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市劳动局贪污分子赵庆云被逮捕

　　<中央劳动部节约检查委员会办公室>

　　天津市劳动局调处科副科长赵庆云，利用职权，接受资本家贿赂，出卖工人阶级利益；并把贪污所得勾结私商、投资入股，进行非法买卖；更包庇反革命分子，破坏国家政权。赵庆云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在国家机关中的奸细和工人阶级的叛徒；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他又拒不坦白，已被逮捕法办。

　　一九五○年四月，天津永康绸缎庄资方为了掩饰其非法经营、偷税漏税的罪行，曾以二十四两黄金及三百匹布分给职工。后来，资方感到懊悔，企图抵赖，即到劳动局调处科捏造事实，诡称由于自己不了解政策，在工人威胁之下被迫分掉资金；并询问赵庆云：工人是否违反政策？赵庆云立即回答资方说：工人分掉资金，当然是违反政策的。资方得到赵庆云的支持，回到店中即威胁工人说：“分掉资金是违反政策的行为。”要工人立即把布匹退回。工人不同意，资方就请求劳动局调解。赵庆云在调解纠纷时，完全站在资方立场，强调工人分掉资金的错误，强迫工人把布匹退还资方；对于资方的罪行，则不加追究。纠纷结束后，资方感恩不尽，即贿赂赵犯人民币二百万元。同年十月，英商合记蛋厂发生劳资纠纷，天津市劳动局派赵庆云去调解。赵庆云在处理过程中，完全按照英商经理的意见办事，说：“工人要求太高，不合乎目前的政策。”他并要求厂里的党员、团员说服工人降低要求。在召集全厂工人开会时，赵庆云在大会上强调资方困难，批评工人要求过高。但他做贼胆虚，怕工人在大会上不同意资方要求，竟诬蔑工人中有坏分子企图捣乱，并通知公安局派出所派武装人员来监视，吓得工人面面相觑，不敢发言。工人就在赵庆云的威胁下，放弃了合理要求。英商的欲望得以完全满足。事后，英商马歇尔说：“中国只有一个好人，就是赵先生。”随即送给赵犯毯子、毛衣等物，作为报酬。

　　天津市第九区忠义厚商号资方消极经营，私自解雇全部工人。但因未经工商局批准停业，无法注销营业证，仍须照常纳税。这个商号的经理就通过赵庆云的姘妇，让赵给写了证明信，而得注销了营业证。

　　赵庆云出卖工人阶级利益，接受资本家贿赂以后，就把贪污赃款作为资金，勾结私商，进行投机买卖，并利用职权敲诈掠夺。一九五○年，他私自贩卖银元，扰乱金融市场；又仗恃政府干部身份，在复兴货栈吃“好汉股”（身份股），先后获得“红利”五千九百余万元，最后并被推为经理。一九五○年，赵犯又在天津金钢桥附近私设晒鱼场，一个月就获暴利四千余万元。他感到风声太大，怕被领导方面发觉，就把资本投入安新镇六合公鱼店和庆丰棉花店。赵犯已变成了一个不法商人，披着政府工作人员的外衣，直接保护资产阶级利益。

　　赵庆云不仅公开地利用职权保护资产阶级利益，并且公开地利用职权包庇、袒护反革命分子。一九五一年镇压反革命时期，政府逮捕了金家窑腊店的一个反革命分子。这个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就托裕成理发店的经理，以银元二百个、人民币二百万元及毛衣、皮袄等物贿赂赵庆云。赵犯就利用职权帮助反革命分子家属和反革命分子见面，私通消息。天津市大张旗鼓地镇压一贯道时，赵犯又接受一贯道坛主、天泰印字馆经理五百万元的贿赂，利用职权，“证明”这个人“不是一贯道”。

　　赵犯叛变工人阶级以后，便企图把劳动局调处科变为自己的御用工具。他无耻地对调处科的干部进行贿赂收买，时常送给他们钢笔、手表、鱼虾及其他物品，并请他们到他家里吃饭，以腐蚀干部，企图把劳动局调处科彻底地变成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机关。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赵庆云百般抗拒。他起初诡称身体不好，要求医生开具“证明”，请假休养，以躲避运动的锋芒。接着，他又散布烟幕说：“劳动局没有什么贪污，只是官僚主义和浪费现象比较严重。”企图转移运动目标。这些企图都失败后，他就压制民主，威胁群众。他说：“检举必须证据确凿，对问题必须彻底了解以后再谈，否则谁谈了就对谁不利！”同时，他又和奸商订立“攻守同盟”。虽经领导同志多次找他谈话，但他仍决心背叛工人阶级到底，拒不坦白。因此，天津市劳动局在全体干部和天津市工人群众的要求下，把他送交天津市人民法院惩办。

　　来源：《人民日报》1952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