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德宏地区少数民族群众有九百多人逃亡国外

　　<田良耕>

　　云南分社12日讯：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群众外逃情况严重。据不完全统计，今年1月到现在已有九百一十九人先后逃亡国外，其中以潞西、瑞丽、陇川三县逃亡最多。

　　逃亡者中绝大多数是基本群众，陇川和瑞丽逃亡的四百一十八人中，贫农、中农和小商贩就占总数的84%弱，地主、富农和小土地出租者七十人，占总数的16%。

　　逃亡人员中，不仅有群众，而且有党团员、乡村干部等。

　　从地区和族别上看，大都是靠国防前沿的傣族和山区景颇族、僳僳族中的基督教徒。瑞丽县逃亡的五百五十二人中，只有一个汉族。瑞丽县户瓦乡和潞西县杨家场逃亡的八十二人中，绝大部分是基督教徒。

　　逃亡者的所在地区多半是工作薄弱区、空白区，但有的则是重点乡。

　　逃亡者的人逐月增多，瑞丽县1月份逃亡十二户，2月份二十户，三月份更多。到四月中旬，陇川、瑞丽、潞西等县还不断有人逃跑。至今，有些地区还是人心惶惶，企图外逃。据了解，逃亡人员大部分是逃到缅境猛秧坝（傣族聚居区）。

　　这次造成大批外逃的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和缅甸的策反。敌人发动了民族上层和少数我方农村骨干，跑了一批，带动了一批，也吓走了一批。从外逃情况最严重的瑞丽县来看，外逃人员只是集中在十多个寨子，每次逃跑的都有带头的人，带头的不是民族上层就是我们农村骨干。从瑞丽、陇川、潞西三县的敌特破坏活动中，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和缅方的破坏伎俩是一致的。其特点是小恩小惠、拉拢引诱，并以战争空气曲解我各项政策进行威胁；通过亲戚朋友关系、寄信、作生意、赶摆（宗教活动）等方式为桥梁；以宗教上层和民族上层中的反革命分子、残余敌人、派遣的特务为骨干；重点争取我党团骨干和有代表性的人物，进一步瓦解群众。现在，已证实有帝国主义分子杨志英（美国人、基督教头子）为首进行策反活动，在缅境猛秧坝开设农场，通过宗教中的反革命分子和缅方土司进行活动，说中国减教不能存在。4月20日，杨家场有四户僳僳族外逃，联防队追到国界边，缅境土匪开枪接应外逃人员。4月2日，缅方在木姐公开广播说：“现在中国逃来很多人，我们对他们很好，不打不骂，欢迎你们，如过去逃过来的莫喊良（一个少数民族头子）我们对他很好，逃来不几天就买上了一部汽车。”等等。瑞丽县边境对面的滚海等四个寨子对我方俄洛等四个寨子、寨对寨展开宣传争取，在雷基会议时期，缅方把公路相逢通到雷基（靠陇川县，群众叫洋八街），在开会前后发放了洋纱、布匹和钱等，我方许多群众，甚至乡党支部书记都去拿到了物资。敌人乘此机会造谣：“毛主席、朱德来谈判，谈不好就打仗。”在这期间，谣言纷纷，人心惶惶。瑞丽县弄岛对面的缅方南坎，经常演电影，把医院扩大，看病都不收费了，在南坎还安起电灯。这些措施对我群众影响很大。缅方还乘借我佛牙的机会，大发传单宣传，陇川、瑞丽等县有成千的人去缅甸看佛牙。种种迹象证明：似乎是缅方在加强边疆工作和与今年缅方大选要拉拢迷惑群众有关。

　　造成群众大批逃亡的内部原因是：干部对和平协商土改的不彻底性，对新的阶级斗争形势认识不足，产生和平麻痹思想，以及在工作中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照顾民族特点不足。

　　在和平协商土改中，群众虽然分得土地，但没有分到浮财，而土地不能在当年就有收益，贫苦农民的生活困难还是存在。过去，贫苦农民生活困难可以借高利贷、卖工或作小生意解决；现在，这些路都不通了。例如瑞丽县傣族地区办的合作社，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户缺口粮，很多人是在生活困难情况下，被敌人用谣言威胁和收买而逃亡的。土改中，地主富农的威风在政治上打得不彻底，群众的觉悟不高，这就使我们的积极分子和农民既经不起收买，也经不起威胁。土改后，农村间的阶级裂痕是显著的，上层不满，群众的觉悟跟不上，而干部却认为现在农村有了党团骨干，上层已打垮，放弃了统战工作，也放弃了面上的工作。在和平协商土改中，没有打击反革命分子，土改中打击的个别人主要是阶级敌对分子，这次逃亡是与这些特务、间谍的作祟分不开的，而干部对此却估计不足。

　　干部的和平麻痹思想还表现在对缅甸这个国家的认识上，亚非会议、中缅通航等事件把干部思想不自觉地模糊起来，对缅方的破坏活动估计不够，在对缅关系上处于被动地位。雷基会议以后，缅方在边境上开展很多政治攻势，而我们却没有。

　　干部的和平麻痹思想还表现在土改后的各项工作中，对民族特点照顾不够，认为土改完了，民族差别不大了，不像过去那样小心翼翼对待民族问题，而是冒冒失失，因此，使我们和群众有了些距离。这表现在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上，我们对群众的宗教感情体会不够。有些贫苦群众解放后生活改善了，很高兴，作一次“摆”，称为“翻身摆”，而干部老劝人家不要作，免得浪费，群众说：“缅甸政府不好，但领导作摆，共产党好，但不准作摆。”盈江县最大的老佛爷反映：“新华书店书倒是多，就是没有经书。”莲山县的基督教徒提出，希望跟国内联系，希望国内能印经书。但这些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在镇反问题上，也是注意民族特点不够，陇川县公安部门在傣族聚居的章凤街上杀人，这对信仰佛教的傣族农民影响极坏。某些公安干部在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上也不够好，瑞丽群众反映说：“瑞丽是工委会、工作队、医院好，海关、公安局、税务局不好。”在对敌斗争上，有的地区捕人质量不高，有些可捕可不捕的人也捕了，潞西县捕的二十三人中，就有可捕可不捕的四人，占总数的17%。干部不照顾民族特点还表现在合作化问题上，看到内地先进，不顾边疆具体情况，盲目想赶上去。当地原考虑今春在芒市坝掀起一个生产高潮，后来看看不行，才作罢。在合作化宣传上是一般化，只是按示范章程，“四十条”笼统宣传，没有因地制宜，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进行宣传，脱离了群众的觉悟程度，给敌人钻了空子，说：“按劳取酬了，老人小孩不得吃了。”“合作化老婆儿女都要入股”等等，使群众思想混乱。在执行合作化政策上，有些地区也有单纯完成任务的思想，产生强迫命令的工作作风，如潞西县梁子街第一天群众报名入社，第二天就逃亡了。

　　 （田良耕）

　　来源：根据1956年5月12日新华社《内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