸邱宝山，号称“鸟市三霸天”之一，是“忠义普济社”的特务，自小即以墩签、花会、黑红棍、押宝、扑克牌等卑劣手段骗钱，并强霸妇女焦大凤、金玉珍、玉芳、玉红等多人。天津解放后，不但不改掉罪恶行为，反而恶性益彰，公然聚众抗税，反对政府。恶霸出身的汉奸贾万祥，是一个媚敌求荣的民族败类，日寇侵占天津后，即充当伪警察署特务，大设赌场、烟馆，以毒害我国人民。解放后，不知悔改，窝藏枪支，图谋继续他的反革命活动。程国明系蒋匪“军统局”特务恶霸，曾替日寇抓劳工，出卖人民。经常持械，勒索钱财，强奸妇女。为争夺客栈，持斧逼死该店股东刘思南，刘妻气愤失明，天津解放后仍造谣惑众，危害人民。

　　利用反动道会门，造谣惑众、奸淫妇女，诈欺民财，并企图组织反动武装的首恶分子如“世界新佛教会”的头子王紫泉，在抗日期间，曾与大汉奸王揖唐、褚民谊及日寇侵华战犯冈村宁次勾结，为日寇作情报工作，并借敌势搜括民财。日寇投降后复与蒋匪特务头子郝遇林、陈仙洲等勾结一起进行反革命活动。该匪并亲自谒见蒋匪，为蒋匪祝寿。与大特务头子戴笠及蒋匪经国均过从甚密。解放后，王匪仍不知悔改，造谣破坏，扬言“万教归一”，自称“中皇天”，企图组织武装暴动。贾匪庆林为“世界新佛教会”“九治干城佛盘总领”，自政府明令取缔反动封建会道门后，拒不登记，仍与王匪继续发展反动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造谣破坏，搜括人民财物。李匪桂荣是“世界新佛教会”“天宿佛盘总领”“四门大元帅”之一，天津解放后，对其道徒大肆欺骗取财，不断扶乱造谣，并去北京等地，鼓动道徒，企图煽惑暴乱。李匪金林：“世界新佛教会极罡领主”，自称“北九天”“北门大元帅”，聚敛道徒财物，奸污妇女。解放后，不知悔改，积极发展反动组织，造谣煽惑群众，污蔑说：“八路军长不了，是邪教……”等等，并威胁其会员不准泄露，否则即都给砍死。张匪殿瑞：“世界新佛教会极罡领主”“西门副师”，曾积极组织“西乾元龙华三杆会”反动组织。解放后拒不登记，利用乱语造谣，诽谤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企图暴乱，并以“种福”“制宝”等名义搜括道徒财物。王匪东海：“世界新佛教会天宝极罡领主”，天津解放后怙恶不悛，阴谋组织“龙华三会”，继续反革命，造谣惑众，亦以“种福”名义搜括道徒财物。董匪宗辉，历为兵痞，为王匪紫泉有力助手，为该反动道会中“极罡领主”装神造谣：“水火罡风”“八路军长不了”“王紫泉将坐中京”等企图煽动暴乱，并与特务头子郝遇林、李汉元等勾结。李育坤是一贯道道长、点传师。会参加民社党及反动组织，在津、杭等地利用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仅杭州一地就成立了“醒世”“忠一”等坛五十余处。一九四四年间，勾结日伪汉奸在津成立一贯道外围组织白十字会，诈欺取财。与伪天津市防守司令李匪鹏武等结盟为“十八罗汉”，仰仗权势镇压瑞生祥工厂之工人运动。天津解放后进行假登记，并窝藏匪徒，散布“第三次大战是三期末劫”等谣言。一贯道“坛主”徐宝昌，经常散布反动谣言，愚惑人民，曾在天津马家庄及河南郑州、海阳等地设坛诈财，拢络徒众四、五百人，该犯曾利用其封建统治势力打死袁润芬，奸污坤三才沈老姑，及赵大屏、赵三焕、王小容等四人。王小容、赵三焕被奸怀孕，该犯又强迫堕胎，解放后仍制造谣言，诬污政府，并派其爪牙四处活动。教员出身的一贯道坛主、点传师华克信，是一个专门向青年进行奴化教育、散布封建迷信言论，欺骗无知人士，加入一贯道以助其搜括财物的反革命分子。一九三六年津市学生抗日示威大游行时，该匪却宣传蒋介石卖国之“敦邦交”“睦强邻”等荒谬言论，并还大力替日寇作“强化治安”“中、日、满团结反共”的宣传。充当坛主点传师时，曾广散“超生了死”“躲避逃难”“三期末劫”等封建迷信言论，欺骗群众，并利用开荒办道名义，搜括大量财物。日寇投降后，除积极进行反共外，并组织“乾坤三才班”及训练班，恫吓威胁诱骗群众人道，以达其聚敛财物之目的。受其欺骗入班训练的达二百余人。

　　郊忠日寇，背叛祖国，结伙行抢残害人民的一批汉奸、惯匪也同时伏法。如外号“高阎王”的高铁侯，为日寇作伥，杀过六十多条人命，被其毒刑拷打的无辜人民，轻者残废，重者丧命，少有安全生还者，并以“莫须有”之罪名，逮捕津市理发师多人，且胁令全体理发师一律剃光头，而平时，捣店铺、抢财物、白吃打人，无恶不作。日寇投降后，虽在狱中，也勾结军统搜集情报，迫害我方被捕人员。日伪匪军出身的张天培，曾引导日寇几次进攻解放区，杀害我战士十八名，后又为蒋匪郊力，亲手伤害我军三名，解放后以蹬三轮车为掩护，聚匪持械行抢二次。惯匪高忠，历充伪军谍报员，专事劫掠，日寇投降后冒充我军人，讹诈钱财，刺探情报。天津解放后因结伙抢劫，被判徒刑，在狱期间，勾结特务，破坏看守工作。期满开释后，仍不悔放，复又企图结伙行抢。宋有瑞、王有智结伙路劫，打死我干部刘从山，并鸣枪拒捕，击伤警士及市民三人。

　　这些反革命罪犯，在今天上午宣判后分批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同时本市军管会军法处在市区普遍张贴布告，详列各犯名单及罪状。

　　在市、区各界人民代表扩大会议后，全市人民听了血泪的控诉，一致认识了反革命分子是人民的死敌，并认识了镇压反革命是抗美援朝运动中的伟大的胜利。政府采取这样的措施，正是正确的及时的执行了国家法令，符合了人民大众的要求。

　　来源：《进步日报》1951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