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津高等学校教师的一些思想状况

　　<《宣传通讯》编辑部>

　　编者按：下面发表的是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在思想改造学习初期的一些思想情况。从这里可以看出，目前高等学校中许多教师的思想还是混乱的，政治水平很低，有些则是反动的。现各校学委分会正加强具体的领导，组织教师仔细研读文件，以便掌握理论的武器，批判这些思想，推动思想改造运动前进。

　　周恩来同志9月29日在京津高等学校教师改造思想学习大会上作的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在广大教师中获得极其良好的反响，不少教师在听过报告后纷纷表示要认真参加这次学习，努力改造自己。各校教师根据报告内容展开讨论，暴露了许多错误的或是糊涂的思想。

　　少数教师对学习存有抗拒情绪，认为没有什么可改造的。协和医院著名产科大夫林巧稚说：“坏人才需要改造，我们不需要。”天津大学教授萧连波说：“什么改造不改造，我不早就为人民服务了吗？”津沽大学教授伍克潜（天主教徒）认为：“解放以来，这一套听的太多了，没有新鲜东西。说立场，我在解放以前就对国民党不满。”甚至北方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有某教授表示：“假如要我学习，我就到别的地方工作。”天津大学教授张崇年、吴之治等，则把参加学习看作是“迫不得已的事”。北京大学教授杨振声、游国恩，辅仁大学教授刘启戈都表示改造思想要慢慢来，其中虽可能多少带有消极拖延的想法，但教师思想改造，切不可粗暴急躁从事，值得我们在工作中严重注意。此外，北大教授杨人楩认为马列主义容易学，解放后学了一些，可以应付学生了，不用再学。个别教师中的青年团员和民主人士以为这次学习是“整”别人，不是“整”自己，例如师范大学教授黄药眠就说自己“是民主党派，可以不参加学习”。

　　教师学习中暴露出敌我界限不分、毫无立场的情况十分严重。师大生物系主任张春霖说：“国民党时我教书，日本人来了我教书，美国人来了我教书，如今俄国人来了我也教书。”协和教授冯应琨在政府接管协和时甚至认为：“政府侵占（！）协和，正与日本侵占协和一样。”农业大学教授余大绂、王焕如，一说胡适可以争取，一问蒋介石是否可以争取，他们都抱着所谓“多一个朋友就少一个敌人”的看法。清华教授吴组缃说蒋介石有“民族立场”。农大助教毛崇伦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听说又枪毙了200多，有些憐惜”。对于镇压反革命，师大教授傅种孙表示：“别的我都同意，儿子检举父亲我实在不同意。”师大教授包桂溶（教徒）认为“土地改革对地主是磨难，上帝说磨难是痛快”。盛叙功说：“土地改革斗争太厉害，有偏差，但偏差是政策。”农业大学有十多个职员表示：如有地主亲戚来投靠，不收留良心上过不去。这种敌我不分的糊涂思想还表现在对美国和苏联的认识上。崇美思想在某些学校的教授中仍很浓厚。其中以协和医学院为最，北大医学院及燕京、辅仁大学次之。不少教授还公开吹嘘美国的物质文明。协和一教授上课时大谈美国仪器好。北大工学院一教授讲工厂情况，把美国工厂的全套制度搬出来。协和医学院教务长裘祖源对学生批评洛克菲勒是帝国主义分子表示“部分不同意”。比较进步的燕京校长陆志韦到现在也“还不能判断司徒雷登在什么时候才成为一个自觉的帝国主义分子”。燕京历史系教授侯仁之说：“抗美援朝刚开始时，大家骂司徒雷登是大特务，对我是很大刺激，现在当然已经明确，但是如果现在司徒雷登突然从门外进来，要我骂他，我还是骂不出口。”这颇能代表一部分燕京教授对司徒雷登的态度。清华有的教授至今还认为“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办清华的动机是好的，客观上培养了人材”。某校有位教授竟说：“假如不是美国侵略我们，我们中国还要逗留在前清阶段。”天津有些教授觉得“‘一边倒’听起来还是怪肉麻的，对苏联总还有点怀疑”。许多教授轻视苏联科学和苏联专家。协和教授胡正祥说：“研究组织疗法简直是天大的笑话，要有用途才是怪事。”清华教授张光斗参加治淮工程回校后，表示干部在治淮工程设计问题上同意苏联专家的看法不同意他的看法有偏见。他认为自己所学的美国麻省工学院的一套是最好的。

　　超阶级超政治的纯技术观点在理、工、医、农教授中表现得最突出。师大教授张远达说：“我唯一的志愿是研究数学，如要我学别的就没有兴趣。政治我学不来。”北大有教授认为“科学家为科学服务，教师就是为教学服务；不管怎样，爱因斯坦总是伟大的”。北大物理系教授胡宁说：“为人民服务很空洞，还是为科学服务比较具体。”有的教授主张：有些人搞革命，我们培养建设人才，这二条路有分工，都有贡献。北大机械系教员罗远祥说：“我只为自己服务，不像有些人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招牌，而实则为自己服务。”又说：“今天的环境还是鼓励个人主义发展的，如升级评薪都是奖励个人成绩。”

　　对于批评与自我批评，教师们认识差，顾虑多。燕京有些讲师认为：“有些老党员革命战斗十余年，尚立场不稳，批评有什么用？”北大东方语文系一位教授说：“我是病人，要医治，但如批评太重，就如一把刀，杀死了又怎么办？”北大中文系一教授提出批评要“谈言微中”；“暴露思想应点点滴滴，否则一下子就暴露，太丑恶了”。进步教授如燕京翁独健，不愿与落后的在一起暴露思想，进行自我批评，以为那样做“是否有些相提并论，各打四十大板”。燕京教授严景耀、雷洁瓇认为过去反对美国文化侵略运动时，严景耀和聂崇岐一起上台控诉是不好的。这次学习，他们怕“先作自我批评会脱离群众”。北大教授朱光潜说：“批评人容易，批评自己难。”张景钺说：“我懂得自我批评的道理，但轮到我自己就困难。”也有些人觉得自我批评较易，批评别人困难。如北大教授游国恩说：“我数十年来从不树敌，又怎能批评人？”农大教授万晋认为“学习应强调自我批评”，“否则狗咬狗，一嘴毛，没有啥意思”。有人说：“我只能自我批评，别人批评我就受不了，因此我也不批评人。”一般感到的困难是由于水平低，不知道怎样才能使批评能够符合原则性，所以有人要求党员先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起一个示范作用。

　　来源：中宣部《宣传通讯》1951年第2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