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商邱地委关于去冬今春土改覆查总结

## 一、运动概况

　　我区覆查运动，是由去年10月结合政治攻势，开始了少数重点的摸底查情况工作与进行了训练干部，召开会议，制定方案，比较系统的准备工作，到10月下旬11月上旬，各县都开始了重点的试验工作。当时估计我区在5个县的范围内，27个区，301个乡，836525口人地区的覆查任务。后来因为工作的逐渐深入，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就不得不把覆查面积扩大到原急性土改的57个乡，和商、谷两县的覆查过而未解决问题的部分区、乡，总计变成了710个乡，1941703人口的任务。经过3568个干部的努力，在半年的运动中，进行了467个乡，1274119人口地区的覆查。其进度大致是：基本结束的306个乡，864339人；搞完民主团结的72个乡，183281口人；搞完查田查阶级的89个乡，226499口人（内有一部分中途停止）。其中有89个乡是提出规格化用“三同”以后进行的。这样按全区任务来看，仍留有284个乡、685584口人的地区，再加永城7个区30余万人口，未覆查发证的地区和经过此次粗查而不彻底未能解决问题的部分地区，尚待今冬明春来完成。

　　其次，在这段运动过程中是：变化很多，弯路很大。开始多数干部缺乏覆查经验，不懂得覆查是为了结束土改转向生产的一个承上启下运动，硬搬土改经验，企图实行二次士改。领导上也误认为多数干部具有了土改斗争的经验，而忽视了覆查斗争的不同性，便不加谨慎的进行了区区设点，盲目的铺宽了面的斗争，形成了面大缺点。加以急躁图快的想法，要求到今春搞完，使运动形成为水过地皮干，粗而不深入，大有一轰而过的危险性；又因干部中存在着右倾情绪，深入不到贫雇农去，产生了严重的形式主义和任务观点。因此，根据省委的指示和地委的布置，各县利用年关普遍的召开了以三反精神贯彻反右的一次整队会议，进行了查情况、查工作、查思想、查依靠贫雇的斗争，撤掉了一批阻碍工作烂了的干部，使工作有了个新的转变。此次的缺点是：未很好的坚决的贯彻收缩阵地、执行“三同”、要求规格化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方针。因此未有得到根本的转变，拖泥带水的又进行了一段，就此也更加发现了干部中、工作中蕴藏着严重的问题。接着省委二次指出：要坚决贯彻执行邓老的“三同”扎根串联的工作路线，和要求规格化的任务，以及省委提出了“宁肯少一些，也要好一些”的具体指导方针，我们才下决心重整队伍，大大的收缩了阵地（由200余个乡收缩到89个乡），集中精兵（有经验的老干部）。把整个运动变为试点性的创造，以便给下一步工作打下有利的基础。就是要培养出一批能深入会串联的干部来，创造出规格化的方向来。这一时引起了干部思想上的苦闷和混乱。苦闷的是：不知道什么是规格化和如何实行扎根串联、逐人逐屋的建立阵地，怎样才能达到中南要求的条件，大发其愁；混乱的是：“三同”和不“三同”的思想斗争。但是随着全国和地直的三反声浪很紧，加以两次反右站队的压力很大，干部在被逼的情况下，逐渐的贯彻了新的指导精神。总观此概况，我们是盲目性很大，被动性很大，运动是由生到熟，由面到点，由粗到细，由急到慢，由右生左，最后是有点无面，缺乏规模，缺乏声势，不敢放手，结束性很大，一步一趋的摸索前进。看起来要求标准有些过高。前后两段的基本特点是：反右前规模大，面积宽，不细致，也粗糙，运动快，完成的多，群众发动不充分，敌人打的不彻底，尚须注意补课；反右后是面积小，缺规模，较深入，也细致，贯彻了依靠贫雇的路线，发动群众充分，打击敌人彻底。

　　而且在这最后搞的89个乡内，确实创造了不少的经验，可以说是集中了新旧系统的工作经验和扭转了不从实际出发的形式主义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并教育和锻炼了一批能深入会串联的新老干部。这就89个乡来看，虽然没有完全能够达到规格化的要求，也完成了试点性的任务，给今后的工作树立了方向，打下了有利的条件，这是很可宝贵的经验，我们应该记取。

## 二、主要的收获和成绩

　　1、在运动中贯彻了三反的精神，进行了两次的反右站队，打退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地主阶级的进攻，摸清了干部阵营的面貌，处理了一批被敌人派进来和拉出去的阶级异己和烂了的干部，争取和挽救了可以争取和挽救的干部。据7个覆查县的统计，共处分干部625人，区委级24人，一般干部167人，工作员64人，乡级349人，其他3人；法办60人，清洗255人，撤职的145人，降级15人，记过29人，停职24人，其他（包括党内警告，在职反省工作中立功的）97人。这就大大的纯洁了干部阵营，整顿了我们的队伍，使一些贪污腐化、恶霸作风、阶级异己分子受到了打击，大大的鼓舞了好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情绪，扭转了坏作风，发扬了好作风，进一步的联系了群众，有力的推进了我们的一切工作，给今后三反、整风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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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干部受贿、包庇敌人，其中有17个乡主要干部包庇敌人，7个乡异己分子游民分子掌握乡村大权，2个乡化形的地主亲任主席，他们包庇地主欺压农民。这些不纯分子所以能爬上台来及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有区干与之同谋或做他们的后台，22个有包庇现象的乡中即有12个乡为14个区干直接或与乡干共同受贿、包庇（有的当时发现当时处理）、其中有区长、团区委书记、区农会主席。如饶良区附点朱集乡发现该区团区委书记李化宇和区干丁书文土地改革时有意识包庇漏网地主26户之多（将地主划为其他成份），据群众反映受贿200万元，大磨区公安助理连书海在杨庄乡与惯匪女人搞关系；该乡地主陈化一倒算贫农陈相云的土地，贫农向他告状，他竟将贫农扣押2天。春水区农会主席在此次覆查试点时，还向工作组假报情况，企图继续包庇和庄乡化形地主农会主席。双庙区沈庄乡工作员王玉祥放跑枣林恶霸李玉轩。更严重的是该县土地改革时3个区委书记有严重问题，如饶良区委书记吴可见、前王店区委书记霍彩霞（调省委党校学习）均包庇着5个（据现有材料）惯匪分子当乡长，通过其贪污、受贿、搞女人。吴可见通过他包庇的乡长赵万振、杨凤林非法买卖金银，经营商业，收受地主贿赂。群众反映“赵和杨是吴政委的驮钱驴”（现吴已经停职反省）。牛蹄区委书记刘恒斗（现调西峡任区委书记），除贪污群众果实外（曾收购大烟和白面），在去年镇压反革命时，因他老婆生孩子，释放4个案犯，名之曰“四喜”，胡作非为竟至此种地步。其影响之大损失之巨，实难计量（犯上述严重错误的干部正予以严厉处理——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室注）。让这些人指挥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夹生）当不奇怪；如果对他们不作彻底检查，他们还要继续作乱，并会影响其他，土地改革覆查仍会走土地改革不彻底的后果。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第一、解放之初及运动初期混进了一些不纯分子。据县委屈指可数的区干中即有出身不好，历史不清，而又未很好改造的，区农会主席中就有2人，一是风水先生，一是牛经纪，前者包庇受贿，后者贪吃贪喝。第二、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缺乏民主生活，少数党员和干部不过组织生活，少数干部缺乏严格组织生活的锻炼，就经不起财、色的引诱。第三、领导上官僚主义，缺乏深入工作，很多严重问题不能及时发现，或发现后又没有及时处理。

　　（二）不艰苦深入：这一问题更为普遍。据会上检查及县委了解：25个试点乡真正深入的系统的发动群众的只有6个乡，5个乡很不深入；艰苦深入只是口号，真正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很少，绝大部分还只是在乡干及先进群众中打圈子（提高先进群众是对的），仍然停留在大会号召，会议上教育，不是深入贫雇，更不是深入思想。这种浮浅的作风在一部分乡一部分人中则很严重。如牛蹄区附点祖师庙乡工作组，刚进村不了解情况即作了1个月结束运动的计划；4个干部半个月开了17次群众会，前5天则光开会，除会前会后与群众个别谈话外，没个别接近过群众。该组团区委副书记牛九杰和工作员李全基（是银行干部）1个月没访问过1个贫雇。王店区重点王楼乡9个干部8天没个别接近1个贫雇，该组工作员杨炳湘半个月没踏贫雇的门坎，曾5天看过两回戏，有一次因看戏无材料汇报，半途返回找到熟人谈了几句，以便交差。饶良区朱集乡工作组区干部赵保林，在薄李陈庄终日和两个地主一起唱曲子戏，半个月选举了一个妇女代表还是流氓。专署机关下来的一个干部，在农民家吃饭，吃饱子只吃饱子菜，不吃饱子皮。工作组长比一般干部更严重，25个工作组长，真正始终贯彻深入的只3个，始终未深入的6个。如饶良附点朱集乡工作组长李化雨及牛蹄祖师庙乡工作组长史殿荣，1个月都没个别接近过一个贫雇。春水区龙王庙乡工作组长张海亭，一个月只个别接近过一次贫雇，区委书记亦如此，全县9个区委书记除1人患病外，真正深入重点深入群众的只有2个，4个则很不深入。如羊册区委书记丁义岩1个月在重点住过10天，连几个乡委员还不知道。大磨区委书记光跑点，一天跑3乡，走马观花。双庙区委书记住重点半个月，只管在区干部、乡干部、代表等会上讲，不问群众发动如何。另春水区长在龙王庙乡住了半月，只下过2次村，一次接近一个老婆，一次管了回闲事（俩个老婆吵架）。总之，区委书记靠组长，组长靠组员，组员靠开会。共同特点是不访贫问苦，不个别串连，只看形式，不摸思想。这种浮漂的作风，不但不能深入发动群众，连情况也不能了解。如春水和庄乡在初期，因为不了解情况，认为土地改革已彻底，要搬家；后来一经深入了解，才发现乡农协主席是化形地主，包庇着一个三代当权的大恶霸。该区龙王庙乡9个区干部1个月的时间尚没了解到实际情况，以致陷入宗派斗争的泥坑。此外，在方法上，是相当普遍的采取大会号召，报名登记的方法，把扎根串连变成形式主义，即不是访贫问苦，而是在会上安根；不是诉苦串连，而是叫人开会；不是深入斗争，而是再进行一次反霸。究其思想原因：第一，认为群众已有发动，不必深入。他们有一种牢固的形式主义观点，认为只要群众来开会，就是发动起来。第二，不愿深入。怕吃苦，有的是熬时间。第三，不会深入。有些干部虽然愿深入，但找不到接近贫雇之门。这一问题的规律是：愈能深入，愈有心得，愈有兴趣；愈不能深入，愈苦闷，愈漂浮。因之。入村后造成深入空气很重要。

　　不学习的现象也很严重。有的藉口没时间，有的不虚心。如双庙区委书记吕永法制止工作组学习。此种现象必须纠正。

　　（三）包办代替问题：这一现象普遍严重。在25个乡中除部份乡外，大部乡存在包办代替问题，少数乡严重，普遍的不注意培养群众领袖，建立健全乡农协委员会，没有或有而不开或很少开农协委员会，惯用委员代表一揽子会，而且不民主，一切由工作组代而行之。如官庄区前砦乡斗争已经结束，农协委员会尚未建立。春水和庄乡虽然发动较深入，各村都有不少积极分子，但在全乡无核心，虽有一个原来的委员会，但群众不拥护，工作组不运用；虽然规定每3天开一次委员会，但也只是宣布工作组的预定计划。总之，从了解情况、研究情况、确定计划到组织执行，一切由工作组包揽，委员会、代表会、群众会及由干部参加的小组会，均由区干部当主席、当记录。组长（工作组长）包主席，组长包委员，一包到底包办一切。乡干部的工作有三条：第一，吹喇叭（或打锣）召集群众开会。第二，当司仪。每开会之始，喊一声欢迎某同志给咱讲话。第三，给区干部派饭吃（有的当伙夫，给区干部做饭吃）。包办的结果：第一，运动搞不好。因为乡干部积极分子不能发挥积极性，区干部光开会、不深入。第二、成果不能巩固。工作组虽然也可能发动一些群众，但不能巩固，因区干部一走即无核心，经不起风吹雨打，没人继续领导群众坚持对敌斗争继续进前；乡干部在工作组在时只学习了：吹喇叭，当司仪，派吃饭，当然在区干部走后连喇叭也不吹了，司仪也不当了，饭也不派了，因为开会没人讲派饭没人吃。包办代替的原因：第一、个人英雄主义，缺乏组织观点与民主思想。第二、片面的任务观点，只求按照步骤形式主义地完成士地改革覆查，不了解还必须充分地发动群众。而充分发动群众就必须建立起一个有能力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领导机关，只有这样才能巩固运动成果，使之领导群众永远跟着共产党继续前进。

　　（四）上述三个问题，均在会议上开展了较深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前一问题差，初步的划清了界线，并由县委表扬了好的，批评了坏的（已建议县委对错误严重的立即硏究处理及适当的加以组织调整）。但问题并不能认为已经彻底解决，还必须在运动中贯彻到底。对今后的问题与县委商讨意见如下：第一、明确规定，中南土地改革委员会规定的八项纪律及地委规定的九项补充规定，普遍进行学习讨论，并人手一纸，做为守则。第二、把规定交给群众，号召群众监督。第三、干部互相监督，建立民主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定期地吸收乡干部参加，吸取群众意见。第四、领导带头检查督促，好的表扬，坏的批评，错误严重的及时处理。第五、结合处理乡干部问题及民主团结，工作中发现一个解决一个。第六、创造经验树立榜样。尤其是克服包办代替作风，除了讲明道理外，必须积极地创造经验，树立榜样。

　　来源：中共河南省委农村工作部编印：《河南省土地改革文献（下册）》，195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