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繁县一年来关于镇压反革命工作的报告 　　我县一年来关于镇压反革命的工作，由于部队、政府、人民群众的配合，对反革命给予了严重的打击和镇压，现在依据温江关于镇压反革命会议提纲。分别报告如下： ## 在惩治反革命条例公布前后镇压反革命的工作情况： ## 在反革命条例公布以前的工作 　　新繁是川西土匪的巢穴，横行霸道的恶霸地主，封建道门反动势力，特别顽强，解放前，以何天王在之为首，交往各地匪首恶霸，反动会门与军阀官僚相勾结，贩枪贩毒，抢劫拉肥，奸淫估霸，欺压群众，无恶不作，“有大牛卷”之称的新繁，素来有名的复杂区域，解放以后，革命秩序尚未建立，人民政府的政策没有使群众了解，并由于反动政府所预置的阴谋，造谣煽动，以特务匪首周建阳、覃绍周、陈省三等领导下，结合封建恶霸，惯匪、反动武装，威胁群众，融合川西其它地区封建势力，特务土匪，有计划有组织的进行全县叛乱，高宁新农两乡主动或被胁迫参加者占总户数的80％，匪股达两千余人，包围县城10余日，拉走耕牛52条，杀害工作干部与农民30余人，损失极大，为建立革命秩序，保障人民利益，改编了95军，组织了治安委员会，用武装清剿，政治瓦解，大力宣传剿匪政策，团结社会力量，建立了群众性的剿匪斗争，击毙胡开志，黎麻子，薛绍泉，范老幺等匪首，活捉特务匪首胡开惠、胡开德等，俘土匪千余，投降自新刁绍熙、陈兆富等1008名，缴获八二炮1门，机枪27挺，冲锋枪779支，步枪3121支， 各种弹药20212发，至6月底，社会秩序即趋稳定。 　　于匪股击溃以后，部分匪首逃亡在外，于是在发动群众成立农协会，建立农民武装的基础上，捕回了逃亡匪首，如到重庆捕回特务匪首陈省三、到理县、雅安、崇宁等地捕回匪首恶霸丁国桢，杨元璋，周建阳等。 　　继军事清剿，政治瓦解，革命秩序渐趋稳定之后，于50年4月即成立了乡保人员自新训练班，把自新匪特及罪恶较大的旧乡保长，集中管训，迄至51年2月，共管训960名，在管训中，由于教育改造，一部份懂得了宽大政策，低头真正悔过，积极坦白立功，在剿匪工作上供献了一部份力量，但另有一部份匪特份子，以为人民政府软弱可欺，假意自新，企图混过管训时间，隐瞒罪恶，一有机会便继续作恶，如清流乡惯匪吴传德从训练班回去以后，便逼迫好几户农民估借大米3斗或5斗，并威胁农民说：“不借给我，就要去报告你参加叛乱”，竹支乡惯匪钟家全在放回去后，乘夜持枪去威胁谋害检举他的人，新农乡匪首恶霸王品三回去说：“哼！你看老子还是回来了”，又说：“若要我收心，除非天上落黄金。”并到处追查农民，“哪个龟儿子，报告我的？！”因此群众反映，“这跟国民党是一样的“啥子自新阿，训练啊！还是把人民政府哄过就算了。” 　　股匪歼灭以后，零星散匪即转入秘密的，潜伏的活动，一部份转入一贯道的组织，利用封建迷信团体潜在的势力，造谣破坏，在征收公粮时便造谣说：“上啥子粮啊，看倒国民党就要转来了”，又传什么孔明碑文，“空空空，四川粮食要集中，饿死穷人汉，气死富家翁。”又开展减租退押时，便又造谣说：“减租退押得来的钱，不会有昌盛的，退啥子押，还不是枉求福” 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中，更又造谣：“美国原子弹一颗要炸死20几万人”，“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吧”等等煽动人心，无孔不入，甚至更造谣说：“1950年，杀猪过大年，猪毛（毛主席、朱总司令） 拔干净，迎接蒋委员”或焚烧纸人纸马，或压在树下，便桶下，污蔑领袖与解放军，另一部分反革命分子，混入了农协会中，充当代表委员，以至在个别地方篡夺了领导权，压制了农民的反封建斗争，如清流乡惯匪恶霸■祥诚、万安伪参议员，恶霸关时雍，解放后又领导叛乱，而充当人民代表后。表面积极，暗地造谣，破坏农民的组织与斗争，关匪于镇压时还高呼：“蒋委员长万岁”“打倒共产党。”其反动可见，又如禾登七分会委员11人中，就有7个是叛乱土匪或惯匪，他们威胁农民说：“要是谁要说我们参加叛乱，便要把他拉到大会上来斗争”，于是群众都不敢说话，工作当然推不动，工作组去了解情况时，农民只说：“我们这一村都是好人，莫得坏的”，还有一些反革命分子，拉拢落后群众，与农协会对立起来，或成立假农协会，破坏征粮退押工作， 如禾登三分会亢东江、亢正钢，解放前称霸一方，解放后殊怀不满，恨政府，恨农民，在征粮时，拉拢石、古等富农地主，一致要降低成份，减负公粮，伪造事实，攻击代表向枝荣，于退押抗美援朝工作中，造谣破坏，污蔑农民干部说：“球筋都不懂的黄泥巴脚杆也要当公事。”言行极为反动，并云：“要是国民党转来，老子用菜刀都要砍他妈几块，”又如禾登惯匪恶霸傅匪海洲等煽动群众说：“你看解放军来了好不好，一保6万斤粮。”“分田！要死多少人啊！” 　　由于我们对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没有正确的掌握，对镇压不足，宽大有余，据至51年1月底统计，管训306名，现押101名，仅镇压83名（惯匪4名，叛乱土匪23名，恶霸9名，杀人犯3名，特务3名，不法地主1名。）对反革命分子没有及时予以镇压，杀得迟，杀得少，如匪特戴润堂，被击溃后，组织暗杀队，勒死新农乡妇女代表刘黄氏，逮捕后几月才处死，如清白乡惯匪流氓邓湘培，群众恶恨入骨，于革命秩序稳定后的6月4日主谋抢劫，当场捕获，仅判处2年徒刑，直到今年才枪决了，又如万农乡老惯匪刘绍■，于解放后，领导叛乱，四处抢劫，杀害农民与工作同志34人，于争取其自新后，复又隐瞒武器，再事抢劫，予以逮捕，因骗言取交武器，由公安二人押到他家中，乘机脱逃，挣脱手铐，经十余日始又捕获。【以下字迹看不清】这样，群众亟为惧怕和不满。 　　在审讯工作上，太偏重于自新，坦白与立功，并以为“不怕罪恶大，只怕不坦白”忽视了犯人的罪恶本身，量刑较轻，如清白乡老惯匪陈兆富，解放后继续抢劫，又为反共救国军大队长领导叛乱，杀害我工作干部3人，群众要求“坚决杀”，但以自新了，立了功，迟迟未杀，是仅判徒刑7年，如龙桥叛乱匪首贺维周，红旗管事，与匪首覃绍周伪军刘连长组织并领导叛乱，以坦白自新仅判徒刑2年，又如高宁乡叛乱匪首董■文，伪■警队长，领导叛乱，且支使赵匪中良等打死工作同志3人，仍以自新，仅判徒刑5年。 　　在掌握政策上，在反革命条例未公布以前，由于宽大无边，量刑不仅轻而且标准也是模糊的，自新与未自新，立功与坦白，罪恶（解放前后）与反映，犯罪动机，目的，主动与胁从，危害性大小等等认识不够明确，如新农土匪流氓王开周，一贯不务正业，欺压群众，因属地主，极不满意解放后的事实，参加叛乱，打死我催粮同志一人，群众反映“杀”，在反革命条例公布以前，我们呈报2次，第一次批处长期徒刑，第二次批处5年徒刑，在反革命条例公布以后，再报，批处死刑。 　　在监所工作方面，没有正确的掌握惩罚管制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监所方针。偏重于教育改造劳动改造，以为教育万能，反革命罪犯，仍提出劳动，虽没有发生不幸事件，可是麻痹，政策模糊的思想极为浓重，如在反革命条例公布以后，所枪决的七八个犯人，都在劳动中表现极好者，这完全用麻痹的手段控制着，（自己在先也是麻痹），临要枪毙他即一下绑起。 　　从以上可以显明的看出，我们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镇压表现得“软弱无能”“姑息养奸”形成宽大无边的倾向，群众不敢说，发动不来，工作推不动，甚至使群众恨政府，怀疑政府，说是“人民政府是宽大政策”无论什么人，什么事，每谈话必提到“宽大政策”而且以为对土匪恶霸，人民政府和国民党是一样的，更不敢检举匪特，说是“不敢说”，害怕背上起节子眼，公审刘继华时，找农民控诉，他们说：“要是放我们就不敢控诉。”这充分说明我们对于反革命分子镇压的不够。 　　因此，在减租退押工作开展后，大力发动群众，向反革命分子（尤其是潜伏的匪特）作坚决的斗争，成立了农协会与清匪自卫队，日夜站岗放哨，调查了解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捕获逃亡匪首，发动群众控诉，于11月又成立了人民法庭，初步镇压反革命，配合中心工作，但是，还不敢深入，不够大张旗鼓，执行不够坚决彻底。 ## 在惩治反革命条例公布以后的工作 ## 退押进入中期后 　　在惩治反革命条例公布以后，我县按上级指示及具体情况，为及时配合退押工作，深入广泛发动群众，彻底打垮农村封建势力，扫除农民运动道路中的障碍，对反革命分子作了有计划有步骤的坚决正确的镇压，纠正过去宽大无边的倾向。 　　首先大胆放手的发动群众，打破顾虑，控诉匪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的罪恶事实，提出名单，进行深入调查了解，搜集具体材料，在2月12日召开了全县第二届农民代表大会，包括农协会干部314人，佃户代表600人，贫民代表200人参加，会上由县长曹云生同志作了清匪反霸的报告，结合退押工作，说明过去清匪反霸工作是由上而下的不够深入，目前各地仍不断发生匪特反革命份子的活动，许多农民受到欺骗压迫没有抬头，退押工作形成了■■，农民不能彻底翻身，今后要完成退押，实行土改非坚决彻底肃清土匪、恶霸不可，并说明形势，打破农民思想顾虑，在分组讨论中，代表们纷纷揭露匪特恶霸的罪恶事实，情绪愤慨激昂，当即提出管训的名单203人，有的并讨论了具体处理办法，就农代会提出的名单为主要的对象，由农协会与工作组掌握，各地同时各开二个村或四个村的干部和积极分子会议，进行深入了解，调查搜集材料，反应群众的意见，然后将名单与事实材料，交由乡农协会研究，再提交县委扩大会讨论，作出决定，分别处理，该扣捕者发动农民武装连夜扣回，罪恶较轻者，由其回乡村农协会坦白认罪，予以监视。凡作恶多年危害群众，血债累累，不坦白教育改造，群众所痛恨者，均予扣捕，全县计特匪、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300余名，于2月17日发动全县农民武装5000余人，将全部连夜扣回，无一漏网。 　　同时，召开群众大会，展开宣传解释，讲明政策，去除农民思想上的疑虑，防止报复行为和乱捕乱打的现象发生，充分地深入地发动群众，开控诉会、斗争会，使群众认识和暴露匪特恶霸等反革命分子的罪恶事实与群众运动中的障碍及其所造成严重的损失，当然大多数的人是仇恨的，有少数老年人，尤其是老婆婆存在着一种怜悯和不管他人的思想，惧怕报仇，不敢暴露，或放马后炮，如清流乡农民巫正寿说：“我们是老实人，人家是飞机流氓土匪，我啷格敢与他作对头嘛！”经过反复解释帮助【以下字迹看不清】惯匪吴传德的罪恶，并强奸他女儿10余次。 　　在这■■匪霸伟大的斗争当中，匪特仍旧造谣说“先杀大的，再杀中的，后杀小的！”“只要你做过一点坏事，都要被杀。”■■■■黄惠恭散播说：“照这样就不会解放了！”“教育改造的狠，怎么要枪毙呢。”又如匪首蔡世明说：“不坦白还好，坦白还要杀脑壳，”因此一部落后群众，■■土匪的、伪军官的、飞机流氓以及自新份子，异常恐惧害怕，全县曾吓死十来个，我们各乡召开■■份子会议及农村中的坏人会议等，讲明政策和出路，稳定情绪，使认识自己的罪过，勿听信谣言，规规矩矩，安心生产，同时，我们更广泛地发动群众，检举■■的匪特和一贯道首要份子，先后逮捕归案者95名（一贯道42名，特务12名，匪首15名，叛乱土匪23名，恶霸2名，反动党团首要份子1名，）结合抗美援朝，反对美帝侵略战争，尽量揭露会门一贯道的罪恶，使群众肃特工作更进一步，并加强爱国主义的思想，同时在发动群众，纯洁农协会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清洗出内部的坏份子，做到农村彻底的净化，3个月中清洗了农协分会委员103名，武装队员76名，而且，在这时杀关也加强了，保卫工作和清理内部的工作，如人民银行即清出特务刘宗文等。 　　为了及时正确处理案件，法院和公安局在统一的领导下，编成三个审讯组，分别审理不法地主、恶霸、匪特和会门组织，对于■■犯人和反映的材料，审理是非常慎重的，要处理一个反革命分子，必须经过深入调查了解，搜集反映，然后研究、审查，惟恐杀错了一个人，影响党的政策，这样，确实纠正了检查了伪造事实，夸大罪恶，张冠李戴，徇私报复等偏向，如禾登乡载勋荣案，■为特务，组织叛乱，破坏农协会，造谣等，该调查为该村农协会主席陈甫英与武装队员亢正才等少数人报复所拟的材料和意见，不是群众的意见。 　　对于反革命犯，经过收集材料调查了解，审讯研究，反映群众的意见后，予以整理，再交县委会讨论决定，然后送交上级批准执行，这样我们的处理，是没有什么偏差的。 　　为及时镇压反革命，深入发动群众，建立了8个分庭，在应判决处死刑的人犯，除由县人民法庭公审者外，一律由农民武装分押各乡公审，采取“人民法庭审判与群众斗争相结合”的形式，由群众直接控告，群众参加审判，群众同意处理，这样控诉的内容是真实的，丰富的，具体的，而且这种判决，就成了最有权威，最有教育意义的。 　　在公审大会召开之前，事先作好准备，发动群众控诉，提出犯罪者的证人证物，选好执行的武装，布置好会场的一切，呼口号，掌握会场的秩序等等，都要井井有条。 　　如将要执行死刑的不法地主，事前放进地主行列中去，在开控诉会，押金核算会，退押大会等会议上，由佃户直接走上台去控诉，然后由群众审判“杀”！即拉出去枪毙，而是配合着“送交人民法庭处理者”这样，佃户一个个的控诉，不法地主，顽皮地主一个个分别的处理，使地主们只有低头认罪，加速退清押金。 　　所以反革命分子，由控诉、扣捕、判决以至执行枪毙，都由农民直接参加，经过这样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公审以后，群众的觉悟大大的提高，认清了敌人，不畏惧地力竭声嘶地控诉着匪特恶霸与不法地主的罪恶事实，坚决要求人民法庭枪决，如未登乡农民王在阳，在惩治反革命条例未公布以前，不敢暴露其附近之惯匪恶霸傅海洲，叶少武、曾福轩等3人，以为“人民政府是宽大政策。”“这种坏人振不死，我才不得了。”因此，经农民代表与工作同志劝说，仍惧怕不敢揭露，经过几次公审大会以后，大家觉得“人民政府要整那些龟儿子坏人啰。”于是他揭露了，斗争了这三个坏蛋，后来在公审大会上，沉重的控诉着他们的造谣、威吓，坚决要求人民法庭惩办，群众站起来了，敢说话了，认为镇压反革命分子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办啦！”如万安乡经过开会斗争讨论后，把漏网的增捕了37名，如刘青富的女人控诉恶霸地主何光耀说：“你，逼死我的丈夫，夺去我的田地，还逼我改嫁……今天毛主席来了，穷人腰杆硬了，坚决要求人民法庭枪毙你这狗东西，”又如公审恶霸惯匪王品三及竹友朱全勋时群众控诉说：“你狗肏牙齿都吃黄了，……以前哪个敢惹你……现在，我们要求人民法庭打碎你的狗脑壳。”这样，群众在一次又一次的公审会中，锻炼得更坚强。 　　至3月底，共枪毙反革命分子478名，其中恶霸84名，特务77名，惯匪196名， 叛乱匪首99名，不法地主11名，一贯道头子7名，杀人犯3名，贪污犯1名，监狱扣押168名，管训161人。 　　由于我们这样对反革命分子坚决正确的镇压，各界人民（尤其是农民）莫不拍手称快，纷纷反映说：“杀得好”，“杀的都是真资格，关火匠”，农民的斗争情绪普遍提高，打破了过去“怕”与“不敢斗争”的顾虑，纠正了宽大无边的偏向，认为人民政府“实事求是”，“硬是好”，“硬是人民的政府”。 　　在第三届人代会上，代表纷纷提出，为加速土改，加强抗美援朝，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彻底肃清匪特，要求继续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并提出下列几项办法：1、发动群众，发现追查谣言。2、严格管制自新份子及反动军官等，号召立功赎罪。3、肃清隐蔽的反革命分子，追回逃亡匪首。4、设立情报站，及时调查了解反革命的阴谋活动，5、对清匪有功之单位或个人应予表扬或奖励，6、加强要道的检查工作，7、加强巡夜，保护仓库、桥梁、沟堰的工作，防止匪特，进行破坏，8、适当迅速处理反革命案件等等。 　　我县依据政务院发布之《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在50年至现在镇压的恶霸土匪及其他反革命477名中，没收了233户的财产，约合人民币49,790,200元，合米82983.6斤。 　　没收主要的财产是猪、牛、粮食、衣服用具等，没收的办法，在镇压后由农协会工作组会同查封，（经乡县人民政府批准）留下部分财产，维持其家属贫农水准的生活，没收后由工作组农协会掌握，（以乡为单位）分配给贫民，用以发展生产，全县有3703户贫民得到分配。都用在发展生产上去。 　　如新农乡镇压63名反革命分子，共没收23户财产，其中没收地主的1户，富农的5户，及中农的17户，没收大米4520斤，猪11只，折米1200斤，牛6条，折米5300斤，衣物1424件，共折大米24580斤，约合人民币1474万8000元，共分306户。 ## 清理案犯 　　我县经过大批地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活动以后，群众觉悟更逐渐提高，清匪肃特工作更前进一步，为正确掌握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遵照上级指示，根据我们实际情况，将扣押的144名与管制的236名反革命分子，分别以“扣押”“释放”“管训”三种办法突击清理，并作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的于10日内完成。 　　5月10日，在法院与公安局的联系会议上，传达了上级的指示，分析了我县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情况，并拟订计划，步骤，办法立即行动起来。 　　首先，法院、公安局、管训班对反革命分子的主办人员，分头清理案犯，罪恶大，群众恶恨者扣押起来，罪恶较轻，群众恶恨，而尚能坦白，教育改造者，管训起来，了解清楚，群众不恶恨者或能宽大者，即释放回去，根据这个原则，分别提出名单与材料，然后交换意见，会同研究，求得标准一致，处理更正确，统一提出名单与材料，再交上级共同研究决定。 　　其次，于14日，召开了各乡的农协会干部的会议，（包括各乡村的主席及委员）共到会286人，先由李局长韩院长传达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西南区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情况，以及清理案犯的必要与办法，特别强调清理案犯，还必须继续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报告罪，各乡开小组会议，先讨论对于清理案犯的意见，打破思想上的顾虑，于是各乡把所有扣押或管训的反革命分子列出来，分别以“关”“释放”两种方式提出意见与材料，群众所痛恨而罪大恶极者，则提出“杀！”这样，各乡共提出要求释放，生产者约100人，随后又讨论本县镇压反革命的成绩、作用，与群众反映，以及如何继续镇压反革命分子，如何管制释放回家生产者，情绪非常热烈，慎重，大会结束，即布置如何发动群众，开会讨论，宣传政策，■■保释等等。 　　我们将大会所提出的名单材料与我们所决定的对照研究、审查，互为同意保释生产者67名，我们打算释放而大会讨论主张关者15人。我们觉得“关”“管训”而群众要求释放者34人，于是再慎重了解审查复与上级会同决定提出释放名单，计103名。 　　17日，将所决定释放的103名，分别通知各乡，各村■，召集群众大会（为避免耽误生产利用晚上召开）小组讨论，大会发言，举手表决，或签名决定等等，同时我们分别下乡调查了解，反应群众意见，一致都认识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该关的关，该杀的杀”，也了解了镇压反革命是自己的事情，“关也是我们决定，放也是我们自己决定，真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办”，而且群众不再惧怕，“某人虽有点子坏，人民政府已经把他教育倒啰，”“你还怕我们大家把他管制不了哇！”还有，我们也了解证实少数人的材料不正确，不是群众的意见，“某某人没有什么，是某几块人记私仇啦！”不过群众衡量反革命分子的标准，仅是以表面的，直觉的，流氓、土匪、他们最恨，反动党团、特务坏分子“阴教”的恶霸份子还认识不够，我们都及时予以揭发，解释，有个别的在讨论的时候，发生分歧，对立的意见 ，都予以了解、说明、调和起来。 　　各乡工作组与乡政府，即将各村所讨论的材料，决定的名单，保状搜集起来作审查研究，然后送交法庭，我们再度审查，决定释放，（或交农协管制）这样释放者78名，又于监所提出移管训者26人，（管训所罪恶重，群众反映极坏者，暂搁置不提）于是，分别在监所，管训班召集全体人犯，宣布名单，讲明政策，教育其它份子，并命被释放或管训者，订立功计划，具悔过书，最后坦白，使其认清罪过与政府的宽大，讲明出路，向群众低头，规规矩矩，劳动生产等等。 　　17日，将所要释放的人犯集中在一处，再予教育，警告，然后，分别由各乡来人带回，我们也随同参加在群众大会或全乡干部会上，坦白悔过，低头认罪，订立条件，让群众教育，责骂，给予限制，管制，如新农李自新在坦白认罪后，群众限制“假如不假离开本村，用乱棒打死”，“把你的二流子作风收倒，好好的劳动生产。”如利济任安贵在坦白悔过时，态度倔强，即被群众扣起再反者，杀减不低头的威风，又如龙桥乡的杨志华在坦白时，企图敷衍混过。“我在公【以下字迹看不清】亦低头认罪，即被群众送还扣押。 　　现在，我们还扣押反革命分子95名，管训者181名，（其中党团份子70名）在这次打击与处理中，做到了，处理反革命分子，必须与群众斗争相结合的方式，而且深入群众依靠群众，执行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不过，在我们对村里的大会，讨论表决的方式没有详细的布置，因此，个别地方有分歧对立的现象，同时从这里，我们也发现了而且也解决了许多问题，如反革命分子的造谣活动，农协会的不纯，对扣捕反革命分子的材料有伪造，诬告扩大事实等情形。 　　一年来关于镇压反革命工作的成绩和所起的作用以及群众的反映。 ## 镇压反革命工作中的成绩和所起的作用 　　关于一年来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在党正确的领导下，部队、政府与人民群众的配合积极支援和协助下，工作是艰巨的，成绩也是很大的。 　　首先是剿匪工作的胜利，新繁是川西封建势力的堡垒，土匪、恶霸、反动道门等特别顽强，解放后，又是叛乱最剧烈的地区，经过武装清剿，政治瓦解，消灭股匪20余人，■捉胡■■等土匪千余，投降自新刁绍熙等1008名，缴获武器甚多，清回耕牛557条，清回其他衣物粮食等，计值人民币2000万元以上，巩固了革命政权，安定了社会秩序，保障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其次，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的运动中，发动了群众，和封建势力，潜伏的匪特作了坚决的斗争，捕回了逃亡匪首陈省三、杨元章、丁国桢、周建阳等10余名，扣捕了隐蔽的匪特，恶霸，一贯道头子等1000余名，在农村中，涌现了5000多名农民武装，推动了减租退押，加强了清匪肃特和保卫工作，基本上打垮了农村封建势力，净化了农村，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中，更发扬了爱国主义的精神。 　　在及时镇压匪特、恶霸和不法地主的活动上，扫清了退押的障碍，加强了农民的阶级觉悟和斗争情绪，如在退押开始以后，匪特与一贯道造谣破坏，恶霸与不法地主一贯顽抗抵赖且作秘密活动，石远常、石罗氏（母老虎）一贯藐视政府法令，秘密开会破坏，又造谣说：“只有千年的土地，没有千年的公事”，“毛主席万万岁，我的押要退万万年”，李尚清联络顽皮地主，破坏退押，威胁催押代表说：“要押金没有，要命就有”，“国民党二天转来，你才认得倒人”，刘炯文等大肆破坏森林，果木，用具，房屋等等，这样将杨、石、李、刘等不法与恶霸地主分批用各种方式枪决之后，对不法与顽皮地主即起了一定的警告和镇压作用，打破了退押的僵局，地主不敢再顽抗抵赖，向农民低头，认罪，“限期退清”或“马上退清”，而且，有的地主，除自己退清以外，帮助劝说或借与退清押金，退押数字每天由4万多斤升至10万多斤，在3个月中，由退押数25％升至55％。同时，使群众认识了地主阶级的本质，与人民力量的伟大，提高农民斗争的情绪，纠正了一般和平土改的错误思想，如新农农民控诉不法地主石远常说：“血债血还，钱帐钱还，”“不退押金，用三八抢搜空你的脑壳，还要喊你退，”在开第三届人代会上，龙桥农民代表说：“我们已经和地主打了一仗，以后土地改革还要同地主大打一仗，这杖要打得好，就要我们农民团结起来作坚决的斗争。” 　　在严厉打击一贯道的活动上，捕获了一贯道首要份子40余名， 除首恶者坚决镇压以外，协从份子分别情况处理，并经过宣传教育，使群众深刻的认识到一贯道的罪恶，被欺骗的群众纷纷控诉、坦白、自新、退道、全县约计3000余名，充分打击了一贯道的活动。 　　在纯洁农协会的原则上，发动了群众，清洗了农协会委员103名，武装队员76名，据龙桥万安竹友3个乡（1区）的统计，所清洗的34人中，土匪2人，伪军官2人，会门头子2人，兵痞2人，反动党团5人，一贯道6人，叛乱1人， 流氓5人，其它9人，又如禾登七分会委员11人中，就有7人是参加叛乱的土匪，在不断的清洗过程中，农民觉悟提高，斗争性坚决，农协会愈加巩固起来，搞好中心工作，如竹友三分会主席蒲先明等包庇土匪地主，予以撤职改选后，不到一月，该村地主富农押金52745斤全部退清，高宁二分会主席彭维全被清洗后，该村武装组骤形活跃，工作积极，成为乡政府一支有力的常备军，群众反映说：“把他取消了，我们说话都要大声些。” 　　在充分发动群众基础上，健全了农协会和农民武装，尤其是涌现在农村中的5000多名男女武装，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工作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日以继夜的催押，站岗放哨，保护仓库、桥梁、沟堰，又捉拿匪特，如繁江镇主席黄传秀带领女武装十余人，一个雨夜，逮捕匪特40余人，武装小队长任安原、张原成等自动到雅安捉回匪首谢维新，万安乡武装小队长徐继贵到彭山捉回匪首殷绍成。 ## 群众反映 　　在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以后，各界人士，尤其是农民，莫不拍手称快，一致认为“杀得好”“现在睡觉走路都安逸了，没有啥怕头了”。在枪决的反革命分子中，由于正确处理，没有杀错一个人，杀的都是“呱呱叫”“真资格”“关火匠”，农民的觉悟提高了，站起来了，不惧怕，不妥协，以前“那个敢惹这些人”“牙齿都吃黄了”“现在共产党来了，穷人翻身了，有人民政府撑腰杆，坚决要求枪毙这些坏家伙，”同时认识了镇压反革命是自己的事情，“扣捕由我们，公审也由我们，释放也由我们，真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办”，又觉得杀得迟，杀得少，“这些龟儿子坏人，早就该砍脑壳的啰”，“还有那些歪人为什么不杀呢？”“何天王为什么不杀呢？”在迎接土改的到来，群众一致要求坚决镇压反革命，“不把这些歪人振倒，我们不能彻底翻身”，“留着这些坏人，都是祸根”。“砍竹子要挖蔸，一齐振干净”“铁与柔不相生，反革命分子非振不可”。 　　群众是坚决拥护镇压反革命的，在镇压反革命以后的农村，是一片新的气象。 　　在镇压反革命工作中，公安局的成绩特别使群众欣喜，如清回耕牛，维持地方治安，追赔农民损失等等，使农民感激无已，新农程家村徐吉三赵香廷送锦旗一面：“实行民主政治，保卫地方安全”，竹友乡雍家村送锦旗一面：“消灭土匪，清回耕牛”。 ## 在工作中曾发生的问题 　　宽大无边，镇压不及时，该杀的不杀。 　　在惩治反革命条例未公布以前，我县仅枪决反革命犯83名，镇压不及时，该杀的未杀，如清白乡老惯匪陈兆富，解放后，继续大肆抢劫，又为反共救国军大队长，组织并领导叛乱，杀害我工作干部3人，群众要求“杀”，而以自新、立功、迟迟未杀，且仅判徒刑7年，这充分说明了宽大无边，量刑没有标准，敌情认识不清，指示和政策研究不够，体会不深，对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认识不够，后来经过条例颁布后的学习，研究，才正确地掌握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 　　监狱是专政的工具认识不够。 　　由于对监狱是专政的工具认识不够，没有很好的掌握惩罚，管制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方针，偏重于教育劳动改造，以为教育万能。如在大批镇压反革命分子以前，将反革命分子（在当时认为改造得很好的），提出参加劳动，取具连环保，虽没有出问题，及到大批镇压反革命分子时，其中有一部份必须枪毙者。因此，怆乱地把这些份子关进去，甚至临枪决前还让他在做工，实足表现麻痹，后来经过学习，讨论、克服了这些错误，作风和思想。 　　管制只在教育改造。 　　在乡保与自新训练班中，由于工作人员少，管训的人数多，因此，对于一般反革命分子，重在教育改造，没有彻底了解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同时还存在着一种仁政思想，过分强调争取教育改造，这都是由于阶级斗争的理论认识不够，思想麻痹。 　　镇压不够“准”。 　　我县镇压反革命的活动，够狠、够稳、而不够准，从人口与枪决的人数看，我县108552人，枪决反革命分子478名，占总人口的0.44％，在封建的壁垒与叛乱剧烈地区来说，做到“狠”的，在镇压的人犯中，没有杀错一个人 ，群众一般反映“杀得好”，“杀的都是真资格，关火匠”，“够稳”，但是，不够“准”，在初步镇压反革命时，对地主打的不够准，影响到退押，以后到现在，土匪、特务、地主、恶霸都够准，但对反动政府的当权派与文教界的反动派，镇压不够准。 ## 群众运动中的偏向 　　在展开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活动，加速■减退押工作中，有少数落后群众与不法份子失掉原则，违反政策，发生了一些偏差，主要的有下列几种现象。 　　（一）滥吊滥打，敌我不分，不辨事实，进行无原则的斗争，因此，债务，婚姻，物品寄存与交付问题，同样用吊打的方法来处理，尤其是拒抗退押之不法地主钻了这一个空子，例如： 　　（1）繁江镇九分会催收富农李毓全押金时，本着一贯顽抗抵赖的态度，谓其财产分散在已出嫁10余年之姊王李氏处（寡妇、中农）该分会武装即前往万安乡十三分会将王李氏带回，吊打，禁食，磨时3日夜，临释放时威胁道：“赶快在今天办三石米，不然要打死你”，王李氏归家后，迫于无法（实因未接受什么金银财产，）遂自行缢死。 　　（2）禾登乡三分会古李氏拖赖退押，谓二分会中农董绍卿为其管家，该分会武装骆安荣（古李氏长工，与其母女有暧昧关系）等，即将董绍卿夫妇拉去，吊打数次，董之妻致被逼跳水而死。 　　（3）清白乡七分会王惠成因欠潘国齐人民币39万元（果子折价去年3月）经斗业公会调解折米3石未成，而该分会调解折米 4石5斗，王不服，武装陈俊先等即行吊打。 　　（4）龙桥乡一分会主席刘用章因与其妻戴琼芳（孕妇）不和，发生纠纷，该分会武装，即将戴捆到大会上坦白，斗争，并予鞭打，甚至说：“你这种女人，丧了主席的德，像反革命一样整你。” 　　徇私报复与诬告，在镇压反革命活动时，个别的发现徇私报复与伪造事实，诬告的行为，这种材料是空洞的，抽象的或扩大事态，张冠李戴伪造罪恶，什么“组织叛乱”，“一贯抢劫”，“某某人的爪牙”，“打死工作同志几人”“破坏农协会”等等，仅是少数人的意见，没有通过群众，我们在审理案件中，都被调查了解研究出来。例如： 　　（1）禾登乡十分会扣送法庭的特务戴勋荣案，送来材料写着“特务，造谣，组织叛乱，破坏农协会”，“群众意见，坚决杀”，经我们与工作组深入了解，控告戴勋荣的材料，是农协会主席陈甫英与武装队长亢正才等几个人编造的，出于一种徇私报复的诬害行为，戴欣荣系贫农，当过几年宪兵，曾因私逃被捕坐监8年，在叛乱期中，曾保护过几个解放军同志，未参加叛乱，由于检举主席的滥派税款、请会、贪污、漏税等不法行为，以及检举武装队亢正才等赌钱和其他不正当的勾当，因此，为所不满，即编造罪恶，并予吊打，送交法庭，而群众一致认为冤枉，认识了主席等的不法行为以后，即予清洗。 　　（2）龙桥乡十六分会扣送的周玉如，谓其叛乱，破坏农协会，经我们审讯了解以后，（叛乱时为土匪煮过一顿饭，破坏农协会无事实证据，周又为武装队长，历史不复杂）即教育释放，农协会复予吊打，灌辣水等等，即又送来，并附材料，“组织叛乱，十多年惯匪，破坏农协会”等等，相继又送材料数十页，并提出“你们不杀，我们都要把他振死，那时莫怪我们瞧不起人民政府……”我们即下乡调查，研究，追根，对证，所谓十多年惯匪，只举出了拉过一次肥，即叫将所指肥主黄高氏喊来讯问，事实不符，在教育告诫之下，终于坦白是情报组长喻洪章若干次劝他出来作证的，一追根，才发觉是前任主席刘士赞与情报组长喻洪章伪造事实徇私报复的行为。 　　乱扣乱送，在初镇压反革命时，发生不经县委批准，不通过乡政府即行滥扣乱送的紊乱现象，于是开会宣传，建立送人的制度以后，纠正了这种偏向。 　　通过以上所发生的问题，我们对于案件的审讯、调查、分析、研究是非常慎重的了，并且加强学习，努力提高自己，同时，召开各种会议，宣传政策，检讨偏差，这样适当的解决了工作中所发生的一些偏向，而且也使工作更深入更前进一步。 　　在工作中与各方面的配合联系 　　人民法庭的工作不是孤立的，单一的，而是群运、政权、法权的统一体，我县在镇压农村中土匪、特务、恶霸、不法地主、反动道门首脑及一切阴谋破坏活动上，在保障秩序的完成，减租退押及扫除土改道中的障碍上，都是密切地与中心工作配合的，与广大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的。 　　在减租运动中，惩治了不法地主的夺佃、提田、预收租谷的不法行为，在退押工作中，镇压了恶霸与不法地主的拒抗退押，分散隐瞒财产，破坏森林，房屋等不法罪行，打破了退押僵局，在清匪反霸的运动中，镇压了一切反革命的阴谋活动，纯洁了农民协会与农民武装，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运动中，在增产爱国运动中，镇压了匪特的破坏行为，制止了一贯道的活动，同时教育了人民群众，也教育了干部。 　　在工作中，法庭、法院，公安局是统一领导，分工合作，在审讯上，我们分成了三个组，分别审理匪特、恶霸、地主、反动道门等，密切地配合与联系，尤其，镇压反革命与群众斗争相结合，与各乡村农协会更密切的联系，搜集材料，宣传政策，开控诉会，斗争会，公审大会，扣捕反革命分子，都密切地依靠群众、联系群众，各地各机关团体，同样密切联系，加强保卫工作，收集材料，反映群众意见，使法庭工作搞得更好。 　　五、机构与干部的配备 　　我县人民法庭于50年11月建立的，审判长、副审判长由县长与公安局长兼任，审判员是在各机关与人民团体中遴选充任的，这些审判员平时搜集材料，反映群众意见，在公审时陪审，唯主要的工作，是由法院与公安局积极参加办理的，本年3月， 法庭始配备专门工作的书记员3名，行政人员1名，由小教班调任。 　　六、工作制度 　　法庭的工作，由法院与公安局在统一领导下，进行分工合作的，在审讯、调查、研究上各负其责，互相交换意见，至审讯终结，交县委研究决定，报请上级批准，没有紊乱与违反原则制度的情形，扣捕犯人，须先提出材料，交县委等研究决定，连人，材料交法庭，有人无材料或未经乡政府与工作组批准盖章者不收，将处死刑的人犯，公审、控诉、枪决，都依一定手续，程序、无错乱现象，在监所制度上，有提票押票，凡拘提人犯、都依合法的手续，还有汇报制度，复核制度等，我们都是遵循办理，没有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及游击作风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