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怎样和叛徒刘青山张子善作斗争!

　　<李克才>

　　大贪污分子刘青山、张子善在生活上的铺张浪费和作风上的个人“专制独裁”，一开始就遭到了许多党员、干部的反对。不过因为种种的困难条件，所以在反对的形式上不一样:第一种是直接了当的反对他们的作法；第二种是心怀不满，遇不上便罢，遇到了就在一定场合和他们碰一碰；第三种是有意见也时当表示不满，但不敢把意见放在桌面上。我认为我是属于第一种的。

　　我和他们进行斗争，比较重大的有以下几件:

　　第一次是一九五○年九月，他们要挪用地方十亿元投入机关生产。当时我在省里参加征收工作会议，回来后听说他们憩用了地方粮，当时我就找到张子善和他讲:“我区连年灾荒，学校垮台的很多，河渠又必须修治，无论如何不能用到机关生产上去。”他的问答是:“很快就抽出来。”过了些日子，我了解到他们并没有抽出来，我就又找到刘青山和张子善，问他们这笔粮食打算怎么办，为什么还不抽出来?刘青山、张子善对我说:“已经上级批准了，地方粮可以投入机关生产。”他们还表示:“误不了地方开支。”我知道他们对我是不满意了。后来我就准备问问上级，是否真的许可他们了。

　　第二次是在一九五一年一月，为治河民工的供应问题。我由省府开春工会议回来，在天津就告诉了合作社作供应河工的准备，并且合作社很快的就筹备了用具。我回来对刘青山和张子善他们一说，刘青山和张子善当时就对我说:“合作社任务大，他们应该面向社员”，并提出要单独组织供应站。当时我不同意，并说供应河工是义务，要是把供应民工当成机关生产去赚钱就是错误的。张子善当时也说是不应该。因此，当时他们并没有绝对拒绝我的意见。可是不知什么时候，刘青山和张子善就告诉合作社说:不用他们搞了，他们从地委学校里抽调了八十多个干部把供应站组织起来了。他们并且亲自布置，要求在供应工作中赚三十亿元。我对他们这种动员党的组织——无产阶级先锋队保证完成他们剥削民工三十亿元的非法行为，极为不满，

　　第三次是他们利用隆顺营造厂收买鞍山等地的技术人员，鞍山有关机关向天津市人大民法院起诉，并在天津日报上发表了。我正在地委办公室参加县委书记联席会议，这时刘青山从天津给张子善打电话来表示:要用请客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张子善并没有反对。后来在交换意见时，我坚决主张把工人退回，赔偿损失，向对方道歉，并把全部真相报告上级，请上级研究处理。当时张子善也同意了；但是他硬让我去找刘青山，谈这个意见。我找到刘青山把意见提出来，刘青山当时表示气愤，态度十分难堪，他说:“我个人负责，这摊子弄不清我不走(那时他已被调动)，不让你们擦屁股:”我说:“你用请客办法解决不行。”我回来以后，他便和刘本等同志大肆咒骂我。虽然当时他们想用的请客办法被制止了，可是，以后终于利用他被调走为名，在天津请了客。鞍山的问题竟然因此颠倒了。

　　第四次是他们以盖房名义，骗取二十亿元的贷款。那是一九五一年七月的事，张子善告诉专署写证明，当场我严词拒绝，并到地委机关找到张子善，问他们为什么不盖房子，却要拿着盖房子的名义骗取贷款?后来听说地委机关写了证明。

　　第五次是今年八月他们动用十亿元河工款:当时我在机关，张子善连和我说了三次，我都拒绝了他们这样做:第二天，我听说他倒庄，还是把河工款夺走了。我又去找他说:“专款专用的河工粮，为什么也拿到机关生产上去?”他说:“十天就拿回来:”我在十月初参加华北县长会议回到天津时，又听说他动用了二十亿河工款。当时张子善正在天津，我找到他说:“我要把动用的河工粮上报到省里。”他说:“你报就报，我们个人负责。”结果形成了僵局。我认为情况发展愈来愈恶化了:开始他们是假意和我商量，后来就采取瞒着我的办法:他们告诉县里动用地方粮，不用告诉专署，只用口头批准，不形成文字。告诉机关生产人员康光宇说:“我是头，有事只许和我谈。”刘青山和张子善也曾告诉刘本说:“机关生产的事情，不许告诉李克才。”最后他们竟更蛮横不讲理，不问就混过去，你要问他们，他就说就是“我个人负责”来对待。

　　刘青山从到天津专区以来，就没有作什么工作。张子善从今年六月以后也就东奔西跑不作工作了:我认为他们确实巳经变质，我觉得再也不能以容忍下去了，于是就下了决心，把他们的问题正面的告诉了上级。我为了能引起上级注意，使问题能以获得解决，我主动的、有意识的了解他们的情况，向上级作了报告。当上级派来检查组检查机关生产时，张子善是采取了应付的手段，并作了安置。我又到天津和检查组谈:要他们认真负责彻底检查:经过两个月的检查，情况是弄清了。刘青山和张子善两个叛徒犯是被逮捕法办了:代表绝大多数党员、群众意志的斗争，是胜利了:这是全党全人民的胜利。广大党员干部经过最近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开展，更进一步认识与揭发了刘青山、张子善背叛党背叛人民的罪行，尖锐的批判了官僚主义与腐朽的自由主义对党对人民的危害，使今后改善天津地区的领导和迎接即将到来的经济建设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这场高度原则性的斗争中，我是有缺点的:第一、在对刘青山、张子善极端个人主义专制独行的情况下，大多数党员干部不敢说话，他们又百般蒙蔽欺骗上级，致使我认为正面斗争解决不了问题，产生了单纯“依靠上级”的想法。在上级不能马上解决问题时，我又几次要求离开这个地区，采取了自由主义态度。认为他们的错误总会有一天暴发，因此，拖长了解决问题的时间，给党给人民招致了更多的损失。第二、刘青山、张子善个人专制独行，在党内制造着毫无民主的封建式的秩序，多数地委员不敢讲话。我没有更主动的更积极的把问题搬到桌子面上来进行斗争，只是依靠上级来解决，所以使问题的解决延长了时间。

　　我深深的体验到，毛主席提出了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是非常正确而伟大的:也体验到健全各种制度和党内民主生活是把工作做好的保证。刘善山、张子善所以发展这么严重，就是因为各种制度和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原载河北日报)

　　来源：《文汇报》1952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