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敬之:肃清地理学中的崇美思想

　　<孙敬之>

　　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正突飞猛进；但是，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服务的地理学（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却没有多大进展，甚至还有许多地理学者在公开或暗地里散播着崇美思想的毒素，实际上替美国资产阶级服务。这种恶劣的现象，是一切爱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为使地理学能对人民祖国有更多的贡献，我们必须向崇美思想宣战，必须尽力揭发它的丑恶本质。

　　人们最容易看到的，是有些地理学者在书籍刊物上公开暴露他们的奴才相，公开吹嘘帝国主义的“富强”。譬如，中华书局出版的“世界经济地理”（盛叙功编）就这样地歌颂美国：“就煤、油、铁三者的存蓄量和采掘量来说，都占有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位。此外如铜、锌、铅，美国亦占世界第一位（按铜铅储量苏联均已超过美国）……这是美国资本主义独步（？）世界的原因。”（第三八页）“介于大西太平两洋之间，……使美国得以左右逢源，称霸世界（？）。”（第五九页）（墨西哥、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等国，不同样位于两洋之间吗？为什么反而作了美国的附庸呢？——孙注）“由于大陆横断铁路系统的完成……巴拿马运河的开通……于是美国就不再单依存于欧洲，而开始以亚洲为对象（对象上应加侵略二字——孙注），而雄飞（？）于太平洋上了。”（第五九页）中华书局出版的“高中外国地理”，也这样说：“使美国成为世界高度工业水平的资本主义国家之最主要因素，尤在于矿物资源的富足（？）。”（下册第二○——二一页）从这些话里，人们很容易看到：这些地理学者对美国的崇拜达到了怎样的程度！

　　其实，这些话都是荒谬的。第一，矿产、海洋、地势、交通、气候都不是一个国家富强的决定因素。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就这样指出：“地理环境当然是社会发展底经常必要的条件之一，而且它无疑是能影响到社会底发展，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进程。但它的影响并不是决定的影响，因为社会底变更和发展要比地理环境底变更和发展快得不可计量。”第二，生产力的发展，并不能使美国“独步世界”“称霸世界”“雄飞于太平洋上”。“美国是一只纸老虎”，这在新中国已经是人所共晓的道理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希特勒和日本曾把美国、英国、法国打得头破血流；只有苏联，才在战胜这两个强大的法西斯国家的事业上起着决定的作用。从前年六月到现在，美国及其附庸国家在朝鲜又受到中朝人民的沉重打击。所谓“独步”“独霸”“雄飞”，其实并没有这回事。第三，事实上，美国的资源和生产力也不值得崇拜。不仅像橡胶、钨、锡等大部依靠国外，即国内出产资源也已达到枯竭的阶段。如按美国目前的生产情况看，石油再开十二年，铜锌再开二十年，铬、锰等稀有金属再开二三年，就都完了。至于美国的工业，也早已经走着下坡路。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四九年的二十年间，苏联工业产量提高了七·六二倍，美国工业产量，依靠着战时繁荣，才只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美国生产力更是日益下降了。即使目前美国仍有庞大的生产力，但由于美国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残酷剥削，那里的人民的购买力便大大地低落，市场日渐萎缩，失业现象日益严重。光是美国，截至一九五零年二月，失业人口就已达到一千八百万之多，这就是说：每八个美国人之中，就有一个人失业，每三个美国工人中，就有一个人失业。所以，美国实际上是一个患严重心脏病的胖子，这种虚肿的胖，并不表示它的健康，而是表示它的虚弱。

　　根据以上所说，“世界经济地理”和“高中外国地理”两书的作者这样歌颂美国，是极端错误的。

　　除了在书籍上散播崇美思想之外，另外还有些地理学者，他们由于崇拜美国资源和生产力的结果，直接得出了“中国人民不依靠美国，就一定不能生存发展”的反动结论。例如某大学教授在讲授世界经济地理时，就这样说：“中国没有什么丰富的矿产，要发展工业，非依靠外国的矿产不可。”可是事实却偏偏要打他的嘴巴。新中国成立仅仅二年多，不管资本主义国家怎样进行经济封锁，工农业都正飞快地恢复和发展着。再就资源说，虽然解放后调查探勘的地区还不算广，但已经证明我们拥有经济建设所必需的一切矿产。同时，煤铁的储藏量也已比过去所估计的增大了数倍，石油的储藏量且已列于世界产油国名单的前头了。今后随着地质探勘工作的进展，我国的矿产资源自然会不断增加的。在粮食方面，由于增加生产的结果，不但杜绝了外粮入超的现象，而且我们有余粮接济印度的灾民了。

　　有些地理学者便采取了另外一种手段来散播美国资产阶级思想的毒素。

　　中国地理学会编辑、中国科学院印行的“地理学报”十六卷发表的徐近之作的“国际地理大会历次概况”一文，就是这样彻头彻尾地为美国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所浸透了的文章。这篇文章恬不知耻地颂扬了一切为帝国主义侵略作帮凶的资产阶级地理工作者。

　　他所介绍的所谓“国际地理大会”——第十七次“国际地理大会”，它的“会长”正是曾任美国国务院前驻华文化专员、现任美国政府中国顾问的文化特务葛德石。葛德石虽然写了“亚洲之地与人”“中国的地理基础”“苏联国力的基础”等书，但并不是为了研究什么学术，而是为了替美国金融寡头搜集情报，散布帝国主义的侵略思想。他曾这样地掩盖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旧中国所造成的严重饥饿现象的真正原因：“（中国）饥馑常常只是由于通常的人口增加，超过了食物供给之结果。”（“中国的地理基础”、开明中译本、第一六页）因此，他主张用“节制生育”（即杀人不见血的方法，他希望我们自己多杀死几个孩子，但是斯大林告诉我们，人是世界上一切财富中最宝贵的财富—孙注）来解决中国的“人口过剩”问题。

　　徐近之不仅赞扬了美国的这个文化特务，而且又进一步连篇累牍地歌颂美帝国主义其他的文化特务和侵略中国的先遣队，如鲍曼之流。谁都知道，鲍曼是帝国主义的帮凶和代言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宣称：“美国在亚洲有许多义务”，这义务就是“在亚洲设置军事基地，替亚洲人民服务”。这种口吻，和杜鲁门完全一样。他在提到美国侵略拉丁美洲诸国时，说：“无如其人愚昧，不自振作，其结果，美国不得不以人才（按即特务——孙注）与资本输入彼土，以助其政治经济之发展。（应读“以助其政治之反动，经济之枯竭”——孙注）”“战后新世界”，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四七四页——四七五页）

　　上列这些反动的帝国主义学者，是任何中国人都切齿痛恨的，而徐近之却尊之为“名家”和“大师”。这难道不是颠倒黑白么？

　　崇美思想是帝国主义在人民土地上散播的毒素。这种思想，会把一些人们引到投降主义的歧路上去，阻碍爱国主义运动的发展。因此，肃清这种反动思想，乃是科学界的迫切任务。

　　1952年4月25日人民日报电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