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教师学习有进展

　　<《宣传通讯》编辑部>

　　京津大学教师的学习运动自加强文件学习以来，均有显著进展。以北京大学为例，据初步统计，学习前划不清敌我界限的约占参加学习总人数的80％以上。经过这一阶段学习后，初步认识了立场问题的已增到60％左右，其中部分还对自己过去受美帝国主义的毒害作了分析批判。现在各个小组会上的发言已较前普遍，发言能联系思想，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小组在该校已有12个；仍钻在一些枝节问题上，讨论展不开的小组有6个；介乎二者之间的小组有4个。多数教师能钻研文件，联系自己的思想，因而普遍体会到文件“有用”，认为对思想改造“摸到了一点门路”，提高了学习的信心。有的教师生动地讲述了他们学习文件的思想变化过程。如该校数学系讲师冷生明，原来一贯主张抱“客观态度”，他说他在初读斯大林与威尔斯谈话一文时，是“以在运动场看赛球的态度，来看这两位‘国际名角’斗法”。可是当读到文中关于争论知识分子的作用一节时，发觉自己已不是在旁观而是“也跳下水去了”，发现“威尔斯的看法几乎和自己的想法完全一样”。历史系教授邓广铭、地质系教授汪鸿祯都谈到，在评白皮书中“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发表时，读到艾奇逊“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一节，认为是指胡适之流，与自己无关，但这次认真地联系自己的思想精读之后，才觉得该文每段每句都像指着自己说的，所以“读至此处，不觉汗流浃背”。和他们在同一个小组的三四个教授对这一点都表示有同感。很多向来不承认自己会有立场问题的教授，经过这段学习，都初步体会到“原来一切问题，从根本上看确实都是一个立场问题”。如化学系留美归来的教授孙承谔，过去曾以受美国海军部之聘作科学研究工作并参加美国某学会为荣。他曾为美国海军部写了6篇研究论文，回国时答应敌人“不能把这些论文交给共产党政府”，现在才深切体会到自己丧失了人民立场，要想站在“中间立场”“纯科学立场”确实是不可能的。目前多数人普遍想好好学习文件，学会从正确的立场观点上来看问题，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分析，找思想根源。少数小组在认识敌我界限之后，已从人民立场更进一步要求弄清阶级立场，以及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问题等。这些都说明在领导教师改造思想的学习中，用加强文件学习来使他们掌握理论武器，并以之批判旧思想，是搞好学习十分重要的关键。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通讯》195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