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清华大学在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斗争中的收获

　　<光明日报记者、郑笑枫>

　　三年来资产阶级思想对高等教育的狂妄进攻，已经遭到了有力的回击。这是新开辟的战线上的一个重大胜利。

　　在三反运动中从清华大学所揭露的事实来看，腐朽、堕落的资产阶级思想不仅明目张胆地盘踞在人民的高等学校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篡夺了工人阶级思想对高等教育的领导权。某些教师们，平常在口头上讲的是按照共同纲领中的文教政策，为国家培养干部等等，实际上他们却按照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和方针，来办理人民的教育事业。因此，三年来清华大学的改造，严格的说，不是「稳步前进」而是「稳步不进」。在教学内容上不是适应祖国建设的需要，而是在讲究「高深」，讲究「兴趣」。在教育制度上不是向新型大学的方向发展，而是舍不得放下「美国标准」。在教学态度上则是追求个人的名位而片面强调「研究第一」，或因想发财而去「兼职」，结果对教学是不负责的。这些资产级教育思想的毒害，三年来在清华大学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 所谓「国际标准」实际是在传播崇美思想

　　解放三年来，在我们高等学校中的院系调整和课程改革，没有或很少实际推行，其主要关键之一，就是在某些教师的头脑中还保持着那一套腐朽的所谓「国际标准」。他们就以这个「标准」，来对抗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针，因而使旧教育的改造和人民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了阻碍。

　　什么是「国际标准」呢？拆穿来说，就是「美国标准」。

　　一九五零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准备拟定的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计划消息传到了清华之后，因为有的教师甚至某些行政负责人热中于所谓欧美综合性大学的组织形式，盲目地向美国资产阶级的高等教育看齐，不愿意把这个计划在清华实行。他们在一九五一年的夏天草拟了一个所谓「校内院系调整计划」，表面上也打着「院系调整」的招牌，而实际上是在对抗中央教育部正确的教育方针。为什么这些教师们要这样做呢？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舍不得丢了「美国标准」。他们认为如果照目前国家的需要和实际情况看，一旦实行这个计划，清华大学就要变成工业大学。在他们的心目中，专门性的工业大学是「低级」的大学，因为它训练出来的人材只会管理机器，解决技术问题；而综合性的大学是「高级」的大学，可以培养「高级」的研究人材，培养可以侧身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的「通材」。

　　中国人民看来这些脱离中国建设需要的腐朽庸俗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路，是教育改革的阻碍，而某些人教师当时却奉为「经典」，舍不得丢掉。再加上「宗派主义」，怕一调整，自己的「小地盘」丢了。就这样，使得当时的院系调整方针未能贯彻，在高等教育改革工作上受到极大损失。这次反资产阶级思想斗争中，教师们揭发了这些丑恶的面目，认识了这个问题的本质，认真批判了可耻的崇美思想。一位居于比较负责地位的教授在检讨中指出：「几十年来的生活和工作，始终没有跳出美帝国主义安排的圈子……我这样一种盲目的崇美思想，已经给我们人民的教育事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一位老教授回想到一九五○年抗拒教育部的院系调整时，十分沉痛地用拳头捶着桌子说：「假如当时彻底实行了院系调整，到今天至少要替国家多培养出七、八千建设干部。在今天国家正大量需要人材的时候，这个错误是太严重了，这是不可宽恕的。」

　　清华曾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培养它们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大本营，当然它们是失败了。但是，在清华，崇美思想还是相当严重的。所谓「国际标准」和「国际学者」，这在过去的清华，几乎成为不少人「发展」的「方向」。有一位教授过去为了能够参加美帝国主义的军事科学研究工作，博得「国际学术地位」，曾不惜回答美帝国主义陆军部两个极带侮辱性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之一，竟要这位教授回答「愿不愿意为美国政府扛枪杆」。这位教授今天检讨说：「我出卖了自己，我出卖了我的民族。但我还自以为有『名誉』、有『地位』，恬不知耻地洋洋得意，还认为我的专家知识，到底有了『出路』。」

　　另一位教授回忆怎样取得所谓「国际学术地位」头衔的经过时沉痛地说：「在这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帝国主义设立了教会学校和清华大学一类的文化侵略机关，敷下了一条陷害中国青年的道路，利用小资产阶级往上爬的弱点，用学位、『国际地位』那一套香饵，把我们从人民的队伍中拔出来，不但腐化了我们的生活，而且利用我们作工具。我就是被腐化，被陷害的一个实例。」

　　但是，解放三年来，仍然还有一些教师在继续做着「国际学者」的丑梦，把「论文」寄到美国去发表。甚至有某些教师明知道这样做对不起祖国，「良心有愧」，但是舍不得「国际声誉」，明知不应做的事也做了。这是今天每一个热爱祖国的中国人民所不齿的，但这些教师却认为是「荣誉」。他们这一次批判了这种丑恶的思想，才感觉到自己真正地在帝国主义前面站直了腰板。

## 杀人不见血的「留学」梦，解放后仍然在毒害着清华园

　　帝国主义者为了培植侵略的代理人，给过去半殖民地中国的知识分子设下了一条向上爬的道路，由小学、中学、大学直到到帝国主义国家去留学，最后成为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工具。在这条路上，「爬上去」了的人，就带着满身的思想细菌，回来毒害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爬不上去的人，就到处受着旧社会的打击，变得意志消沉，甚至发疯自杀。经济系一位讲师在一九四四年参加一次留英考试，没有录取，当时就有一位朋友对他说：「考出国和武松打武一样，三拳打不死老虎，老虎就要把你吃掉。」意思是如果三次都考不上，你一辈子就完了。自此以后，他在旧清华大学，就成为一个被人「瞧不起」的人物。因而他自暴自弃，心灰意懒。一直到解放后两、三年来，他还觉得「抬不起头」。去年他参加土地改革，到了农村，别人投到火热的阶级斗争中去锻炼，而他却在想，「这青青的天，白白的云，在冥冥中觉得有一个造物者存在。天给我们安排了这样一个美丽的环境，我们不能相『亲』相『爱』，还要自相『残杀』？」他在控诉买办教育给他的毒害时说：「我自己像一件衣服，不仅是破了几个洞，而是整个地腐烂了。」

　　地质系一位副教授，她有兄弟姐妹四个，因为拼命想「留学」，最后简直弄得家破人亡。她的姐姐因为想「留美」，上清华进了外语系。学得一口英文，洋气十足。最后因为「留美」不成，大受「刺激」，害了六年的神经病，至今还躺在床上。她的哥哥在交通大学毕业之后，东奔西走，到处碰壁，还没有留上学。最后一想，洋水喝不到嘴，喝一口热带地区的风也行，于是去印度一趟也算是「留了学」。但是在印度染上了恶性瘧疾，病着回来了。这时伪交通部答应可以派他「留美」，他兴奋之下，就带病出洋，一直睡到红海，不支身死，葬身红海。他的妹妹看见哥哥姐姐为了「留美」落得这样的下场，心灰意懒，「看破红尘」闭门念佛，至今还没有觉悟回来。她自己呢？学是「留」了，但正像她自己说的，「留美四年带来了一身细菌，我腐化的程度已经达到不能使人相信的程度了。」这样的事例，大大小小，在清华大学还不是个别的。

　　解放前，机械系大部份助教是为了「留学」才来当助教的。刚一解放，同学们都在欢欣鼓舞，而这些助教就「垂头丧气」，感到「前途茫茫」。现在大多数的助教是进步了，但还有些助教仍然躺在「研究为主，教学为辅」的论调里。把学校当成旅馆，把学校的图书馆当成个人的实验室。过去很多助教争着管系内的基本课，为的是多跟教授学点本领，好顺利考上留学。解放后大家感到留学的梦「破」了，没有那个再愿意管了。例如管理工程画，最后弄得大家抽签，谁抽着了谁就自认「倒霉」。最突出的例子，去年有位助教为了想「留学」，竟离开祖国，投到帝国主义的怀抱去充当奴才。而某教授还十分同情地说：「出去学点技术也好。」

　　因为热中于「美国标准」，履历和论文便成为清华衡量「人材」的尺度。在这个「标准」之下，教师之间弄成许多等级，造成不团结的现象。有学位的瞧不起没有学位的；博士瞧不起硕士；做研究的瞧不起实际工作；留美留德留英留法的，又互相瞧不起。在这种丑恶思想的毒害下，很多教师不仅大半辈子都混在勾心斗角的污浊生活里，而且在解放后直接造成了在教学上的不应有的损失。

## 腐朽、反动的教学内容，在人民的大学里公开传播

　　三年来虽然进行了一些课程改革，但因为「美国标准」这个毒根子没有挖掉，在很多地方形成了「明改暗不改」的现象。有些教师怕把过去的那一套丢了就没有什么可教的。有的教师口头虽然也主张「大改一下」，但心里还舍不得下决心。营建系里的「抽象图案」学，这是一门彻头彻尾腐朽的资产阶级艺术思想的代表作。但是三年来，一直列在课程表上，不久以前，才停止教学。据说管这门课的助教也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他们所费尽心血在那里研究的，是要构造出一幅任何东西都不像的图案。于是，有些同学在教师的指导下，到垃圾堆里找「灵感」，也有同学躺在床上两眼空望着天花板，幻想在天花板的夹缝里找到一幅离奇的构图。

　　外文系是培养国家语文干部的，不仅要求学生掌握语文工具，而且要求他们有一定的政治水平。但在教学上，一些教师叫学生把欧洲各种大菜和燕尾服的名称都熟记下来。一位教师在教授口语时，就教学生怎样用外文去进行男女社交。

　　地质系的有些教师们为了强调学地质的「好」处，竞一再宣传学地质可以「游山玩水」。他们还拿出一些美帝国主义的「地质学者」游山玩水的幻灯片给学生看，引诱同学朝着这个岐路上走。受到这种宣传影响的学生，脑子里就装着钓鱼、打猎、欣赏风景这一套幻想，而忘记了自己在建设伟大祖国的光荣任务中所要负起的责任。

　　有些教师在教学上还散布反动言论。外文系英文组三年级在一九五○年「读本及作文」这一课中，某教师大讲其「新闻学」，他不仅按照资产阶级的意思把「新闻」说成「商品」，大谈一阵「互相竞争」和「互相排挤」。而且说：「无论写什么东西都要站在客观的立场来写，不要偏左也不要偏右」。但是当他谈到华尔街大老板洛克菲勒时，他竟把这个反动透顶的「煤油大王」说成是「伟大的慈善家」。地理组有一位教师竟公开宣扬起帝国主义来了。他说：「殖民地工业化了，这要感谢帝国主义的功劳。」

## 脱离祖国的实际需要，「英才教育」毒害了青年

　　数学系的「英才教育」，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在清华大学的典型表现。教学系的老规矩，如果第一年的教学考不上七十分就不能升级。他们对学生说：「你要是觉得念不下去了，可以转系。数学系不怕人少，有一年就毕业了两个学生，一个是许宝騄 ，一个是柯召，都是大数学家。」

　　去年上学期，为了开展教学工作，数学系决定成立微积分教研组。但是因为系主任对微积分教学不重视，教研组的负责人拖延了整整一个学期才解决。系主任还认为：该系的微积分教学实习课程是给没有「天才」的同学开设的。

　　在这种「天才教育」的统治下，很多同学惶惶终日，担心分数不及格，怕成为「蠢才」。在整个数学系里，外国大数学家如阿培耳、高斯、迦罗华等成了大多数学生的偶像，拼命啃书本，想将来成为一个「天才的数学家」。成绩不好的学生，教师也不帮助。学生失去学习的信心，就只好纷纷转系。

　　在这种「英才教育」的错误观点支配下，使同学严重的脱离政治，同时更发展了「个人主义」。一九五○年数学系有一个毕业生分配到某军事学校工作，因为好高骛远，感得自己「大材小用」，终于可耻的变成了革命队伍里一名逃兵。数学系主任在检讨他的这一套「英才教育」时沉痛的说：「过去认为留美六年是我的黄金时代，今天看来是最黑暗的时代。我在美国全身浸在毒药筒里，每一个毛孔浸透了毒药，又回来毒害祖国青年。」

　　在营建系里，关起门来强调「通材教育」。系主任不仅要他的学生们学好技术，而且要学好文化和艺术，使每一个学生走出校门，都成为「天下第一」。

　　在营建系，有「三种人材」之分。第一种「闭门做研究」，这是最「优秀」的人材。其次是教书。如果既不能研究，又不能教书，最后一条路才去设计工程。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工程上的技术和测量、结构等课程只随意选修。相反，像西洋建筑史之类的精装外文书却给学生背了不少。在这种脱离实际的教学思想下，毕业出去的同学写信回来说：「我们在这里，一切都得从头学起。」他们说：「我们目前所需要的不是精美的花园洋房的构图，而是多盖些厂房，不让我们的机器摆在外面让风吹雨打。但是这些技术，我们没有学好。」

## 用「名誉」、「地位」引诱学生，使祖国青年变成资产阶级的「学者」

　　某些教师们，就是按照资产阶级庸俗的个人主义来「教育」同学，用「名誉」、「地位」来鼓励同学，使他们丧失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变成一个鼠目寸光的资产阶级的「学者」和「专家」。

　　在迎新会上，地质系的系主任照例要标傍地质系的教授是如何有学问，或是什么什么「权威」。他甚至说：「地质系是冷门，缺货，个人有发展前途，容易出名。」「好好学，地质系一样可以做『博士』。」在一九五一年的夏天，数学系在写给新同学的迎新信里也是这样介绍着：「某教授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某某教授是哈佛大学的硕士，某某教授是在某某大学得过学位的。」

　　他们用资产阶级学者的「名誉」、「地位」来引诱学生向可耻的个人主义的路上爬。一部份被迷惑了的同学，就终日埋头书案，在那里研究一些脱离祖国人民目前迫切需要的「学问」，准备「一举成名天下知」。一位地质学教师对学生说：「中国称得上懂古生物的只有十人。」于是就有学生盘算：地质系现在一共有多少同学，等到他自己毕业时，全中国权古生物的最多不过三十人，他想「那时至少也是第三十名。」「名誉」、「地位」充满了脑子，政治学习一概不管，一心想成为「古生物专家」。地质系有一位青年团员在这样的思想毒害下，完全解除了思想武装，做了资产阶级的俘虏。全国人民在轰轰烈烈展开抗美援朝时，他还忙着看化石而不看报纸，一直到学生会出了大字报，才把他惊醒过来。

　　（清洗满身污毒，教师们普遍「下水洗澡」）

　　在三反斗争中，当全校同学热情地帮助教师揭穿了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形形色色的丑恶面目后，绝大多数教师看清了自己身上的污毒，都开始清醒地认识到这些肮脏东西的危害性。在检讨中很多教师都痛哭流泪地说：「我满身都是细菌，今天才大梦初醒。」

　　教师们开始认真脱下衣服清洗污毒，是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思想斗争的过程的。物理系某教授的经历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在三反运动开始时，他思想上已认识了要「下决心当众洗澡」，准备接受批评，虚心检讨。但当群众向他尖锐地提出意见时，感情上受不了，认为群众有「偏差」，甚至怀疑有人在暗中计划惩罚他，陷害他。他自己说：「我甚至想到要穿好大衣，从清华的后门溜走，永远不再回来，我几乎要变成革命队伍里一名可耻的逃兵。」通过教师们、同学们的热情帮助，经过曲折的、痛苦的思想斗争，最后他胜利了。当很多教师放下肮脏的包袱时，立刻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不少教师已决心以工人阶级的思想，来彻底改造自己；并决心改变过去的教学观点、教学态度，争取做一个光荣的人民教师，一直插在清华园里的、公开贩卖资产阶级腐化墮落思想的一面臭旗子，已经倒下去了。全体师生员工将在光芒万丈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来源：转载于《思想改造文选（第四集）》，北京：光明日报社出版，1952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