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市私营工业资本家在公私合营前后的思想动态

　　【天津分社二十五日讯】天津市私营工业资本家在公私合营前后的动态及与我斗争的花样。

## 一、资本家申请合营时的思想情况：

　　天津市个别较进步的资本家申请合营的态度比较积极。如近代化学厂王光英，积极争取合营，且能依靠职工，筹建新厂。合营前，已将新厂投入生产。有些人则是见大势所趋，不得不申请，他们说：“何必叫人家揪着小辫子走呢！”争取“早上船，坐船舱”，自己争取主动，也显得进步。有些人是为了丢包袱，摘掉资本家帽子和卸掉责任才申请合营的。如大明企业公司因无力偿还银行的三十九亿元贷款；新兴钢厂张焕文想摘掉帽子当干部；中联橡胶厂李尉生因为与厂长有矛盾，闹意见；大中华塑胶厂副理因为“工人不好领导”等等。有些资本家自知不够条件，或本来不想合营，但假意提出申请，“登记挂号”，想表示自己进步。成记拉链厂、华北化工厂等资本家假意申请合营，当被批准后，大吃一惊，不胜后悔。有的藉口“创造条件”，推、拖、观望，如竞进化工厂等资本家以“为争取合营条件，先合并，后合营”，来拖延时间。甚至有的还抗拒改造，如华文印刷厂因资本家坚决不愿申请合营，我们只好把这个厂从一九五四年扩展合营计划中剔除掉。

## 二、资本家申请合营后的斗争准备：

　　资本家在提出书面申请后，对企业财产多方面进行摸底，探知财产的总值，如向职员要材料，向市场问价格，下车间了解情况等等。除摸底外，还打下很多埋伏，有的藉并厂的机会，或以盘点为名，自己重估财产，加大账面资本额。有的假藉变卖，提高机器价值，如恒源纱厂去年拟将十六台摇纱机以每台二百八十万元出售，买方只给一百五十万元一台，未妥；今年又把这批机器假意以每台八百万元卖给达生纱厂，达生也故意给价五百万元，企图给高估制造“根据”。华北造钟厂李子庭事先拉拢厂房、机器的原制造者，在清付时当他的“顾问”，以便提高估价。还有的资本家趁机分红，调高薪金，变相抽资，想混水摸鱼。

　　其次，资本家对职权地位问题最为关心，在合营前他们就设法按插亲信，控制主要部门，为合营后掌握实权做准备。仁立公司在合营前经理室就开会重新分工，明确职务，分别掌握了各个分支机构，新天津橡胶厂资本家藉口企业改革，把他的亲信安插到财务、经营科当科长。东升化学厂、中国油漆厂等资本家都打着“创造条件”“建立制度”的招牌，大力调整组织机构，摆成阵势与我周旋。长城橡胶厂穆伊光拟将其兄(股东)拉进厂来当副经理。

## 三、在批准合营后的筹备阶段，资本家以各种花样与我进行斗争：

　　在批准合营和签订协议后，资本家与我斗争的关键，集中在清产估值和人事安排两个问题上：

　　(一)在清产估值和核定资金中，资本家一般都采取“抓大不抓小”、“大小一齐抓”等办法。例如在清估开始时，他们多着眼於厂房、机器和主要物资上面，寸步不离现场，表示“丝毫也不能马虎”；对一些小的傢具则表示“慷慨”，以模糊工人对他们的认识。在把大的财产估完后，他们对小的也表示“都应认真负责”，如华北化工厂资本家最后把月份牌底托也计价入账。长城橡胶厂穆伊光更以明底暗高的方式蒙蔽职工，他将一个德国挂钟只估了八万元，但将车间里的木架子却估了四千万元。他们采取了“宁高勿低”的方式。华北造钟厂李子庭仅房子一项就高估了二亿五千多万元，而清估组对这个厂的全部财产才估为三亿四千多万元(我们也有估计过低的情况)。有的故意在上午估低点，在下午估高点，试探协助清估的工人究竟采取什么态度。如公俗化工厂估电扇时，资本家说值二十五万元，实际上值一百二十万元。此外，在清估过程中，还施展他们惯用的拉拢、腐蚀职工的卑鄙伎俩，企图逃避职工对他们的监督，达到高估产值的目的。

　　(二)对於人事安排问题，一些不懂技术或年老无能的资本家顾虑很多，心情不安。有的四处打听，各方摸底。利中酸厂万国权在公股代表进厂后立即提出要求明确职务，并问我们派多少干部入厂，人事、保卫由谁负责等。成记拉链厂项子欣向干部问长问短，还向工人试探说：“合营后的人事安排已确定了。”工人问：“怎么确定的？”他答不上来。在筹备期间，有的假装进步，来表现自己，有的则以退为进，主动“挂号”。如信泰经理刘鹤龄说：“我对职务要求不高，合营后政府叫我干啥，我就干啥。我过去什么都没有干过，社会知识很少，又没有管理能力，如要叫我当厂长，我真干不了。”华北搪瓷厂经理王醒民也表示：“我常有病，政府照顾一下吧！”

## 四、合营后，资本家的斗争趋势：

　　在已经合营的工厂中，已发现有的资本家对企业的财产漠不关心，购置用品慷慨大方。有的资本家掌握技术，对生产不负责任，并有意给公股代表穿小鞋，如华北造钟厂李子庭在研究接受新任务时，一口承担“没问题，能完成”，后经公股厂长细致计算，才发现有问题。有的要求给他“无限制的职权”，如信泰资本家不经上级批准即花八百万元买了一台缝纫机，上级提出意见后，他说：“我连这点事都做不了主！”有的制造矛盾，挑拨工人与公股代表或工会的关系。联昌工厂资本家唐乃勋明知厂内缺乏流动资金，他故意提出给工人发奖；另一方面他却将毛巾、肥皂等必要的福利取消，名为“生产为主，节约资金”，致使工人对工会不满。华北造钟厂李子庭提出将大礼拜制改为小礼拜制，将工作九小时改为八小时，企图使工人与公股对立。更严重的是新天津橡胶厂资本家拉拢腐蚀职工，特别是把基层工会干部拉过去，把公股代表甩在一边，实际上已篡夺了企业的领导权，进行“合公营私”的勾当。

　　 (梁一丁据天津市委统战部材料编)

　　来源：1954年10月29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