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座谈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和资产阶级思想改造问题

　　中国民主同盟天津市支部一月三十一日召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和资产阶级思想改造问题座谈会。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南开大学的杨石先、吴大任、李霁野、吴廷ｑｉú＠①、王赣愚、杨志玖等十九人，天津大学的刘锡瑛、赵今声、张兆麟等十一人，津沽大学的张国藩、李宝震、王金鼎、鲁仲平等二十三人，河北医学院的陆涤寰、张严，中国矿业学院王定衡，中央音乐学院的张洪岛等四人，师范学院的章一之、滕大春等十九人。

　　根据座谈会上的发言可以看出：经过前一阶段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天津教育界已批判了过去认为学校中没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错误思想；开始认识到资产阶级的进攻是全面的，学校并不例外；资产阶级腐化堕落思想的危害性是严重的，因此在高等学校教师中，必须坚决把资产阶级思想从根铲掉。南开大学杨石先发言说：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时，虽然认识到学校里的教师、职员、同学、工友中不可避免地会沾染一些坏的习气，但没有想像到会有像今天所检查出来的那么严重。已检查出的贪污、浪费数字虽然不算太大，而情节的严重性并不比其他机关轻。到运动开展以后，才认清了问题的严重性和其根源——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而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及其影响，仍然严重地存在着。今天，我们有决心把这种腐朽思想彻底清除。吴廷璆发言说：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号召刚一提出来时，正当我们进行思想改造，很有些人认为不应该打乱这一计划，对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只要有一个概括的认识就够了。运动在校内展开后，我们发现所谓清高的学校也有许多污秽。从这次南开大学已挖出来的案件来看，其中甚至牵涉到某些教授。这至少说明某些高等教育工作者本身并不那样“清高”。他们虽属于小资产阶级，但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从来就要求往上爬，和过去的统治阶级及今天的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疑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因此，我们要下定决心，和资产阶级思想割断关系，和贪污分子进行无情斗争。天津大学刘锡瑛发言说：运动开展以来，揭发了学校中很多贪污浪费行为和官僚主义作风，这是资产阶级思想进攻到我们学校的恶劣结果。我们有决心把这些东西反掉。高级知识分子也有光明和黑暗两面。我们不仅在学校中要把黑暗面反掉，同时连社会上的黑暗面也要反掉。津沽大学张国藩发言说：我们不能忘掉资产阶级思想是堕落腐化的根源，今天我们不仅要把我们学校的贪污、浪费揭发出来，加以清除；而且必须把这种贪污腐化的根源割掉，否则单谈学校的清白也是不可能的。李宝震也说：如果只将学校清洗一番了事，那么一定是去了一批问题，又来了另一批问题。我们必须从学校到社会上都彻底消灭这种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向他们的猖狂进攻作坚决的反击。天津大学张兆麟根据他曾参加过土地改革的经验，认为今天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必须是疾风暴雨，而不能是和风细雨。只有这样才能把资产阶级思想打得落花流水。津沽大学王金鼎的发言，还揭发了资产阶级正想在教育工作者身上找“缺口”，企图“突围”。王金鼎说：资产阶级通过一些教师在学校里散布谣言：“政府把干部管坏了，反倒埋怨起邻居来”，他们想这样来模糊一般人的阶级意识。我们要堵塞“缺口”，全市教育工作者要组织起来，向资产阶级进行反攻。

　　通过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教师之间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改变了教师对学校向不关心的态度。有些在课堂上不能彻底解决的问题，也得到彻底解决。南开大学李霁野发言说：南开过去有许多连一分钟也不肯离开书本的先生们，今天也热烈地参加了这一运动，从事极琐碎而细致的工作。南开大学教师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思想改造的学习中开展得不够好，但是，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大家都能够互相检查，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许多教师在运动中抛弃了对学校漠不关心的态度，有信心击破旧南开残留下来的封建集团。天津大学赵今声也说：天津大学在这次运动中才真正展开了批评。在检查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时，大家互相尖锐地指出了错误，彼此虚心地检讨。通过这次运动使我们学校民主化具备了条件。从行政负责人、教授、职工、同学都觉得学校是自己的了。津沽大学鲁仲平谈到某些在课堂上不能彻底解决的问题，像为什么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其他阶级不能领导？还有解放以后，常听到有些工商界人士谈：“既要团结我们，为什么又要改造我们呢？”今天，运动中的具体事例答复了这些问题。

　　参加座谈会的人，共同提出来两点希望：

　　（一）希望天津市教育工作者工会号召全市教育工作者积极地参加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对拒不坦白的不法奸商，展开猛烈的进攻，贯彻“除恶务尽”的精神。

　　（二）希望爱国的私营工商业者，主动地积极地行动起来，对害群之马的不法奸商进行攻击，检举他们的不法行为，帮助他们走上悔过自新之路，以便使资产阶级负起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应负的责任。

　　来源：《人民日报》1952年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