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告山东乡村工作同人同学书

　　<梁漱溟>

　　（同人同学公鉴：）

　　自抗日战争起后，漱多往来京沪等处，不常在鲁；尤其自十二月二日离鲁，以讫最近，因鲁省大部沦于敌手与我同人同学更形疏隔。而吾人多年在鲁工作亦适于此时随大局以覆败，今后应当如何努力，亟待检讨过去以决定未来方针。聚首既不易得，用就个人数月来经历所及，暨个人最近所怀意见写具此书，为我同人同学言之。

　　（兹为叙述方便，先将漱数月来行踪开陈如次：）

　　二十六年游蜀经北平于七月五日抵济南邹平。

　　七月十日南行过济宁赴南京，二十四日由京回鲁。

　　八月一日由邹平到济南，七日赴上海，九日到达。

　　同月十一日夜车离滬入京，适滬战将发，军运火急，车过无锡被扣，改送孙元良师去滬，余因变计回鲁。

　　同月十三日抵兖州转济宁；未停，即原车返兖州又南下应张岳军先生（群）电邀入京。

　　同月十四日抵京，十七日出席国防参议会第一次会，十八日谒蒋公，十九日陪同蒋百里先生北上，视察山东防务。

　　同日二十日抵徐州晤胡军长宗南，停一宿二十二日抵济南。

　　同月二十三日回邹平，二十五日陪蒋百里先生到济宁会晤同人。

　　自八月杪至十月初，多往来于济宁，济南，邹平之间，可略之不计。

　　十月九日应黄任之江问渔两先生电邀由邹平赴济南会晤。

　　同月十四日回邹平清理院务，十六日离邹到济南。（是为余末次离邹）

　　同月二十日离济南，经过济宁晤同人后，赴南京出席国防参议会。

　　十一月十六日经芜湖赴巢县。

　　同月二十一日折回南京，二十一日离京北返，二十四日到济南。

　　同月二十九日离济南，三十日到兖州，转济南。

　　十二月一日离济宁，二日离兗州，三日到徐州晤李司令长官宗仁。

　　同月五日离徐州，九日到武汉，出席国防参议会。

　　二十七日一月一日乘飞机到西安，晤陕省各当局。

　　同月五日赴陕北，七日到膚（肤）施（转抄者按：即延安。《辞海》：“1936年改名延安县”），二十五折回西安。

　　同月二十九日离西安，三十日到开封。

　　二月二日离开封到曹州，四日离曹，五日到徐州。

　　漱之往来奔走无非求于大局有所尽力，故虽述个人之经历，不难窥见大局真相一斑。然为避免琐碎，仍须集中论点。爰分三段，各标题旨，藉醒眉目；

　　一、山东问题与吾侪工作。

　　二、争取抗战胜利的核心问题——如何为更进一步的团结。

　　三、迅速建立吾人的团体组织。

　　以上依次陈述之。

## 一、山东问题与吾侪工作

　　自抗日战争起后，山东问题变成为一谜，中外人士咸难于判断。就吾个人所知，亦实难以一言概之。今日就韩主席复榘前后所表见态度为吾所知之事实，叙列于次：

　　1、二十四年十一月韩氏之态度。二十四年十一月为「华北五省三市自治」酝酿最紧迫之时，华北局面将为如何恶化的变幻，全决于此际。忆余当时以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双十节在无锡开会，于闭会后过南京（十月十七日）获闻此消息。即赶回山东，为决定我们在山东的进退，亟须探明韩氏态度，迭与同人梁仲华孙廉泉两先生或相偕或分头在此十月下旬讫于十二月初旬之期间先后访韩氏谈话多次，谈话内容非此所能详叙，大要言之，态度十分正大，而有深心，兹言其表见于事实者有二：

　　甲、坚拒敌人的胁迫。当时关东军参谋几度乘飞机到济南胁迫韩氏同赴平津开会，韩始终拒绝未去。由是土肥原五省三市的计划为之打破。其后何应钦部长北来，乃结局于冀察委员会。

　　乙、亟亟採定国防政策。此即决定一个「三年计划」以两项工作在三年内分区分期推行于全省；所谓两项工作：（一）地方行政改革——在县以下以乡农学校为下级行政机关，改善县政府组织，添设行政专员；（二）民众自卫训练——初级训练在乡农学校，高级训练集中于行政区，此计划定后，一切均按步骤进行，二十五年为第一年，成立第一第二第三专员区，改组县政府，普设乡农学校。二十六年为第二年，成立第四第五第六第七专员区，工作如前。二十七年为第三年，未得完成计划而大战遽起，然其应行准备者皆已准备。

　　2、二十六年七月韩氏之态度。芦沟桥事件未起，平津局势又甚严重，七月二日韩氏曾向同人梁仲华先生太息言之，十日余动身入京，并将转赴庐山，韩氏嘱带信一呈蒋公，内容言准备军事，二十四日由京返鲁，于火车中遇第三路中下级军官，据云奉命将家眷一律送回原籍，兹事毕返鲁，推计韩氏下令当不过七月半也，七月三十日韩氏离济入京，于离济之前，嘱省府各厅公务员速送家眷回籍，并笑谓余云赶紧回邹平挖地洞（避飞机）罢！济南第一次紧张市民纷纷搬家，车站行李山积，实始于八月一日，至二日三日风潮最剧，即以韩氏态度所影响也。又据韩氏事后见告，彼于二十八两日曾连电中央速进击平津。

　　3、八月二日以后至九月底韩氏之态度。八月二日下午四时韩氏由京回抵济南省府，余以五时往谒。而济南日本领事有野等三人已先在，闻系电话召其来者。事后据日本报纸所传，韩对有野等声明三点：一、外闻传说中央任我为右翼总指挥非事实。二、外闻传说中央派蒋伯诚来山东协助军事亦不确。三、日侨未离济南者照旧保护。又布告市民应镇定，禁造谣，传谕商店开门营业。其态度显然一变。对于抗战殊不积极准备；因亦极不愿刺激敌人，例如各省组织抗敌后援会，而山东最初成立时，独以韩嘱改称“省防后援会”。又后此对敌人财产曾尽量破坏者，此期内则保护唯恐不周（某次周村公安局长似乎因此得罪）对于近熟谈话，时常流露山东或可避免战事之意，然于敌人投书引诱则并不接受。（敌人曾两次由飞机设下书信。）

　　4、入十月后韩氏之态度——入十月后韩氏之态度又一变，盖津浦北段战事，至九月底退至德州，入山东境，当时指挥作战之军事长官冯玉祥氏，徵调韩部援应，韩氏不得已，乃从胶东调两师人开上，十月二三日韩氏且亲自在前线指挥，自是以后此线战事即由韩氏负责，韩氏部队全数由胶济路转调到津浦线，其不共敌人妥协之态度至此显明，然其退志殆已决于此时矣。十月七日即一度传闻有令所属公务人员南退之讯，十三日敌人下平原达禹城，深夜省府会议，决定大部分（约十之八）公务员，遷退宁阳，十四日晨余闻讯即访韩，惊问何故欲退，韩答，彼个人决不走，省府亦尚不搬家，唯大部分公务人员，此时无用，不如离开去，余谓：如此必致全市恐慌，市民都走后方摇动，影响前线士气，最好不动，或将无用公务员给资遣散，亦不必退驻宁阳，韩不纳，午间许德衍程希孟两君访余，促余再向韩劝阻，余即再谒韩言之，终不纳。其后十一月二十四日，余由南京回济，与何厅长思源，相偕访韩千佛山，韩立山上，见余来即笑曰：你先生说我要走，看看我还在这里没有走罢，盖事隔四十余日，其胸次尚未释然也，实则此时其欲退出山东，更形急切，所有辎重及队伍，已陆续向归德，郾城，周家口等处输送，徒以敌人既不从东面登陆，又不从北面渡河，无词可借，终不能自动的退，此并非诛论其心，实是韩于谈话间，自己流露者，韩既急切欲退，自不发动民众抗战，亦不复顾惜地方，而只想将地方枪枝，壮丁，财款带走，人心怨嗟离叛，惶惶不可终日，二十六日余及同人梁仲华，王绍常，陈亚三诸先生，并余处长心清，何厅长思源，集于何家共商所以建议于韩氏者，曾草订下列几条：

　　一、一般的原则，亟应切实收拾人心，安定人心；然后乃能完成军民合作，一致抗敌。以下从事实分条言之：

　　1、应将地方自卫组织与国民兵役分为两事。国民兵役之目的，专为补充国军部队，即各县现有之国民兵义勇壮丁队是也。自卫组织之目的，专为保护地方，搜查汉奸，游击匪类及敌人别动队，并负战时交通运输及战时经济节制之责。凡加入国民兵义勇壮丁常备部队者不再加入自卫组织；凡加入自卫组织者得暂免补充兵役。

　　2、关于征发壮丁补充兵役应有系统有计划行之。请通令本战区各部队，并布告民众，对于地方自卫组织如乡农学校等受训壮丁不得任意抽调，对于其枪枝不得任意收用。

　　3、通令本战区各部队，凡遇有前方（黄河北）退来之民众武力应予优待保护，不得有没收枪支及搜索情事，并随时呈报主席指示收容办法。

　　4、通令本战区各部队，凡行军驻防需用民房及民伕者应向地方行政机关或乡区负责人员接洽办理，不得自由占用及拉伕。

　　二、本省划分三个地带进行工作：

　　1、黄河北岸各县地方政治及军事工作，除主席直接指挥之各部分（刘、张、范）外，其余均责成黄河北岸游击总司令负责处理。

　　2、第一第二第三各行政专员区亟应加紧政训工作，参照政训处颁发之民众组织训练大纲及第一行政区各县自卫组织进行计划大纲办理之。

　　3、历城泰安等二十六县地方应设特区政训处拟请以李厅长树春为正处长，何厅长思源余处长心清为副处长，调用民教政训各厅处人员负责进行工作。

　　二十七日晨仲华先生以韩氏邀谈，曾粗陈大意，不见听。二十八日以李司令长官宗仁到济南，与韩氏盘桓一日，余等未得进言机会。二十九日余攜上项条陈，同韩登千佛山细谈，计自午前十时谈至午后三时，始终说不入。三十日李司令长官自徐州来电邀余赴徐，即晚离济；此一席谈遂为余与韩氏最末次谈话。

　　以上仅叙列事实，明其前后态度不同。但其态度果由何转变，不能不稍加推论。以余推论，韩氏态度由紧张而松驰，由光明而暧昧，实以当时各方情势启发其一种取巧心理所致。所谓当时各方情绪者，例如：

　　1、在韩氏入京之时适当我中央方面慎重迟迴之际，致韩颇感不得要领（此由八月五日韩氏对余谈话见之）。而启其将无多大战事之推测。

　　2、在韩所得敌人方面消息，使韩深信敌人亦极不欲扩大战事。

　　3、国际间俱不愿中日战事延长扩大。由上三层，使韩氏估计战事虽起来，说不定何时就可结束。

　　4、敌人显露表示不攻山东，尤其不从东海岸登陆（此由敌人在青岛及胶济沿线产业甚多，不肯破坏；思以政治手段解决山东；扶植韩氏建立华北伪组织；节省兵力等等用心而来）。

　　5、中央划定战区，分配军队任务，韩氏部队所负责任为津浦线以东胶济线以北地区：原驻德州兖州之韩部俱调至胶济线及东岸角。

　　由于第四层，使韩氏认定当时山东可无战事发生：由于前三层，更使其估计山东似竟有逃于战事的可能。而由第五层正在作战之津浦北段韩氏无责任；韩氏负责之鲁东方面适为敌人所不来犯；又使韩氏恰可隐于空隙处，无须露明态度。八九两月内山东之混沌局面即由此取巧心理所构成，入十月后，津浦战事到德州，逼韩氏负作战责任，韩氏原无与敌人妥协之意，至此只有鲜明地抗战，然又不战而急切求退者，则似由下列三层：

　　1、当时此路敌我变方兵力均极薄少（我方除韩部外并无其他队伍，鲁东方面韩部所空出之防务亦未填防），双方均不着重在此，不于此决战。

　　2、韩氏自始抱一“中国必须西撤”之见解，八月二十二日余陪蒋百里先生晤韩，韩即自谓不求决战，但求能战能退，旋战旋退。对于前途大势，认为中国必撤至平汉路以西，得国际援助再反攻过来，始有办法。故以兵力于此时决战，徒供牺牲，不如保全实力以待反攻机会。又自知所部质量两差。不堪作战，一经决战，必致消灭，故蓄意退至南阳汉中等地练兵，以冀不失为参加反攻的一个单位。

　　3、韩氏自忖退路在鲁之西南，而敌人在平汉线已到达安阳，大名；将断其退路，自非急退不可。

　　山东问题之谜，经此分析大致可以明瞭，以下进而论述吾侪工作受山东问题之影响。

　　吾侪工作启始于邹平，而发展于菏泽。邹平工作侧重乡村组织，求有以启发培养乡村自身力量，不能有速效。始终未向邹平以外推广，今可不论。菏泽工作一面革新行政，以行政力量推动一切；一面从民众自卫训练进而为各种训练，树立各项建设基础，其收效较快，亦且适合国防需要，故二十四年十一月感受国际压迫刺激，当局决定推广之：即前所叙之三年计划。如是，吾侪工作既基于国防意义而为有计划地向全省推广，何以大战之来不能有所表见、而翻致一败涂地？此则除吾人自身有其缺欠外，实受前叙山东问题之影响，兹分两段言之。

　　第一，抗战起后未容吾人尽力于抗战的民众工作。抗战 未起，吾人所从事者即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之工作，且明明为国防的动机，假使顺沿此路线而不变，则抗战起后此项工作更将尽量进行，当无疑问。不意当局始而存取巧心理，企图避免战事，因以不欲发动民众；继而急切退走，亦无心发动民众，民众工作始终在耽误之中，此中事实甚多，今亦不必一一枚举，仅举十月间一段事实言之。

　　十月初间在上海尽力于发动民众援助前方之黄任之（炎培）江问渔（恒源）两先生，因闻津浦战事不利且闻民众工作未能与军事配合，特北来济南，欲有所推动。九日余由邹平赴济南会晤，感于两先生来意，且媿且奋。因将山东民众工作未能作好之故为两先生详言之。大要因韩氏态度影响致未能顺沿过去路线一贯作法；而有关各方面互相排挤未能合作，又更使当局防制民众运动。例如第三路总部政训处之成立，实为被动的。当时（八月十五日）因中央有电要派员来成立，韩亟先自委派成立，其于自己运用方便，衷心并不重视此工作。动机一差，无往而不差，所委处长余君心清具有相当能力，而第三路总部秘书长参谋长以至上下各方面无不加以防闲或排斥。其他与民众动员有关系者如省党部及其主办之抗敌后援会，如教育厅及其倡办之战地工作团，又各与政训处不相协而互相猜忌倾轧。当局本不热心，至此乃更不放心，而防制其活动。于是全般局面陷于纠纷与沉滞两现象。余等乡村工作同人未曾参加此纠纷场中，但守着自己小范围内尽力，亦未进而与各方合作，黄先生勉余与各方合作，以期振起民众运动。余以韩氏率部抗战态度已明，而战事进至山东境内，且几近济南，需要动员民众亦已迫切，应是山东民众工作转机到来，颇为奋然。是日适为双十节，张厅长（鸿烈）宴黄江两先生，何厅长，余处长省党部李委员文齐及余均被邀在座，即席恳谈。饭后又继谈至暮夜，彼此各将过去互相猜妨之点一齐倾吐，感情颇觉通透。当决定以我同人王近信皮松云诸君加入政训处为副处长科长，而余则加入抗战后援会，承李君文齐以主任常委见推，当夜由张何余李及余相偕谒韩，陈明大家决合作努力民众动员。成立民众动员委员会，何余李张（绍堂）及余五人为委员，并推余为主任委员。今后军事听韩领导，民众动员则请责成余等五人。韩似亦欣然；此一日间情形甚好。

　　次日晨余单独见韩，请注意此工作，并放开手作；请整饰军纪，乃可得民众援助；请勿听各方互相倾轧之词，而调和众人。韩不甚信其所部军纪之坏，而疑为有意攻击；对于各方倾轧则谓不必理会。察其神情，其病仍在不热心此事；余知前途不易有为矣。十二日晚抗战后援会开会，将推余为主任常委，张绍棠从电话阻余云：主任常委还是让文齐干罢。此等无关系事，何为亦如此用心防阻，殊不可解。然余又知前途无可为矣。十三日平原失陷，敌侵禹城，省府决以大部分公务员南迁。余既两度谒韩劝止，未成。市面动摇，市民逃散，抗敌后援会求开一热烈大会而不可得。余适奉南京电促出席国防参议会，乃不得不决计离山东矣。

　　然吾侪工作所受影响有甚于此者。

　　第二、当局急切退离山东、遂以毁灭吾侪工作。吾侪工作主要在乡农学校，乡农学校一面为社会教育民众训练机关，一面又为下级行政机关。以其为下级行政机关，一切政令均藉此而执行，当初将藉以推动各项建设者，今则以当局要壮丁，要枪支，派差派款，执行其一切苛虐命令，凡当局一切所为之结怨于民者，乡农学校首为怨府。更以其为民众训练机关，平素之集合训练在此，召集调遣在此，壮丁枪支皆甚现成。于是每每整批带走。假使无此民众训练，或不兼为训练机关，则当局虽要壮丁要枪支不能如此方便。乡间亦自有许多通融挪移回避之余地，然今皆以乡农学校而不能，其为怨府滋甚，更有怨毒最深者，则以欺骗手段收取枪支带走壮丁之事，屡屡发生，例如：始而只说集中训练，多日以后，一道命令忽然几千人整批带走，事前乡农学校固未料到，而曾向乡民以“绝不带走”为担保式之声明者，至此毫无办法，自己落于欺骗民众地位。甚至有时乡农学校亦在被骗之列，而乡民乃认为乡农学校行骗，怨毒之极，致有砸毁乡校，打死校长之事。我同学之死于此者，竟有数人之多，可胜痛弔！其实不顾信用，为此巧取豪夺者，除省当局外，或系专员，或属县长，或属军队，与一乡校校长何预？以建设乡村之机构，转而用为破坏乡村之工具，吾侪工作至此，真乃毁灭无余矣！吾同人同学几乎不能在社会立足，几乎无颜见人矣！言念及此，真堪哭痛！

　　所谓“山东问题与吾侪工作”即是如此。犹幸在韩氏罪状未发露之前（未退出济南之前）吾人之反对韩氏所为，中央及各方面颇能分晓。十二月三日余应李公宗仁之召到徐州，曾详言于李公，并请制止韩氏之撤退。九日到武汉，曾于国防参议会上作一次报告。二十一日谒蒋公于湖北省府官邸，首陈韩急切欲退之状；蒋公笑云，我全已知道。至于吾侪处境之痛苦，则每遇各方朋友辄言之矣。

　　时至今日，过去种种不必多论；吾人唯有致力于今后而已。一时之成败，不足为定，是非毁誉尤非口舌所能争辩；吾人唯有于事实求表见，以事实作证明，重新建立我们的前途而已。同人同学其勉乎哉。

## 二、争取抗战胜利的核心问题——如何为更进一步的团结

　　前所谈者为山东问题，此进而谈全国大局；前所谈者多属过去之事，此进而讨论大局前途。

　　余自抗战起后，既多在各处走动，以讫于今。未曾稍停，故于前方消息后方情形颇有见闻。综其所见所闻而论断之：我们今天的失败，实不在军事，而在政治：今日最大的问题不在外，而在内。——这是从许多事实得到的结论，此许多事实恕难一一举陈，只能为总括地说明。

　　战必败，地必失，原在意料之中；所有今日的失败，并不大过我们当初的料想。但最可叹惜者，事实告诉我们：好多的失败并非军事的，而是政治的；或与其说为军事的毋宁说为政治的。例如平津的失陷，根本误于政治，而非军事上要如此失败，最为显明。一切军事的不统一、是政治问题，不属军事。还有前方后方未能配合、政府社会未能打成一片，军民未能合作等，许多致败之因都是政治问题。（山东之事亦为政治问题之一例）。

　　战败失地不可怕；未战先败，虽守已失，最可怕。换言之，失败不可怕，崩溃最可怕。失败犹可诿之军事，崩溃不能不说是政治。例如十一月十六日以后的南京，十二月初间的武汉，到处皆是崩溃之象；此人人所见也。实则若将各省地方政府情形、社会情形稍加访查，处处充满崩溃之象。不过敌人一天不来，亦许苛且延宕一天。

　　在此延宕的一天内，演许多纷乱矛盾悲惨而又滑稽好笑的戏剧，正与敌人到来的急剧崩溃，亦不相上下。何为而崩溃？崩溃全由胆小怕死吗？不是的。有心抗敌的人多得很，情愿效死的人多得很。无奈有力气没处用。许多人没有事情作；许多事情没人作。此全由无适当的安排；全由上下左右各方未调整好。安排好，调整好，即气内弱的人一样有用；何况有心肝的人？否则，虽情愿效死的人临时亦只有崩溃而已。问题在系统未立，计划未立骨无条理，无秩序。——问题在政治。

　　前所谓最大问题在内（自身），而不在外；失败在政治，而不在军事；以上说明，已得大概。欲为更深切之认识，再从（一）检讨过去，（二）打算未来，两层言之。

　　（一）检讨过去，吾人试追问，中国受日寇之祸至此地步，果由何来？近言之，北伐完成后不应有内战；北伐完成以后连年内战实为引来日寇之近因。设若无内战而有建设，敌人绝不敢轻于谋我；即谋我亦无此容易。与内战同为国家之受祸之近因者，则政府之贪污腐化。其显然者，国家为成立空军耗财以万万计，而战时所用之飞机乃如彼其少，言之羞于出口，闻之骇人听闻。又国防工事每每有名无实，不堪用者，其中显有侵蚀。

　　再问：内战与腐化二者又由何而来？则余亲切感觉实由北伐后执政者忘记革命，政治上缺乏方向之所致。十年来当政诸公除蒋公焦劳外，皆耽于享乐，竟求安逸，凡游南京者覩其景象，又谁知其为口诵“革命尚未成功”之遗嘱者哉！在北伐中，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如彼其激烈；然北伐后政治上一切措施却无其迹象可寻。虽日日言建设，而毫无方针，并非应有之“革命的基本建设”。所谓领导革命运动之国民党，吾人真不知其将领导我们到那里去！其缺乏建设新社会之理想目标，及达于新社会之路线步骤殆无可否认之事实，（或口诵其言，胸中实不了了）。一个大党是一个力量。一个政府亦是一个力量。是力量必有所向以发挥；不得其所向必生毛病。北伐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正为眼前面缺乏一努力奔赴之目标，由是而腐化，由是而内战。若真有其方针目标而努力奔赴，断不会腐化，亦早无内战发生。

　　“与执政之国民党相对照，复可以一论共产党。从共产党所引起之之剿共军事，年月之久，规模之大，损耗国力，招致日寇。今日追论，亦无所逃责。虽所犯错误不同，而其误国无二。余此次在陕北延安与毛君泽东有一段谈话，可略叙于此。”——

　　“闻共产党常要检讨自己，批评自己；今愿请问：中国共产党过去最大错误是什么？假使容余言之，则国共分裂十年苦斗，即其政治路线错误之最大表现。”

　　十年苦斗果是必要的吗？国共两党，如其在中国社会内是截然分开自始不相容的两种势力，则此苦斗无人能指为不必要。但明明不然，在十年以前共产党曾举皆加入国民党；在今日又宣言信奉三民主义而能合作。往者国民党既借共产党而得到北伐胜利；共产党实亦借国民党而发展起来。如是，十年苦斗之必要甚觉难言，而怕是一种错误。

　　分裂虽出于国民党清共，但共产党若轻轻以国民党背叛革命来自解，则似乎笑话。共产党之所为，实不认识中国革命的本质，过分估计中国的阶级问题，滥用其破坏斗争的手段，全不适合当时的要求，而为大势所不容。在全国之中，除小小红区外，反共者占绝对优势；并非单是南京，并非单是国民党。在此十年之中，共产党殆仅仅靠军事来挣持党的生命，而在政治上，则是失败的。试以前后事实证之最可见。在前如十五六年的北伐，国民党军事力量甚弱，然以其适合当时政治上的要求，有其政治上的成功之故，遂能获得军事上绝对胜利。十年来国民党不能尽其革命任务，大失人望；若果共产党所采取政治路线是对的，是适合时势需要的，正可乘机而起，亦不难如北伐前例。而卒乃使不厌人心之国民党得到全国支持以压迫共产党，共产党几于消灭，则政治路线错误岂不甚明。又如今日，以濒于消灭之共产党，年来转变其政治路线，放弃对内斗争，要求团结抗日，尤以西安事变所表见者为最好，遂得全国同情，抗日战起声光几出国民党之上。优劣异势，荣枯顿转，全属政治策略之成功，曾未耗一兵一卒之力。吾人祝望中国共产党继续争取政治上的成功，今后再不要靠军事来维持党的生命！（以上为与毛氏谈话之一段）

　　从过去共产党自己吃亏，亦使国家吃亏，就完全证明其政治路线的错误，无待多言。但错在何处？在北伐完成以后，中国社会自一九一一年已破坏崩溃者，又经一度破坏崩溃，亟应稳定以事建设。虽有许多待解决之问题，但得树立革命的政权，均可从容解决。吾侪常言：中国须要从进步达到平等，以建设完成革命；其理由如吾在乡村建设理论所讲，兹不多及。乃共产党犹以破坏斗争为事，焉不失败。极粗略之比较：

　　时势需要——革命的建设

　　国民党——建设而不革命

　　共产党——革命而不建设

　　其与国民党错误相同，而所犯错误恰又是一面。假使国共两党尔时能抱定合作，或维持相当关系（如宪政，国家之两党），必可互相救正，减少各自错误，则十年来国家景象将是何等？惜乎历史演变不是那样。

　　一切错误殆皆难由某人负责，某党负责，而自有其客观难逃之势。吾人检讨过去，非于今日大团结局面中，向任何方面算旧帐。只为指点今日的祸患来，从最近十年的政治问题；十年间政治上各方的错误集合起来，酿成今日的大祸。

　　假若再追溯上去，则更可以明白。今日强霸不可一世的敌人，并非生来就强霸的；而中国更非原来就不如他。日本强盛起来，统不过五六十年的事；而中国弱下来亦只四十年的事。追溯到五十年前，只有他怕中国的，没有中国怕他的。当初中国与日本原同为东方农国，闭关自守；而凭藉之厚，气魄之大，中国不知超过日本若干倍。同样感受西洋刺激而讲维新，亦且先于日本两年。却不料短短五十年，彼此形势完全倒转过来。若究问何故？其理由亦甚简单。就是在同一个五十年中，彼此政治上正正不同。一个有办法，一个没办法。五十年中的日本，一直是统一稳定到今天（今天才渐露不稳）；中国则不统一不稳定已近三十年。三十年前的中国正是清末暮气，而日本正是维新朝气。

　　再明白言之：强弱所由分，在有没有近代工业。在近五十年中要发达工业，一面须社会有秩序，法律有效，俾得从事于商业上的竞争；一面须国家奖励保护。果然政治统一稳定。于此两面自然都可作到。反之，自然都作不到。日本与中国，一盛一衰，一强一弱，关键都在政治，就是为此。中国最大的致命伤，即其三十年来政治上不统一不稳定：由此而断送了一切。

　　总归一句：从近十年来看，从近五十年来看，明明白白问题全在政治。

　　（二）打算将来。我们今日既失败，必须在后方培养新力量，以求继续抗战。——如你作此算，马上看到政治问题。因为抗战是军事，而对军事的准备工作则是政治，政治好，而军事准备才得好，而能后抗战；此理至显。故从检讨过去已经指出问题在政治；但还不如从打算将来，看得更密切。

　　例如培养新力量，必然要练一百万以至几百万新兵，而说到新兵，徵募俱穷，几个月来的滑稽惨剧，已传遍社会，岂能任其继续演去；则势须认真发动民众，拣拔壮丁。而谈到发动民众，便已深入政治问题。非各方关系为更进一步的调整，树立更健全有力的政治机构，便不能使民众工作较今日更进一步，到好处。其他亦如是。

　　问题在政治已极明白，但对政治究系如何一种要求？达于此要求的途径又如何？

　　我们的要求可分三点言之：

　　一、我们要求抗战的政府，应在广大社会里有其根基，上下气派贯通，政府与社会打成一片。

　　二、我们要求消除各方面（党派阶层以至种种）以及各个人间的隔阂，猜忌，牴牾，磨擦，而合全国为一个力量是以抗敌。

　　三、我们要求充分利用知识头脑，将一切事情为有统制有计划有条理有秩序的进行，不要敌人未来破坏扰乱，而我们先自乱自毁如今日者。

　　总括言之，我们要求民族社会力量的调整与发挥。我们必须调整好我们自身，使自身发出力量来，才能抗敌。或说：我们要求全国更进一步的团结，以加强抗战政府的力量。

　　此次晤毛君泽东于延安，余谈各地情形颇露悲观语调。毛君阐明前途定可乐观之意以慰我。大意决定中日问题之前途者总不外三面：一为中国自身；一为敌人方面；一为国际环境。求中国的胜利，一在自身的团结，二在敌人的内溃；三在国际的协助。国际情形，分析起来已经日益好转。敌人一面则随战事之扩大与延久而暴露其弱点，增加其困难，方为正比例的前进，又无可疑者。所余为中国自身团结问题，则两年来亦已逐步趋向团结，而相当实现。如是，又何须悲观。临末，毛君又再三致意，中国自身团结为争取抗战胜利的根本条件。中国今日已是团结，还当求更进一步的团结。

　　兹所云政治问题，其意正不外要求全国更进一步的团结，至于加强政府力量则是其自有之结果。

　　然如何达到此要求？如何可以实现更进一步的团结？余以为须实行下列两层：

　　一、确定国是国策，或曰：「共同纲领」；

　　二、于此共同纲领中，应将下列两大问题及其细目均有确切之决定：

　　1、如何抗敌，完成民族解放？军事，外交，内政，经济，一切为其内涵之问题均各有所决定；

　　2、如何建国，完成社会改造？决定理想目标，并切就事实决定其达于实现之路线步骤。

　　果能由政府领导，使各方意见均得充分交换后，而将上两层作到，则所谓「更进一步的团结」乃其当然结果，不待言者。

　　以下请略申其意义。——

　　吾人当知团结，非为团结而团结，乃因行动而团结；——团结起来，是要行动的。行动是要有方向，有目标的故团结必于行动求之；行动如何，又必于方向目标求之。求达较远之目标，其方向不能无转折。故达目标之下随有近目标；大方向之内随有小方向。远近目标，大小方向，俱经决定， 自然要团结行动，无问题。上开两条即在总括吾人问题而把握之；更针对问题以决定吾人之方向目标，求团结于行动。

　　中国共产党曾向政府提出确定共同纲领之要求，其用意亦不外此。但其所求之共同纲领，似仅就眼前抗敌问题有所决定，而未能包括第二问题。余此次赴延安访问，即在向中共方面于此点上交换意见。当时与毛君泽东连作数夜之谈，领教最多；与张君闻天亦一度略谈。彼此意见，略纪如次：

　　余认为中国人实有此两大问题（如何求得民族解放及如何完成社会改造）；毛君等均同意。

　　余请问：此两大问题分开谈，抑不应分开？毛答：不应分开来。但既不是一个问题，在进行上不能无轻重，无宾主。眼前应“一切服从于抗战”，则以第一问题为主。余亦表示同意。

　　但余提出：单在眼前抗日问题上讲团结，似乎不够。因吾人实有此两大问题，而且完成社会改造系吾民族自身长久之事，更为基本，与抗日为一时问题者不同。苟于此基本问题隐略不谈，则纵然团结殊不彻底。团结不彻底，则抗日不力，是即从第一问题为主而言，亦有同时确定如何解决第二问题之必要。否则，第一问题亦将不得解决。毛君于此，均不否认；并言单为抗日而团结，诚不免一时手段之嫌。

　　但毛君又处社会改造问题重大，牵涉甚远，各方意见未易接近。倘各方意见不能归一，岂不又影响眼前抗战？似不如走一步说一步。余认此种顾虑亦不算过虑。但倘有此困难情形发现，当以热心（热心于彻底团结）信心（相信彼此可以说得通）克服之，而努力以求得最终结果。

　　且如毛君见教之言，中国今日已是团结，还当求更进一步的团结；其与吾人要求正同，此同认为当求更进一步的团结者，如何求之？舍同时将两大问题均有清楚决定，得一共同行动纲领外，如何求之？余信吾人不求更进一步的团结则已，果欲求之，非此不可，毛君欣然表示，如各党派，尤其国民党，愿谈此问题（指第二问题）愿确定如此之共同纲领时，彼等（中共方面）固不胜欢迎之至。

　　彼此所谈，不必悉记。唯余所以认为亟须确定此一共同纲领更求进一步的团结者，其理由犹有可言。

　　一、解决三十年来的政治问题。所谓三十年来的政治问题，指统一稳定之最高国权不能树立，即吾人常说之“不统一”。中国何以不统一，此由中国人意志不统一，确定此一共同纲领，即在求全国意志统一。自日寇侵凌（九一八），国内分裂之局已渐趋合作。近二三年来形势尤见好转，至于今日几已可云统一，盖此一个问题愈逼愈紧，使不同的中国人感到同一威胁，眼光不容旁视，心念自然集中。（其他问题其他要求权且放下）不期而造成中国人意志的统一。由意志统一，而国家统一；此皆日寇所赐，大家共见。须意志统一而后国家统一，既已证明，而此意志统一又明明为外力造成，则岂不当乘此时机，切就自身长久生存问题，决定一目标路线，求得一根本的意志统一乎？

　　但余声明：此由自身社会长久生存问题决定一目标路线，而后得到之国家统一，为中国所独应走之途径，却非其他国家之统一尽亦由此。其理容后详。

　　二、救正过去十年错误。前曾检讨，由北伐完成后政治上缺乏方向，而酿成今日大祸。又共产党所采取政治路线亦误国误己。过去错误，今日不能再错。对于国民党则望其恢复革命精神，对于共产党则望其放弃对内斗争；而双方合作，共图完成革命的建设。但非确定一共同奔赴之建国目标及其路线，则恢复者何由恢复？放弃者何由放弃？合作者何由合作？

　　三、解消党派猜忌磨擦。吾人皆论中国各党派并无各不同之阶级基础，或其他不同社会背景；中国社会实不产生西洋式的党团。西洋式的党团皆从排他性而建立，革命党最显著，普通政党亦然。革命党必须夺取政权，绝对不容许其他势力如所谓“不革命即是反革命”，决不肯于兼容并包。普通政党虽互相容许存在，而亦彼此竞争取得政权，偶有联合内阁非其本意。中国人始而袭取其政党形式，学步竞争；继而模仿其革命党所为，乃行狠斗。在今日团结御侮之时，而猜忌磨擦仍复不少。尤以共产党遭忌最大，是否共产党将借机会大大发展？共产党果放弃其对内斗争乎？共产党将来能不夺取政权乎？纵令共产党处处谨避嫌疑；或誓言，不单今日团结御侮，并顾他日团结建国。而终不能取信，以形势所在，使人不敢放心也。然此共同纲领倘得确定，则党派形势自转。盖随共同纲领必有一致行动，即不啻为一个党也。然亦并非一个党，而为中国社会所特有之联合政团。各党皆从排他性的对立性的党派，转变而为同在国是国策下服务的，又且联合工作的团体。此实为本质的转变，往日之猜忌磨擦根本得一种解消。

　　四、把握自己前途不为人所左右。假使对于如何完成中国革命即如何建国问题，不愿协商规定于共同纲领之中，则此一大问题即悬而未决。从而将有两大可虑：一、不能把握自己前途；二、不免为人所左右。吾人抗日一日即生存一日，即有一日之建设。此建设不可无方针。尤其在战争特殊刺激特殊限制之下，既不容任运自然，又岂可支节应付，不为远大之计？若得于前目标，脚下步骤，均有所决定；则眼前所行之一步，即为达于前途千步万步之一步，时时能把握自己前途，方为至计。且抗日战争若远若近中国与苏联必将合作。此虽为对外军事的合作，但是否能不影响内政建设？质言之，中国不将随之赤化否？吾人虽习闻苏联已放弃世界革命的企图，而行其一国的共产建设；但以中苏一强一弱，一实（共产主义颇已成功）一虚（胸中无主而且急需要一条路走），又加战争足以改变一切（毛君泽东数为此语），则事实演变至何地方恐未可料。今日颇有人一面对于中苏合作抗日迫切期待，一面又虑合作后中国社会中国政治将发生不自主地变化。其实抱虑何益？唯有我全国先自决定一切而属行之。中有所主，则从外面被动地变化可少。且在国内各方协商之时，属于第三国际之中国共产党为协商之一方，间接可得苏联意旨。或经以方针计划坦示各友邦，而务得各友邦之赞助；是在外交上因宜运用，似亦未当不可。如此方针大定，不独不致临时为人所左右，抑且大有利于抗日可断言也。

　　前所谓：“必先调整好我们自身，使自身发出力量来才能抗敌”；其调整之道在此。又谓“求全国更进一步的团结，以加强抗战政府的力量”；其团结之道在此。至于所分列之三点要求，皆须于调整团结之后得之。

## 三、迅速建立我们的团体组织

　　从山东多年工作的覆败，而反复自问，吾侪向前当如何作？所得答案，厥为迅速建立我们的团体组织。从大局前途的观察研讨，而反复自问：吾侪于此当如何尽力？所得答案，亦为迅速建立我们的团体组织。

　　（以下分言其理。——）

　　山东多年工作，此番覆败于一旦，固受当局者态度错误之影响，而根本在吾侪自身有其缺欠。此缺欠维何？即讫未曾建立一团体组织。吾侪夙被人目为国内政治运动之一派，加以党派名号，如“村治派”，“农民社会党”之类；即日本报纸杂志书籍亦数数称引，而有“农村社会主义”等名词。其实吾侪固始终未曾建立一团体组织。外人于此或不尽信，吾同人同学固自知之，无烦多言。

　　吾侪始不过思想主张相接近之一般朋友，以出版言论号召于世，以讲学设校接引青年，以实地工作结合同调。自北平（村治月刊社）辉县（河南村治学院）邹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菏泽（分院）济宁（山东乡村服务训练处）而朋友同侪浸浸增广。其关系常不出乎师友情谊，其运用多有借于行政系统，历十余年而未尝变。然吾侪果无意于团体组织乎？是又不然。在北平时即谋议及此；自第一届研究部讲课即已提出“乡村运动同盟”之名词，而建立我们的团体组织如何不同于一般党派之理论。尤其最近两三年上层干部同人之间为此要求而商讨进行，次数最多。然慎重迟回以至于上年八九月间而卒从搁置。大抵屡议屡辍最不易决定者有三问题：

　　1、建立团体组织在此一面为密切结合，在另一面则为划分疆界。使一切同人同学俱加入组织而无所别择，既感不尽合适，抑且此种组织亦无甚意义。然在同处同时工作，某些同人某些同学加入，某些则否，显然区分，彼此各觉于情不安？一若此为拒人，役为见拒于人者；或且由此影响于当前工作。故不如暂在机关内（例如研究院即为一机关）不另立团体，故以同学会之组织为组织。

　　2、在政府当局一面最不喜人有团体组织。又在政治场中，如自成一组织，即被目为有阴谋有企图将招致倾轧排挤。吾侪在山东工作所以犹能相当通顺，不为当局所忌，不为各方所排者，实以审知吾侪真无组织之故。今欲建立组织首先顾虑之点在此。如云秘密进行，则天地间能秘密不为人知之事甚少，何况此等大举动？秘密而终为人所知，其危险将更大。上年八月间抗战形势下，同人要求组织甚急，而卒从搁置者以此。

　　3、团体必有领袖。在旁处或易有竞争领袖致碍团体组织之进行者；但在吾侪则哈相反。余自视不足为团体行动之领导者，当仔细为同人同学分析之；而仲华先生同亦缺乏自信。彼此均非撝谦推让，而卒落于无人敢当。二十五年下半年，余及同人合力推戴仲华先生，煞费力气，结果仍不彻底，竟以模糊敷衍终此局。团体组织之不能建立，受梗于此点者甚大。

　　因团体组织未得建立之一根本缺欠，而发生种种缺欠或病痛，说之不尽，提纲挈领可有五条：

　　一、由于无组织而全部落于无统制无计划之局面。吾侪工作自邹平开始，而扩充至菏泽，继则利×（艹头沾）滨三县，亦具相当关系，又继则有济宁等十四县。二十四年冬受国际压迫刺激，确定三年计划后，更加开展。实地工作侧重第一第二两行政区，次则第三行政区，而乡校推行至七十余县；研究训练机关则于研究院外有山东全省乡村服务训练处，有所谓第一第二乡建师范，有所谓乡建专科学校。外表局面愈益恢宏，内则各部分愈不相顾，殆如所谓「人自为战」者，各自忙于应付其自身环境。遇有较大问题，虽上层干部亦相协商，并无统制。对于全局无前后一贯之计划。步调精神随人事关系之亲疏远近而渐渐差异。究竟何者为吾侪工作，何者不属吾侪范围，亦难分得出，大局败坏盖早种于此时矣。

　　二、由于无组织不能收取中层下层多数同人同学之意见。团体事，与个人之事径随自己者不同。不论其偏于民主，或偏于集权，若果成为团体，总是大家同用心思，同负责任。今组织未立，谁在团体谁不在团体之分际不明则其责任不明；所谓大家同用心思，同负责任，便作不到，经常的检讨过去打算未来之聚会无有，自不能随时收集众人意见。纵有肯关切用心之人，亦未有其表达之方式途径。纵因一问题之来，而临时凑集开会，亦无平素一贯之用心。况事实上开会亦难，而大半落于上层干部二三人或四五人如余等者仓卒决定，多数同人同学所感觉之问题，所怀抱之意见，均不能获参考之益，事实之误于此者盖甚多。

　　三、由于无组织而容易被动，不能自立。吾侪上无负责之一个领袖，下无负责之多数分子；整个局面已落于随外面形势而播转。在无大风险之时，犹可敷衍混过。不意抗战骤起，不同平时；当局（韩氏）态度亦一再横来骤转，煞难应付。吾侪事业遂完全随风卷去矣。固非谓吾侪有组织即可不受当局影响，不致覆败；但至少吾侪态度总可明朗地昭见于社会，而不致随人以覆败。又凡今次由个人所造成之个别错误以加重吾侪失败者，亦当可不致发生。

　　四、由于无组织故工作不能讲求至善，而过失亦不能纠察。此新易省当局沈氏以违背法令及社会诟病撤消乡农学校。此固由沈氏不了解国内教育上行政上之新趋势，因亦不能认识此新制度；并以前省当局所为陷乡校怨府者，悉归咎于乡校。然吾侪工作之未能作好，及服务乡校之同学份子不齐，行为失检，不待人言，固早自知之。在现象未露之前，已注意设法。例如：设法统一健全各行政区之视导制度，添设乡建指导专员，院中师友巡回视察等。惜均非根本之计。行政方面易落形式，其事又不能悉由我作主；地面扩大至七十余县，师友更照顾不及。吾侪既大胆创造此新制度，应就工作份子形成组织，悉心讲求，以期妥善；同时应有纪律，自我批评，以树风气，而定楷模。乃以训练未周之青年，散开四处，听其自为应付；其不误此制度，又陷青年于过误者，又何待？

　　五、由于无组织故易于溃散；吾侪前后同人同学总计不下四千余人，今大都溃散，难于收拾，试问何为至此？则由于平日无组织又甚明也。必有团体组织，决定应走之路线，而后每个份子仍于当下有致力之点。于前途抱希望，于背后自觉有后盾可靠。只不失联络，便能遇变不惊。乃吾同人同学方当大变局之来，四顾茫然，无所依恃，何有不溃散者？

　　吾侪本身太不健实，病痛多端，约不出此五条，而根本缺欠在无组织。问谁贻误至此？则上级干部俱不能逃责，而余及仲华先生罪咎最重。其各个人所犯错误而累及团体者，亦由团体无组织有以致之。彼个人当然要负责，要反省；而在检讨团体缺欠之时，亦正不必深论。

　　今吾侪向前只有干与不干两途。不干，则从此不必见人。干，则必自建立团体组织始。前此难于决定之三问题：第一问题今以所有机关全不存在，同人同学多已星散，决定从少数人之谨严组织作起。第二问题亦以山东政局改换，吾侪均得超然局外无所顾虑。第三问题余恐再贻误组织进行，决心担任领袖。满怀惭疚之余，除努力自勉外，更无他话可说。

　　更从大局问题一论吾人亟应建立组织之理。大局问题亟应确定一包括两大问题之共同纲领，以实现进一步的团结而加强政府力量，如前已说。但此事易得成功乎，吾不敢言。求其有成，求中国大局向此途以进，必靠吾人努力，必须建立吾人的团体组织。盖唯吾人于此点见之亲切的真。吾人为此要求（确定一共同纲领），与其谓出于吾人之热心，毋宁谓基于吾人对事实之认识。根据吾人之认识；

　　一、中国之统一必于联合求之，而不能于斗争求之。

　　二、中国今日需要一种革命的建设，而眼前明明有一条大道，所有社会化的经济，民主化的政治，均可由此逐步同时完成。

　　正确具此认识，乃发为此要求，非偶然理想。此次访问共产党，据所表示原则赞成（如国民党愿讨论此问题彼不胜欢迎），而窥其神情不甚热心。岂其不乐于此事成功乎？此绝不然。吾信其“今日团结御侮，他日团结建国”之言，并非诳语欺人。然从其理论，从其根本眼光，则与吾人所见恰相反。

　　一、以阶级眼光看社会，以斗争解决社会问题，于中国不能有例外。

　　二、中国眼前需要政治上一种民主的趋向，将来或可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至于共产更在较远之未来。

　　其不甚热心之神情，正为缺乏与要求相符之见地，而并非不热心。其于团结御侮，团结建国，确具要求。但与其谓基于对事实之认识，毋宁谓出于主观愿望。共产党而外，吾人虽尚未向各方徵询意见如何，然中国人谁不望团结御侮团结建国者？愿望都同，可无问题；所差者恐仍在认识不足。设若国人能与吾侪具同一之认识，则此运动岂不马上成功？而中国亦可直向革命的建设以迈进邪？此所以发挥吾人之所见，以推动之亟亟必要。欲明吾人由何抱此见解必须细究“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此处只能粗略指陈。

　　一、中国之统一何以必于联合求之，而不能于竞争求之？此须先明白下列几层：

　　1、一国之内恒有许多不同势力，例如：不同阶层，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职业，不同乡土，不同党派，以及从年龄性别思想等所生之差别。此种种不同之势力共生息于一国之内，一面既互相依存，一面又互有参差矛盾以至甚尖锐之冲突于其间。此总括之曰社会内部形势。

　　2、国家统一之要求基于二者：（一）为进行社会生活；（二）为应付国际环境。

　　3、达于统一之途径或方式不外二者：一曰联合，彼此从理性以求通；一早斗争，强者以其强力制服其余。

　　4、统一或不统一？统一取径于联合抑于斗争？全视乎其社会内部形势若何及其当前遭遇问题若何。

　　中国之必于联合之途求统一，盖为两面所规定：

　　1、社会内部形势散漫流动，求较成片段较固定之势力不易得。

　　2、所遭遇之问题为从近百年世界大交通而来之国际侵略，文化比较；是民族问题，非阶级问题。

　　社会内部形势各国不同，当前问题更时有变化。中国以此种社会形势，当乎此种问题刺激下，其可能之反应，非落于不统一，既必趋于联合。盖从其社会内部之不一致，易有斗争；然欲从斗争以建立强制性的统一，又缺乏成片段较固定之一大势力。于是遂落于不统一矣，又从其为民族问题而非阶级问题以言，似宜联合统一对外，不当趋于分裂自斗。然而不然。此必如今日大敌压境，有共同对抗之一定目标，乃能联合统一对外。在平素，其问题仅止于刺激中国人发生救国运动，至于如何救国则从各自社会背景而异其见解主张，意志并不能统一。抑且此种不相背反（同欲救国）又不一致之要求，最表现散漫微差性；此种在宽泛邈远目的下为其一种方法手段（如何救国）之要求，最表见流动不定性；全不似从阶级问题所发要求之简单明切，一贯不移。于是此民族问题的刺激，不独不能使中国趋向统一稳定，转且入于纷歧扰攘。至于像阶级问题以偏从一方明切不移之要求，建立强制的统一者，当然亦不可得。于是此民族问题除最近两年外，数十年来毫无助于中国人之合作，又且加重其不能统一之形势。

　　总之，在此形势散漫问题囫囵下，其斗争绝不能彻底而得一结果（建立强制性的统一）。斗争之路不通，折过头来只有联合。联合之必要在此。联合较斗争更费力；斗争之路犹有可通，则联合无必要。吾侪之所认识者即在此点；所盼望国人同加以认识者，亦无非此点。然非认识此散漫，不能深切认识中国问题之从外来；非于形势及问题同有认识，又不能深切认识斗争之路所以不通，散漫为俗所常说，然大都不能深切把握；又非于中国文化有了解者，不能认识此散漫。社会构造（政治构造经济构造在内），为文化之骨干；散漫则过去中国社会构造之特徵也。

　　散漫为中国社会之所独；其他皆不然。一般之例，社会内部恒有固定成片段之几方面势力，其矛盾冲突严于中国，而建立统一亦易于中国。大抵非其社会间有强固成片段之势力，不能演成严重之内部问题而由内部问题愈亦促其势力强固成片段。此种社会，值其外界问题紧切之时，则易于团结合作，（是为联合的统一）当其阶级问题尖锐之时，又一难以一方压倒其余（是为绝对强制的统一）至于平素（内外问题俱不紧急）则寓斗争于和平之处，彼此相竞于法律之内，（是为相对强制的统一）将暴发之剧斗于此培养，是其统一之机会最多，其统一取径于斗争者最多，而要皆得力于其社会内部形势之不散漫。

　　故吾人把握不放松者即在中国不合于一般之例。一般之例，社会形势不散漫，一般之例，革命皆阶级斗争之爆发，而中国不然。共产党朋友，于中国社会散漫中国问题从外引发之两点，以事实昭然，亦无法全不承认；但总认中国亦为阶级社会，中国革命亦有阶级斗争在内；中国眼前仅为阶级合作，是半殖民地社会所不得不然。吾徵问眼前团结御侮，是否不御侮即不团结？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之对内战争，为一时放弃乎？为长久放弃乎？中国共产党不须要夺取政权，完成其革命建设乎？所得回答，皆曰今日团结御侮，他日团结建国，中共不定要自操政权，社会主义可由和平转变得之。吾信其言但吾不能不疑其出于一种愿望。（非出于一种见地）真能为中国之团结（联合）的前途，供给一部理论而为之指针者其唯吾人。

　　二、所谓中国今日需要一种革命的建设，而眼前明明有其大道者何指？前曾为极粗略之比较，北伐后之国民党有建设而不革命之嫌，共产党有革命而不建设之嫌；然时势须要，则在一种革命的建设。国共两党两失之。吾人为此言，实由亲切的见出一切在民族社会内的斗争，一切破坏行动皆无必要；实由亲切的见出眼前有一条完成中国革命的大道，其道即在乡村建设。

　　需要建设而不需要破坏斗争之理由：

　　1、中国革命是从外引发的文化改造，民族自救；而不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爆发的阶级斗争。

　　2、中国社会一向散漫流动，历史上只有一治一乱之循环而无革命。现在仍未形成阶级即便倡导斗争，亦斗争不出结果。结果指一崭新政权之建立。

　　3、尤其是旧秩序推翻后，破坏无所施；中国现在是没有秩序，而不是有一平等的秩序。

　　4、旧秩序的残余亦是有的但必得新秩序起来才得替换过。如再从事暴力破坏，徒使社会沈沦淹滞而不进步。

　　新秩序愈不得完成，旧秩序的残余转更延展其生命。

　　需要建设其道即在乡村建设之理由不外两面：

　　1、客观形势之不得不然，即天然必出于此途。

　　2、主观要求上亦正合理想，即唯此途乃能完成中国革命。

　　关于第二层，唯乡村建设为能完成中国革命，不如是之建设即背乎革命之理由。

　　1、唯从农业引发工业之建设为能完成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反之从商业以发达工业即背乎革命，（资本主义）然农业在乡村。

　　2、唯从民众作工夫，（唤起民众训练民众组织民众）之建设为能完成中国革命，然民众在乡村。

　　3、唯使社会重心，（政治重心经济重心）普遍安放之建设为能完成中国革命，反之，社会歧形发展，使重心随中心，（都市）而集中，即背乎革命，然普遍安放必于乡村。

　　（北伐后十年来政府之举措与设施与此方向一一相反，吾人所指为不革命而不敢苟同者以此。至乡村建设为中国革命客观所必从出之途，及其进行步骤，此不备言；此唯点明吾人于过去之共产党不能不反对，而于过去之国民党亦同样不满意。吾人要求今后共产党转向于建设的革命，要求今后国民党转向于革命的建设。）

　　然非提出吾人具体主张而发挥之，何由进行此要求？又空言团结联合之理无用，非从事实上发现其可以沟通妥协之点不可。此具体主张，吾人是有的；此点吾人是发现的。正唯吾人发现此点，怀抱此主张，乃痛感过去两党之失，乃迫切要求今日国是国策之确定。问题只在赶紧发动此运动，开展此运动，是无他、唯有迅速建立吾侪之团体组成。

　　来源：《梁漱溟思想批判参考材料》东北师范大学研究部翻印，[195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