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各地匪特活动情况综合材料

## （1950年4月20日至5月底）

## 一、匪特活动及发展情况

　　潜伏在云南境内的特务，自卢汉将军起义后，有计划地分散各地，依托农村封建残余势力，勾结土霸、地痞、流氓，或打入起义部队及我某些成分不纯的地方武装团队等内部，挑拨煽动，伺机而动。自征粮开始，他们利用我们在工作中的弱点，就进行造谣、挑拨、破坏组织变乱等活动，这一时期具体活动方式如下：

　　一是煽惑挑拨。曲靖：发现反动宣传品投入民家，遂即开始遍传。镇南：地主宣传把征粮“一家数人合为一户算”改为“八家合一家”。地主负担特殊者，不得超过80％改为“收1斗粮要征8升”。广通：“不要交粮，敷衍一下，白崇禧就要回来”、“纸厂不要造纸了，政府要没收纸厂”、“不要种树，种了树要纳税”。楚雄：“将来八家人合用一把菜刀”，“卢汉有两个团投降‘中央’了，卢到台湾去了”。会泽：“卢主席、龙三公子、安师长就要来解放我们了”。禄劝：九龙乡解委会主席王某：“过两天青年党和第三党要来维持治安了”。××起义部队内也有反动宣传：“讲民主咋个还要征粮”，“蒋介石垮得快，毛泽东来得快，富人穷得快，穷人死得快”。

　　二是破坏、抢粮。沾益：市街被烧300多间。蒙自：芷村粮仓被焚四次，蒙自车站有人放弹，东山就有机枪来，弹药库被人打枪了未中。曲靖：县委会被纵火一次。澄江：向征粮干部住处打枪，白昼调戏女同志，破坏电线，布告贴出后就撕掉。玉溪：农民被威胁要求减免负担。巧家、昭通、石屏、建水等均有抢粮。会泽：乞丐被匪特利用集合抢豆、抢麦。

　　三是利用帮会、道门。平彝：青红帮经常在城内集合。白洋道会宣传“孙中山革命40年，只过了38年，这两年是共产党的，再过两年，就是白洋道的天下了”。曲靖：青帮化名正谊社，红帮化名精忠社，他们的誓词有“绝对信仰三民主义，拥护总统”，该县青年参加白洋道者很多。马关：妇女参加一贯道者很多。昭通、巧家：除青红帮外，还有天道教。易门：白莲教。宜良、保山也有帮会、道门活动。

　　自4月19日通海九街区匪特公开叛乱后，华宁、河西、峨山、易门、澄江、盐兴、楚雄、广通、平彝、宣威、会泽、文山、蒙自、武定、保山、大理等县区乡均先后发生匪乱。这一时期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是叛乱分子的分析。起义部队中原来潜伏着的特务分子，有些县、乡政府及护乡团内部早先打入的反革命分子，及收编的一些坏部队，和个别成分不纯的党员干部，还有清算过的地主恶霸等。如会泽中寨乡叛乱，即由恶霸出面指挥，供应粮食并逼迫其佃户参加。易门也有此种情况。易门有青年党，玉溪、峨山、新平等县有彝民（即他们中的族长，以前做过土匪，任过伪政府的乡保长，逼迫其族人参加），峨山则有一部分回民参加。

　　二是叛乱匪特的番号。禄劝、平彝有“人民自救军”，昭通有“中国青年救国军”，玉溪区有“西南反共护国委员会”、“自由民主联军”、“第八军清剿队”，曲靖有“新民主主义青年党”，平彝有“防苏反共同盟会”（自称白崇禧部），“滇桂黔边区总队”（有总司令，大量委派土司为总队司令、师、团、营、连长等，并开会师大会），宣威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楚雄有“滇西人民义勇自救军”等。

　　三是乘我无备，攻我弱点：如易门、会泽等地的区、乡政府被夺取枪械，捕杀干部。澄江有匪徒冒名到乡政府提枪二三十支。多数是乘我们工作干部的麻痹，毫无戒备，或武装力量薄弱的区乡政府夺取枪支，杀我干部，非常残酷。故某些地区的损失是很大的。

　　四是打入内部并威胁群众。会泽叛乱中有为干部所信任的村长、军事干事等，胁迫群众参加叛乱；一向称积极的工作干部，后来带领群众反对上粮。峨山有几个回教徒，征粮积极，表现很“左”，结果也是叛乱分子。禄劝九龙乡解放会主席王某，叛乱前造谣挑拨，事后谋杀在该地工作的一个县委。河西护乡团的队长陈鸿宝当过土匪。易门有两个区政府的基干队开门延敌，县长王启勋被基干队长所杀，宣威县副书记耿介被随行民兵串同土匪所杀。会泽县有来历不明之徒，约我工作人员参加反动组织，每月给资半开40元，安家费给米3石。某区有16岁的勤务员，每街与特务接头送情报，得半开二三角等。

　　五是恶毒离间。各地土匪撕征粮榜，毁档案，宣布停止征粮。易门被捕一部分干部手表、钢笔未被搜去，单要记事簿。地方人士代干部求情，就保释了一部分当地女干部。玉溪区土匪用“不能参加农会的跟我们走”口号来诱地富，用“要吃饭、要活命的跟我们走”、“共产党欺骗老百姓，大家团结起来反共”、“共产党都是汉人，夷人团结起来反共”等反动口号来挑拨群众关系和挑拨党与少数民族的团结。会泽土匪用“他们二五减租，我们三七减租”，峨山土匪用“负担之重为历史上所未有”、“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等反动口号来欺骗农民群众，裹胁落后群众参加叛乱。匪特又用一些反动挑拨我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团结关系和我们与卢汉等的团结关系。如玉溪土匪的反动口号：“专杀解放军”、“解放军不来，负担不会这样重”、“不准外边人来此做事”；宣威，会泽、禄劝等的土匪反动口号：“打到昆明去，见见受屈的卢主席”、“我们奉卢主席、安师长、龙三公子之命来解放人民”、“专杀外来干部”。有一禄劝地主向本地干部挑拨说：“以前朱家壁讲好不征粮，老百姓都喜欢他，现在解放大军来了，又征粮，又征税，希望你们思想改变一下”。

## 二、我们的措施与群众的反映

　　匪特叛乱行动发生以后，各地掌握军事进剿，政治攻势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坚决进剿，股匪大部分被击溃，四散窜逃，被捕匪首也已有处决的。失陷两个县城及若干区乡政府所在地，已经陆续收复。自五月中旬后，初期的匪焰已大部被镇压下去。各专区先后成立剿匪委员会，并大力展开宣传工作，动员逃亡群众回家安心生产。有些地区分别召开了群众大会、投诚土匪会、土匪家属会、民兵干部会、保甲人员会、士绅座谈会、各代会临时会等，讲解日前胜利形势，征粮收税政策和政府对“首恶必办，胁从不究，立功受奖”的方针。安定民心，建立情报网，调整负担，纠正偏向，继续进行征粮收税工作，有些已组织武工队，在区乡坚持工作。

　　群众反映的材料，各地报告太少，具体材料更少，现在只有会泽的材料来举例：“共产党到底不错，有规有矩，有分有寸，不乱杀人”，但又怕太宽大了，“将来万一土匪再来，我们会吃亏”，不敢检举。

## 三、匪特叛乱前后干部情况

　　一是麻痹、自满、脱离群众。在土匪叛乱之前，有些干部思想情况是麻痹、自满。例如：通海九街区，匪叛乱酝酿有半月之久，当地居民很多搬走避祸，而当地干部却一无所知。会泽中寨乡匪特暴乱，第一日被占6个村，干部被杀，乡干部还不知道，第二日匪部袭击乡政府而猝不及防，致受很多损失。该乡干部于解放后既忽视肃特工作，又不与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意见也不倾听。群众在事发前曾报告他们，地主匪特勾结准备叛乱的消息，他们则漠然无动于衷，既不反映上级，又不向下根究。峨山某区匪特叛乱前当地群众都已知道消息，该地干部则还蒙在鼓里，坐使匪特假装群众送粮而冲入区政府。

　　二是英勇、坚决，完成了光荣任务。在匪特叛乱中，绝大部分干部的表现是艰苦奋斗，勇敢坚决。被匪捕杀时的英勇牺牲的精神，表现了共产党员与人民英雄的高贵品质，光荣地完成了任务。被难时仍高呼了“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在极端紧张困难的情况下，仍奋不顾身，坚持工作岗位，以致流了最后一滴血。

　　三是少数个别干部表现了动摇投敌。如易门城被匪陷入后，有一干部向匪自首，且为匪写反动墙标。匪逃出城后，部分干部还有认为匪乱的主要原因完全是粮税太重所引起的。玉溪等地有少数干部被匪威胁利诱而动摇变节入伙。昆阳、宣威等地有些干部不敢下乡工作。玉溪区有些干部则借故请假、开小差，甚至有些表示坚决不干。蒙自区新民县某区区长自杀。

　　四是报复与犯纪行动。股匪经镇压后，部分干部抱着报复思想，不讲政策，不择手段。如平彝提出再当土匪要没收家产，要“全家问罪”。通海民兵基干队，搜索散匪时，干部不紧紧掌握，任其入村乱烧民房。有些地区的干部因民兵成分复杂提出了“普遍审查民兵”的口号。个别地区，捕获土匪时，在可能请示条件下，则不发请示报告，擅处土匪死刑。

　　五是脱离群众的官僚命令作风。有些地区的某些干部有严重的官僚命令的作风，以致脱离群众。匪乱前群众已有匪情报告（如前述通海九街、峨山某区等例）。如及时采取措施，可能不招致严重的损失。会泽某乡当领导上问征粮情况时，回答：“一般”、“很好”、“没有问题”，而不反映已经潜伏着的匪特恶霸破坏活动情况。报喜不报忧，说好的，不说坏的，自欺欺人。

　　· 来源：

　　云南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