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告中国共产党

　　<梁漱溟>

　　我在“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一文中，指证过去责任不在中央，希望其一本过去委曲求全之精神，与全国各方面共谋和平统一。文末有几句话，深致叮咛：

　　谁的力量大，谁对于国家的责任也大；谁不善用他的力量谁就负罪于国家。以前全国人所责望于国民党者，今天就要责望于共产党，好战者今天既不存在，内战不应该再有。任何问题要用政治方式解决，不要用武力。以武力求统一，只有再迟延中国的统一！

　　话虽不多，而语重心长，其间含意无限。一些青年朋友看了，却嫌我姑息，责我阻挠革命。因更写此文，以正告中国共产党。

　　我的话可从两面来说：从正面说，就是须要容纳异己；从负面说，就要不要用武力。分别说明如下：

　　我郑重请求中国共产党，你们必须容许一切异己者之存在。我这一请求，第一是为自己而请示。回忆一九四一年我代表中国民主同盟在香港创办光明报，曾揭出言论公约五条，其中第一条：

　　抗战建国为国人共勉之大业，抗战建国纲领亦为公认之指针，在此大前提下，举国之内义不当有政敌，而不可以无诤友。吾人本此信念，于任何方面不取敌对态度，而窃愿附于诤友之义，贡其诤言。

　　当时国民党以领导抗战建国号于国人，所谓诤友自是对国民党而说。可惜国民党不认识我这一真心朋友，在胜利前不领会我们求团结之旨，在胜利后不领会我们求和平之旨，而横相排斥压迫，事事倒行逆施，致有今日惨败。既以自杀，亦毁了国家。今天我若以共产党比过去国民党，好像是骂人，我不敢这样比。但今天中共既在势力上若将领导全国，自己亦声言要领导全国，同时又始终在以“联合”“民主”相号召，（末曾宣称一党专政），我就要求作一诤友。类如我说不要再打的话，应该不犯“反革命”之罪。近来北方在中共直接领导下真实情形如何，远在川中殊不清楚，然每见从那边发出之某些宣言或其他文章，竟不许“中间路线”存在，“自由主义者”亦成了罪名词，对于主张和平即指为阴谋，指为反人民。似乎容纳异己的空气太缺乏，使我不得不提出此一请求，我从不标榜中间路线，从未自称“自由主义者”。乃至我的文字内亦从未讨论到这些。但类如潘光旦先生杨人梗先生曾经写过有关自由主义的文章，我却觉得甚好。像施复亮先生之论中间路线，亦不为无见。假如这些都受到排斥，我认为是很不对底，不深知在革命高潮中，群众心里之缺乏理性，像这种举动势所难免。未必出自中国共产党。但不论是出自中共，或不是，中共都要负责重新考虑而纠正之。千万不要蹈过去国民党的覆辙。

　　再则我要说：我承认今日国内腐恶势力仍然遍处都是，终须加以清除。但武力却用到今天这样恰好，不可再用。有人说“除恶务尽，革命要彻底”。殊不知今日之事，若说作革命，那只是一种宽泛不甚恰当的话。假如你承认这方是革命，就应该承认那方是戡乱。但我则坚决认定他们是内战（虽则其间有是非有曲直）。我坚决反对内战到底！我不能因为那方用戡乱一名词而同意其作战；我一样不能因这方用革命一名词而同意其再打。即令让一步是革命，革命亦不等于除恶。若以旧日“替天行道”的观念来革命，那是不懂革命理论底。关于理论的话，特别是关于中国革命理论的话，非此短文所能讲。——我不久将写一本“现代中国政治问题研究”之一专书。这里我只借取张东荪先生几句话供给爱谈革命的朋友作参考：

　　历史告诉我们：革命的政治家必须要有些天才。即必须摸出那个需要改革的天然界限。这一界限在各民族各有不同，在各时代亦有不同。虽则如此，却仍不失其为确有这样一个东西。必须恰到好处方为成功。（见张著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

　　历史上所有革命皆会遭到一种矛盾：即从革命动力上来说，必须诉诸感情冲动，类乎要发狂那样。而从指导革命来说，却又必须倚靠冷静的理智。辨别分际是理智的事；掀起大波澜则非有感情不可。二者实难得一恰好的契合。平心论之，革命本是理智之事。无如专靠理智，不能把革命煽起。但感情一起，又不易控制。这是一件最艰难的工作，万不可以轻浮态度对付之。历史上的革命几乎无一不是牺牲太大而代价不足偿其十分之一。（见观察五卷二期张氏补前书）

　　东荪先生所说界限分际，皆从社会经济立论，这才真是革命理论。不过这里所引几句话，却不足以表见理论，只点出革命态度要审慎而已。

　　我再恳切地说两句要审慎的话：第一我要说，如再用武力打下去，我不否认有在一年内外统一全国之可能。但到那时却既没有“联合”，亦没有“民主”。虽然中共在主观上亦许无意于不要联合，不要民主，而其事实结果则必致如此。武力与民主，其性不相容；武力统一之下，不会有民主底。第二我更进一层说，不要联合，不要民主，而真能统一稳定下去，如像布尔塞维克之在苏联那样，我并不不欢迎——我欢迎。不过我担保不会稳定，即统一必不久。我前文所以说“以武力求统一，只有再迟延中国的统一”，其意正在此。这于真万确的真理，我却不愿它再作一度事实证明。——但你们竟然要再来一度，我亦只有长叹一声！

　　我没有张君励先生那样天性，并非避免暴力革命不可。但我对于中共之滥用武力，却一直是不赞成。回忆十年前（二十七年一月（我就向毛泽东先生提出说过。当时我问他：听说共产党常作自我检讨，自我批评；不知检讨所得的过去最大错误是什么？他笑答我：你且说一说看。我说这里有两个对照：

　　一是十六七年北伐时，革命军的武力不知小过那时全国军阀的武力多少倍；而北伐卒能成功。这成功全在政治上适合当时大势需要，并非成功于军事，对照来看，过去十年间（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共产党革命之无成，甚且党命几乎不保，即证知其在政治上失败了——政治路线错误。若在政治上是适合时势需要的话，那配合你们的军事早当成功了。

　　又一是自抗战前夕到现在（指谈话时），共产党博得国内大多数的同情拥护和期待，声光出于各党之上。试问这何尝靠武力得来，只为倡导团结抗日，放弃了对内斗争，适合人心要求，政治上路线走对了，所以就成功。对照来看，则过去十年之劳而无功，仅恃军事维持一条党命者，显然是政治路线不对可知。

　　总结起来，你们过去最大错误即是武力没有用对。我祝望中国共产党继续争取政治上的胜利，而不要滥用武力，则于国于党同受其福。毛先生笑颜相谢，说：感谢你的好意！今天我对中共还是作此祝望，不知毛先生以为有当否？

　　至于腐恶势力如何清除问题，将另文论之。

　　来源：重庆《大公报》1949年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