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适的实验主义思想方法批判(下)

　　<任继愈>

## (三)

　　什么是胡适的历史的态度呢?

　　胡适在介绍杜威的思想时，曾说:“他(杜威)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做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它看做一个中段:一头是它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它发生的效果；上头有它的祖父，下面有它的子孙”(文存卷二、二○一页)。这种历史的态度是否也多少有些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观点呢?

　　我们只要检查一下，胡适自己如何具体运用这一方法来处理历史上的事件，即可明白他的方法的实质是什么。

　　胡适在“哲学史大纲”上卷，提出写历史要“明变”，“求因”，也就是这种“祖孙方法”的应用。但是胡适的“求因”，只是我一个能够“解释得通”的原因，解释一些哲学学派的产生。比如胡适说，老子的学说的产生，是由于社会乱，老子看不过，因而提出了激烈的主张来。“一个念头可以引起几十年的血战”(不朽)；几个大人物可以使历史面貌为之改变。这都是他研究历史所“求”出的“因”。至于“明变”，也只是说明有些事古已有之，新的现象是旧现象的继续。所以他把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和创造，完全归到一些历史事件偶然的积累。

　　这种“祖孙的方法”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无丝毫相同之处。胡适自称，他的历史的方法，是来自达尔文的进化论。胡适说“进化观念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便发生了一种历史的态度。(文存卷二、一二○页)因此，胡适自以为他那历史的方法是建立在进化论的科学基础上的。胡适所理解的进化论“只能承认一点一滴不断改进，是真实可靠的进化”。(问题与主义)

　　胡适阉割了达尔文的物种变异学说的进步方面，采取其落后方面，实质上正是庸俗进化论、在社会政治方面的具体运用。

　　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胡适根本否认这一客观事实，而以庸俗的进化论来代替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因而他的历史方法不可避免的是反科学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观，首先指出，发展是新东西的产生，旧东西的死亡。新的与旧的不是和平共处的，在新与旧的斗争中，新的代替了旧的，因而引起事物的发展。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历史上的任何进步，都是阶级斗争所推动的。新的社会制度必然代替旧的社会制度。历史上的进步，不是通过一点一滴的改良，而是通过斗争，通过革命。

　　离开阶级斗争，离开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而妄想找出什么“原因”，指出它的“变化”，并批评它的“效果”，就不可能得出任何正确结论来。胡适这样主张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对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他要在这一普遍真理之外，另外找一条合乎“科学”的道路，引导人们不再相信“阶级斗争”，“赢余价值”，不再反对帝国主义。他要“证明”“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人跟其他种类的动物只有“程度上的差异，并无种类的区别”。所以他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没有质变，没有飞跃。只能“一点一

　　滴的改良”而不能“根本解决”。 中国五四时期，严复所译的天演论的进步影响还没有消失的时候，胡适便抬出达尔文学说来引导人们脱离当时的唯物史观的影响。

　　胡适的反动阶级的立场决定了他必须胡说八道，为了反对革命，他对于什么是客观真理，什么是客观事实，是不在乎的。反动阶级本来不在于寻求历史的真相，而是要抹煞历史的真相，他们所关心的就在于如何使用主观唯心论来对抗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来抵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在五四时期，中国最早的先进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同志已开始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对中国的伦理、社会、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并初步介绍了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学说和唯物史观。他于一九一九年发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九二○年，发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些文章。

　　李大钊同志向中国青年、中国人民第一次揭露了阶级社会人压迫人的不合理的现象，证明了它将来必被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社会发展不是盲目的，而是有规律可循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历史的真正主人是人民。这些学说本身就埋藏着革命的火种。这些学说不能不迫使得反动的统治阶级想尽方法来防止它的影响的扩大。

　　帝国主义的走狗胡适勇敢地站出来，一再向“青年朋友们”大喊大叫，兜售他的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并宣称他的思想方法“带有革命性质”，“学会了这种方法，能使人了解一件事物的历史背境”。

　　胡适的“历史的态度”，正是他的反历史的态度。他们最害怕历史的规律，因而千方百计地否认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有规律。革命，在他们看来，是没有根据的，只是偶然的事件。他污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说这是一个“大胆的试验”。他又说:

　　“政治上的历史，是红楼梦上所说的，不是东风压倒了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了东风”(文存三集，卷一)。

　　那就是否认历史上革命运动的正义性，更主要地，否认了无产阶级革命有成功的可能。任何历史上的成败，只看作是偶然事件的堆积。因此，也必然以个人的活动当作历史的动力；必然抓住任何一个偶然事件当作决定性的因素；必然把一切历史上的大大小小的事件不分轻重地同等看待。

　　胡适别有用心，他本来不在于研究历史的真相，而且害怕面对历史的真相。可是，在他的欺骗宣传的影响之下，倒也真有不少的专家，学者穷年累月地考据一些与历史上重要问题极不相干的琐碎问题，而自己以为在“发现恒星”。有不少的人，受了他所说的“明变”，“求因”，“评判”的口号的迷惑，不关心劳动人民的命运，作他们的“超阶级”，“纯学术”的研究。过去有不少肯热心钻研的科学工作者，受了胡适的实验主义的历史方法的毒害。我自己就是一个。我曾研究中国佛教思想的传布和发展，后来钻到一个断代，由一个断代钻到几个宗派，由几个宗派钻到一个宗派。我曾脱离社会历史条件，孤立地研究思想的发展。若不解放，我也许一生钻到一个极小极小的小天地内躲起来，消磨岁月，这种工作跟俞平伯考证红楼梦是一样的没有价值。

## (四)

　　胡适的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表面上好像不成体系，实际上，它却集合了庸俗进化论，庸俗唯物论，不可知论，主观唯心论这些反动的哲学体系。这些流派中庸俗进化论、庸俗唯物论，都是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而出现的变相的唯心论，而不可知论与主观唯心论也都修整得比较平滑，贴上科学的标签。因为在二十世纪的初期旧日的“上帝”、“唯心论”的招牌已在科学的面前宣告破产了。凡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唯心论的反动学说必须改头换面以进行欺骗。

　　实验主义，本来不相信有客观真理，因此，那些一反动的不同的哲学学派在实验主义者看来，都是用得着的“真理”，都可以用来作为武器。所以胡适的实验主义看起来像是驳杂，其实倒是一贯，一贯地反对科学；看起来很像没有什么固定的主张，其实倒是坚决，坚决地反对科学；看起来像是浅薄，其实倒是隐蔽，隐蔽地反对科学。实验主义反对科学，实际上正是企图从根本上拆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胡适摆出一付科学捍卫者的面孔，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一再宣称他是尊重科学，反对玄学的。他把吴稚晖的“不可知论”、“漆黑一团的宇宙观”当作科学，因为“漆黑一团”里面没有提到“上帝”。其实，胡适反对的，是在人民面前失去了欺骗作用的“上帝”，而“超额利润”就是他们的上帝。

　　他把剥削阶级荒淫无耻的从欲主义的“人欲横流的人生观”当作科学，因为这里面没有讲儒家的“天理”。僧侣主义的“天理”的学说已被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所代替，所以他们不讲天理。他把五四时代的庸俗唯物论，当作科学。“纯物质、纯机械的人生观”，是“科学的人生观”(文存二集、卷二、十三页)。他居然证明了“神经构造就是人生观之因”(文存二集，卷二、二二页)。他把庸俗进化论当作科学，他抹煞人与动物的本质上的区别，把生物进化跟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完全等同起来。他把实验室内科学实验的“方式”，当作科学的一般“方法”，并混淆了自然界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根本差别。他集中了十九世纪以来，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而先后出现的一切反科学的变相的唯心主义思想，自称他的实验主义是“科学的方法”。他玷辱了“科学”这一名词，这是我们每一个科学工作者所不能容忍的。

　　胡适的一切关于社会、历史、文学、哲学、教育的文章，其中的基本论点都是错的。胡适所关心的，本不在于对或错，他所关心的还是有用无用。对帝国主义有用的，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他就认为是真的。所以，他遇到这些问题，都不惜抹煞事实，捏造证据。

　　我们是服从真理，相信科学的，我们完全有责任向一切隐藏在学术界中的非科学的思想进行斗争。

　　科学的任务在于从复杂的现象中找出它的规律来。科学的规律是客观的，科学家必须承认真理的存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也正是由相对真理不断地丰富充实而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

　　胡适居然以科学家的姿态宣称他的实验主义“完全是近代科学发达的结果”。由于“科学发达的结果”，胡适得出了两个荒谬的结论:第一，科学的规律不存在了，科学规律是“人造的”，是“假定的”，是“速记法”。也就是说，只要合乎资产阶级的主观需要的，就是真的，就是“科学”，根本没有客观真理。第二，有了十九世纪的进化论，因而实验主义者证明真理不过是“对付环境的工具”(文存、卷二、七七—八一)。他妄想使用庸俗进化论这一腐朽的武器，来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进攻。当然，他的失败是注定了的。

　　胡适为了避免接触哲学上的根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问题，因而自称实验主义不过是一个方法，实质上，他正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来宣传与马赫主义同一类型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

　　他们要取消真理的客观性，就不能不否认现实世界的真实性。

　　斯大林曾指出“不承认客观的规律性，不研究这些规律性，科学是不能存在和发展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七八页)

　　实验主义者，恰恰就是把科学当作随意玩弄的工具，给各种反科学的，神秘主义的以及纯粹宗教的臆造留出了活动的地盘。列宁也曾指出:

　　“把规律从科学中排除出去，实际上只是把宗教的规律偷运进来”(列

　　宁全集、二十卷、一八二页)而胡适这样的自命为有科学方法的思想家，他特别宣扬中国佛教中禅宗的神秘主义的宗教思想，不是偶然的，虽然他口头反对拜泥菩萨的宗教。

　　这正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阵营的根本区别。列宁指出，划分哲学的派别就看“我们对于这些联系的认识的源泉究竟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呢?还是我们的理智的特性，理智所固有的认识，……正是这一点，把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不可知论者(休谟主义者)阿芬那留斯，马赫截然划分开来了。”(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一八七页)

　　而在这些基本观点上，胡适正是和马赫主义一个鼻孔出气的。

　　今天，中国已消灭三大敌人在中国大陆上的一切势力，也就是说作为实验主义者最有力的阶级支柱给拔掉了。在广大人民中已建立了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权，有中国共产党作我们全国人民的灯塔，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作我们批判一切是非的标准。这些有利的条件，使我们完全可能把胡适的实验主义的反科学的思想从学术界清除出去。

　　但是，实验主义只是资产阶级哲学思想体系一种类型。只要有资产阶级存在，它的思想必然有一定的反映，这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的真理。在过渡时期我们国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必然要随着他的经济力量的萎缩而逐渐减少其影响，但也不能盲目的乐观，以为只要把胡适的实验主义思想打垮，就天下太平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可以透过其他的方式，甚至可以借用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貌而传播他的毒素。

　　我们，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捍卫科学，捍卫真理，我们有责任，向一切反科学的思想展开斗争。

　　我自己就是一个长期没有敌情观念，放弃思想斗争的一个哲学工作者。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所犯的错误说明这是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向无产阶级的学术思想争取领导权的问题，我最初认为与自己无关。就拿我的这种对待资产阶级思想的态度来说，就是在思想战斗中放下了武器。直到最近我才觉得这件事应当做，但是又怕妨害了我目前正在进行的科学研究(因为我现在正在研究魏晋时代的思想)，我现在深刻认识到对眼前的唯物论对唯心主义的战斗看不见，还要自以为能研究清楚一千多年以前的唯物论对唯心论的战斗，这是荒谬的。这正是纯业务观点的表现，也正是胡适思想的表现。我愿借此指出我的错误，好好学习，站稳立场，争取做一个毛泽东时代胜任的哲学工作者。(原载“光明日报”)

　　来源：《文汇报》1954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