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贵州省委政策研究室第三期土地改革情况汇集 ## 基本情况 ## 一、地主阶级情况 　　（一）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思想上有充分的准备 　　毕节三区：由于在1951年8月至1952年1月干部少工作展不开，而地主阶级特别是当权派采取各种阴谋毒辣手段，继续统治农民，普遍分散财产，收买农民，直接间接掌握村农协。据统计，派遣自己的儿女或自己亲自窃取村农协领导权者有16个村，派遣其代理人窃取村农协领导权者有27个村。许多地主采取化形办法并威胁群众不准暴露其真象（相）。在斗争上则采取假斗争或者故意斗争农民的办法保护自己。 　　对我工作人员，表面上殷勤招待，暗地里却派人监视，并指使一批妇女、儿童监视纠缠包围，使我们不能和群众接近，如发现农民和工作人员谈话，工作人员一走，地主就立即派人去进行威胁和利诱，阻止农民接近我们。 　　极力设法将我工作人员拉过去作他们的爪牙。当时三区19个工作人员中，被地主以金钱美女收买利诱者即达9人。这些干部大部为领导同志，被拉过去后就极力包庇地主（3月20日才正式发现）。虽然在剿匪时群众曾动了一下，但地主阶级仍然直接和间接地掌握农村统治权，统治着广大农民。 　　（摘自省委毕节检查组4月的报告） 　　婺川一区：运动的深入暴露了地主阶级准备的充分。在我清匪之前就着手准备，如大坪乡大匪首张××（是王家烈的亲信，是红军过境时的伪团长，而后又在南京特务机关“深造”，解放后才回来）直接统治全乡，除亲手组织三个土匪大队外，一手建立了五套反动组织，进行反共宣传，欺骗群众，企图对我进行长期斗争。他的五套反动组织是这样的： 　　1、组织青年吃鸡血酒反共，并规定凡泄密的“请上茅山”（杀了切成块的意思）。 　　2、以组织“自卫队”、哥老会、妇女会、儿童团笼络群众。 　　3、串通坏分子组织“齐心会”，并在解放前夕重新整顿和大肆发展袍哥。 　　4、以亲信分子，组织“干会”。 　　5、职业化：成（立）了“合作社”、锅厂、铁厂等掩护反革命活动，供给反革命经费。在大军清剿组织农会时，他所组织的“干会”“齐心会”等里面的坏分子大都摇身一变而成为农协领导干部，该乡12个村，11个村的农协大体均为张××一手掌握。 　　地主对与其有直接仇恨的贫雇农则进行收买，企图平息农民对他的愤恨。如大路乡九村恶霸地主唐××，在解放后为他已赶走的抱养崽（实为帮工）“安家立业”娶老婆，送瓦房，把最好的20挑田送给他，以达到收买、不准斗争的目的。 　　在土改队未进村前，一般村的地主均向农民（通过村干）进行了布置，以“封锁”干部，达到平稳“过关”的目的。他们迎合了群众急于分田的心理，不准群众向土改队反映情况，只准说五大任务已经彻底，只是等土改队分田。如大路七村，土改队进村后，开小组会前，“村干部”都去布置二趟；八村村干则向农民宣布：“谁向干部反映问题，误了土改要负责”。 　　土改队进村时，强迫群众欢迎，进村后进行封锁。如大路八村在土改队进村时，强迫全村群众结队扭秧歌、放火炮欢迎出五六里路，进村后群众到会很齐，都按布置的一套，按照次序发言，群众不敢与我讲话。 　　地主在布置好一套后，土改队进村时就装穷、叫苦，假装劳动，守法、小心谨慎，企图平稳“过关”。但在突破封锁局面进行了逮捕和斗争之后又表现了政治上承认错误，经济上坚决不拿，其原因认为：（1）恶霸地主认为拿不拿都是一样，该死还是死；（2）一般地主是认为过去吊打挨过了，现在又不兴打骂了，拿不拿怕什么。群众束手无策，干部急躁，地主顽强抵赖。 　　（摘自省委婺川检查组4月11日的报告） 　　郎岱：①打火农会，收买“后进”，操纵坏分子隐瞒包庇：三区在初步试划阶级中，发现有46户地主被包庇划为中农和富农。如莹盘乡九村1户地主划为中农在农会中当文书；三村自卫小队长是地主成分，主席是匪参谋。六支乡三村地主张××用“美人计”收买村长杨××将自己划为富农，将匪支队长妻子送给村长做小老婆。羊场乡三村和二塘乡七村都在地主的支使下，由惯匪、匪首和不纯村干出头在工作干部下村前召集群众进行威吓“不准乱说，谁说杀谁”，“不准与干部接近”。 　　②有计划有准备的大量分散财产：一等的分散在贵阳，如彭××、龙××等；二等的分散在安顺，如傅××、张××等；三等的则多分散在本村本区。 　　（摘自郎岱县委3月2日报告） 　　德江煎茶乡：地主阶级接受已土改区经验，分散田土和土改中应没收之其他财产，自定成分，装穷叫苦，自动“扫地出门”，假装要饭，模糊了农民的阶级意识，混乱了阶级阵营。一村恶霸喻××掌握了农协当主席（国民党区分部书记长，伪联保主任）经改选仍掌握农协领导；地主万××（伪联保主任）当农协书记；地主钟××在县劳改队还送信给他老婆说：“农协会是敲诈，咬紧牙关渡过这两个月就是太平年，什么也不要说”。反动会门公开活动，大肆宣传“共产党只有两年半的天下”来威胁群众。 　　地主阶级当权派掌握村干，压制群众，搞内部斗争。 　　地主阶级分散土地，据煎茶乡统计：共分散3067挑（假退田土尚未计算在内）。据第十村统计，共分散715.5挑，分散面积占该村地主总户数88.8%，分散量占该村地主占有土地量的31.5%，个别地主如覃××占有田土309挑，分散了180挑，占其所有土地数的58%。地主阶级分散土地办法是：①退霸占田；②贱卖；③退帮工帮粮；④赠送给抱养崽，闺女带财产出嫁，给老帮工、老佃户、村干部；⑤运用合法名义分散。 　　（摘自省委德江检查组5月3日报告） 　　黎平：划阶级中发现分散土地的现象相当严重，如四区茅贡乡分散了田地产量103000多斤，分散与接受者几达各阶层。地主富农分散较多。分散的方式有收买、赠送，以田抵偿，暗自退回霸占。 　　（摘自黎平县委4月份报告） 　　（二）匪首恶霸政治上未打倒，经济上也打得很不彻底 　　婺川：在剿匪中虽然镇压了一批明目张胆的匪首恶霸分子，但封建统治体系尚未被我发现。因此，地主阶级当权派——匪首恶霸几乎全部保存下来，他们在不纯村干的保护下，有的划为农民，有的挂上“守法地主”的招牌装穷叫苦，假装守法，企图混过土改关。大路乡在最近清匪中即清出匪支队长2、大队长5、中队长6。如大路乡七村大恶霸大匪首（伪乡长，匪支队长）唐××为村农协主席划为“守法地主”，毫毛未动（现已捕）。八村除王××（匪大队长）已处决外，两个匪组织者直到土改队到达时还逍遥法外。 　　大路乡的镇压反革命也不彻底，过去共杀12人，虽均是明目张胆的匪首恶霸，杀的比较准确，但仍有4个匪大队长以上的匪首应杀未杀，至少15个全村性的匪首恶霸应杀未杀。 　　（摘自省委婺川检查组4月份报告） 　　德江：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的反封建斗争中，镇压了少数明目张胆的大匪霸分子，但仍有大量的匪首恶霸漏网，大量的匪枪未缴出。据煎茶乡初步了解，漏网匪首还有三分之二，未缴的匪枪尚有65支。 　　（摘自省委德江检查组4月份报告） 　　毕节三区：需镇压的反革命分子尚有一部分应捕未捕，仅田坝、青松两乡在家的匪首、恶霸分子就有66个。血债累累的匪首、恶霸只杀了一部分。如该区高溪乡四方村，对地主阶级打得不狠，致地主仍然顽抗，不向群众低头，全村42户地主中大地主1户、中地主2户，其余均为小地主，其中共有匪首恶霸重7名（已扣9个，逃亡1个）。此外尚有非地主成分的惯匪6名（已扣1），匪排长以上匪首11名（已捕4），国民党员7人，三青团1。该杀的还没有杀，该关的还有些未关，该管制的也未宣布管制。 　　（摘自省委毕节检查组4月份报告） 　　兴义：在土改中匪首仍存在。万屯乡在划阶级前清出匪首78人（内地主28人），在划阶级中又清出匪首3人；永安乡在划阶级中清出匪首3人。 　　（摘自兴仁地委3月份报告） 　　婺川：都濡镇民主村，三期土改已经结束，但匪霸仍然存在。明目张胆的匪首徐××（地主）、恶霸地主徐××虽然得到了惩处，但匪根仍然存在，如袍哥大爷胡××（地主）任伪乡民代表7年，紧接解放时召集哥老会主要人物李××、周××等吃生鸡血酒，准备叛乱，以他为主参加“婺川县反共救国军”负责匪的供给，但一直划为富裕中农；地主杨××（伪保长），反共治安委员会委员；匪首徐××，伪保长，哥老会执法老幺，匪反共救国军连长，却被划为贫农，掌握农会。这些人非但逍遥法外，且积极进行破坏活动。 　　（摘自省委婺川检查组报告） 　　（三）目前地主阶级动态 　　独山专区：1、暗杀村干。如三都县庆阳乡三村地主潘××收实惯匪杀死农协主席潘××。 　　2、收买农民和村干部，实行“假土改”或包庇不斗争。 3、放火。平塘发生两起，各县均不断发生。 　　4、恐慌逃亡。三都县庆阳、草祥两乡，工作才开始即有6个地主逃亡。 　　5、狡猾抵赖。 　　（摘自独山地委2月4日简报） 　　安龙：1、制造民族矛盾，转移农民斗争视线。在德卧乡这个问题表现较突出，该乡少数民族地主的主要口号是：“少数民族斗我可以，汉人不能斗；我愿赔偿少数民族农民的损失。”汉人地主杨××的老婆说：“我是汉人，少数民族不能斗争我。”兴隆一村少数民族地主普遍以“汉人不能当朋友，石头不能当枕头”的理论来挑拨民族矛盾。 　　2、地主阶级竭力掌握农会。如晒雨一村地主张××（国民党核心支部书记）在元月9号召集国民党核心支部大会，布置对付土地改革工作队。他们的大概计划是：每个国民党员掌握5户群众；如工作队问五大任务是否彻底时，要一口同音说：“完全彻底了”。此外把农会主席韦××也发展成为国民党员，并派余金波（国民党核心支部书记，过去的伪乡长）为农会文教委员。 　　（摘自安龙县委2月底报告） 　　大定：地主阶级结合反动会道门活动：神兵会与黔西、金沙、清镇一个系统，早已蔓延到八、九、十二、十三各区搞出的帅印上的“真主”熙××、顾××、袁××（女和尚）以及24个元帅，未能有计划的一网打尽，去年曾攻打九区双建坪区政府，目前尚造谣：“双建坪下来了仙人，只有仙人才能拿解放军”、“新民主主义还好过，共产主义就是30人一寨、50人一村，生活像猪一样”。至今十二区和九区的三四个村还发现少数坏分子企图利用会门煽动暴动，他们活动的对象是地主、游民、惯匪、匪首、老保甲长、落后的村干、民兵等。 　　（摘自省委大定检查组4月份报告） 　　赤水一区：1、公开的向农民反攻威吓。如天台七村地主明××（是漏网的匪首）说：“谁划我是地主，以后非抓几个本钱不可。”在干部进城开会期间，10天内连烧公安委员的房子两次。 　　2、收买软化、欺骗农民。土改后一般地主都感到过关了。严家村地主田××要把妹子嫁给民兵徐××。地主李××把将13岁的姑娘给农民11岁的男娃儿做媳妇。丁××将自己的女儿过继给一个贫农。十村地主公开说：“土改啦，我也是农民啦！” 　　3、指使帮凶假装进步混入农协，窃取领导权。据初步检查，三类村村干多半是地主代理人。 　　（摘自赤水县委4月份报告） 　　关岭关索镇：土改后部分地主未打倒，赔款未交清。如十村地主毕××争着向农民要牛，说：“否则生产无法”；地主宋××嫌分给他的地远不要，要自耕地；四村地主公开说不能生产要农会借钱给他经商；八村地主竟说：“三年后仍是地主。” 　　（摘自省委关岭检查组4月报告） ## 二、农民队伍情况 　　（一）农协组织过程及情况 　　边沿区农民协会是在大军剿匪、发动群众，地主阶级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组织的。有的村除极明显的恶霸匪首外，全村地主、匪首、富农、流氓、兵痞都入了农会，阶级阵营极为混乱。 　　德江：农民队伍复杂，阶级界限不清，敌我不分，阶级阵营混乱。匪首、恶霸、地主化形钻入农会，村村皆是，多则15人，少则五六人。 　　（摘自省委德江检查组5月3日报告） 　　毕节三区西方村：1950年8月部队剿匪时组织了农民协会，仅有正副村长、主席、保佃委员和小组长，会员与非会员的界限不明确。地主、惯匪、流氓等不纯分子混入农会。该村第三组就有22人应清洗出农会（其中有地主9人、惯匪2人、匪首3人、烟鬼4人、兵痞4人）。 　　（摘自省委毕节检查组4月18日报告） 　　郎岱三区：逮捕的72名匪首，多数是“农会会员”。 　　（摘自郎岱3月2日报告） 　　毕节三区：全区到4月1日止，43个村内只有3个村有农协会，但会员极少，该3村共有人口4247人，会员仅750人，占总人数的17%强。其余各村虽有农协形式（有主席、委员），但会员与非会员的界限不明确，地主、富农同样参加开会。有的村既没农协形式，也没会员，而是以“工作委员会”或“土改委员会”的名义领导工作，群众谁也不知道谁是会员。有些区委同志说：“在一、二期土改时还知道组织农协，但现在都把农协忘了。” 　　（摘自省委毕节检查组4月18日报告） 　　（二）农协领导 　　边沿区农协领导不纯现象是普遍而严重的。地主阶级在部队剿匪大轰的情况下，趁农民尚未觉悟时，或亲自出马，或推出代理人夺取领导权，直接间接掌握农会，将斗争锋芒转向农民内部，压制群众。 　　普安盘水镇玉家岩村，恶霸匪首萧××是该村当权派，曾任伪营长、保长、警卫大队长、匪游击司令部营长，长期任农会主席，其侄萧××（匪连长）任村长，百般威胁群众，经常对农民说：“不准乱说话，做事要留点地步，把地主搞老（恼）火了，二天不好见面。”在萧××的控制下，全村竟未划出一户地主。 　　（摘自省委普安检查组4月25日报告） 　　婺川大路乡八村：第一村村长唐××是匪首恶霸王××的干儿；主席罗××是王××的舅子，十多年的甲长。王××被捕后都以“中农不能领导”而自行退位。委员冉××是兵痞、王××的老乡丁、袍哥管理、匪班长，因替地主凑罚金而被撤职。第二个村长唐××是鬼师、道士、袍哥管事，参加过匪首王××等组织的土匪会议，因与地主赵氏通奸而被撤职。现任（最近要改换）主席陈××是吃赌花光50挑田土的“败家子”、匪甲长，解放前与王××、冯××的关系极好；村长冯××（老兵痞）、武装委员冯××（兵痞、匪班长）、生产委员冯××（袍哥执法幺大）是三兄弟，与匪首冯××来往甚密。他们包庇地主当权派，利用职权敲诈农民，蒙蔽领导。村干有三套法宝：对弱干部是包围“俘虏”；对强干部是封锁、欺骗、逢迎；对群众是尽力压制。 　　（摘自省委婺川检查组4月11日报告） 　　剑河：农协组织不纯现象还存在。如川六村主席是兵痞，副村长是伪“乡民代表”。南明四村主席村长在开斗争会时和另一个地主的女儿到一边去吃糖。领导上虽然强调要树立贫雇领导骨干，但干部不深入了解情况，或了解情况后又没决心，想撤换又觉得原村干会说会道而动摇犹豫。 　　（摘自剑河县委4月22日报告） 　　铜仁专区：村干部少数经初步改造外，有的原封未动，有的虽形式上换了几遍，但实质上是换汤不换药，仍多数不纯。其中除地主有计划的派遣打入外，还有被地主拉过去的。这些“村干”公开包庇地主，镇压群众。老实农民不当权。沿河黑水乡十三村村干严重打击贫雇农，将对村干提意见的开除农会，编入“自新分子训练班”。总之，农村阵地还多控制在地主阶级手中，农村阶级关系基本上未变。 　　（摘自铜仁地委4月10日报告） 　　思南震武乡：村干严重不纯，包庇地主，吊打贫雇农。该乡各村都曾吊打过贫雇农，并用关押、跪石子、敲锣游街、提高成分、“晒铜人”、“坐飞机”、“坐老虎凳”、搓火麻等等刑罚对待农民。如七村雇农杨××因工作积极被村干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弄到村公所又跪又打，还叫群众管制他。贫农张××为提村干意见被提高为中农，封了门，拉到村上“劳改”，罚苦工一个月。十村为追地主分散财产，把11个贫农，3个雇农开除农会，村干在干部进行前威胁群众说：“谁暴露情况，将来一个个的整死。”并布置4个委员、7个小组长、5个民兵、5个心腹人去控制50多个群众，甚至用铁条把贫农赵××打得流出血来。村干在地主掌握下，在农村中又成了新的统治人物，群众敢怒而不敢言。 　　（摘自省委思南检查组报告） 　　黎平县龙额二村：该村村长连讨两个匪首家属做小老婆，并为匪首蒋××的儿子伪造缴枪收条。三村农协为一个恶霸地主掌握，准备假土改。 　　（摘自黎平4月报告） 　　（三）群众发动情况 　　边沿区群众在剿匪、征粮、捐献等工作中得到了发动并都完成了任务，但由于我们干部未很好进行工作，仍受地主阶级的控制、欺骗和压榨，阶级界限模糊，思想顾虑很大。 　　毕节三区西方村：由于对农民尚未进行很好发动，很多农民还未认识到地主阶级的罪恶，在思想上来和地主阶级划清界限，仍为地主阶级的欺骗所蒙蔽。如农民徐××等尚想把匪首徐××保出来。 　　（摘自省委毕节检查组4月18日报告） 　　普安盘水镇王家岩村：绝大部分贫雇农顾虑大，一提到地主大多数说：“我们隔得远，没受过剥削，地主的事，我们不晓得。”老年人一般不来开会，说：“老了不会讲话，不懂新道理，让青年人去吧。” 　　（（摘自省委检查组4月25日报告）） 　　关岭关索镇大山村：老雇农罗××在诉苦时说：“我不得苦，我的穷是因为我婆娘懒，我一个人帮人养不活一家人，这只怪自己的命不好，斗地主干哪样？” 　　（摘自省委关岭检查组工作报告） 　　大定果瓦村：60%以上有农会员不知道自己是会员，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入会，有的连村长、主席、小组长是谁都不知道。双河村有100多个会员没开过会。反动会门暴动，酝酿了4个月，群众都不敢暴露情况。 　　黔西县中坪区碗厂沟小组的群众不知道自己是哪一组、哪一村的。 　　（摘自省委大定检查组报告） 　　关岭三区：该村×村农民周××反映：“不得了，斗了地主分得一万元，不知道得赔偿多少才行！”积极分子张××夜间不敢睡觉，行走不离枪，叫家里的人睡在他周围保护他，并说：“我为斗地主死了不要紧，只要政府、毛主席知道我是怎样死的就行了。” 　　（摘自省委关岭检查组工作报告） 　　铜仁专区：群众受村干的控制，顾虑很大，不敢讲话、不敢诉苦、不敢反映情况，怕被打、被罚、被关、被喊为“坏蛋”、“狗腿”、“反革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不敢动起来。 　　（摘自铜仁地委4月10日报告） ## 三、运动情况 　　思南、石阡、印江、德江及沿河五县都是曾于1950年4月一度撤出，后又随着剿匪部队转回的。这五县贯彻五大任务及发动群众是在大军围剿下轰起来的，形式上起来得比较快，声势也比较猛，镇压了大批明目张胆的恶霸匪首，群众振奋；农协组织也普遍建立。但进入正式反霸、减租时，因领导弱，干部少，可说是零打碎敲，没有形成运动，虽经一年多的继续贯彻，工作没多大进展，地主阶级的余威犹存，仍然掌握其爪牙操纵农会、镇压群众，表面上装穷装老实，用各种花样模糊农民的阶级界限，搞乱农民的阶级阵营。 　　（摘自铜仁地委报告） 　　关岭县关索镇九村：运动出现了混乱现象。以农会主席李××（解放前当过伪警察局巡官，解放后任土匪，先后任匪连长、大队长）为首去年成立“反霸中农小组”，向中农户以上阶层估借粮款，先后两三次，全村中农以上户无一家幸免，并波及个别贫雇农。如向八组中农李××算“剥削账”，硬要李××跪在马路上；十组杨××因不服他们估借，便拉到马路上跪起斗争；十组陈××家存有新场乡雇农张××的粮食400斤，也被周××等五人估占去，张××闻信后，气愤交集，不几日就死了。 　　（摘自省委关岭检查组报告） 　　婺川县大路乡八村：清匪是清匪众，反霸主要是搞经济，共划出地主14户（目前看5户是富农），划一户就没收一户，没有什么政策界限，有多少算多少。没有开过斗争会，只是吊打，肉刑达30余种，一般都是村干、民兵执行。地主阶级当权派除极明显的大匪首王××为政府逮捕法办外，其余均原封未动（表面东西是没收了），而吊打主要是搞一般地主（“肉头户”）和外村地主，如富农吴××、唐××（当时划为地主）被吊打最厉害（唐打成残废），而王××、冯××、王××等恶霸匪首均未吊打过（曾被其他村、其他组吊打过），王××还被称为“守法地主”。 　　（摘自省委婺川检查组报告） ## 四、干部情况 　　沿边区干部，一般都能艰苦工作，但数量少，质量弱，来源复杂，且严重不纯。 　　（一）数量少 　　水城每区原有干部不超过10个人，都是一些新吸收的人员。过去领导上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心区，边沿区有些地方形成无人过问的自流现象。有些乡村，甚至连工作员都还未到过一次。 　　（摘自《贵州通讯》第53期） 　　普安县盘永镇王家岩村，元月份前后没有干部，某些工作来到时便派一、二个干部突击一下，基本上没有系统的开展工作。 　　（摘自省委普安检查组报告） 　　（二）依靠贫雇的观点不够明确 　　在发动群众方面，干部思想作风上不够艰苦深入，以利用、任务、经济等观点去发动贫雇。有的看到贫雇难于发动，便动摇了发动贫雇的决心，索性不去发动，而住到中农家里。 　　（摘自黎平县委3月份报告） 　　毕节县三区高溪乡西方村，干部工作不深入，赶任务。以前都是用开大会解决问题，两个多月来就开了百次以上大会，小组会没有开过，对事只求做完，不管好坏。 　　（摘自省委毕节检查组报告） 　　婺川县委提出深入发动贫雇，要做到“三同”和“扎根”后，有些干部住在贫雇家里与贫雇同吃、同住、同做活路，真正打成一片，做到了深入发动。但有些干部阶级路线不明确，找不到贫雇农，有些把能说会道、没田没土的兵痞、游民、道士、惯匪都当做贫雇，认为会说话，合我们的心是积极分子。有的“扎根”扎到地主身上。 　　有些干部深入艰苦的发动群众还做得不够，不相信群众的偏向依然存在。如仁慕乡有些干部还不明确扎根是怎样扎法，为啥要扎根；有的虽走了很多路，但找不到一个根子；有的扎根扎到村干身上，对发动老实贫雇农确深（入）不下去；有的不相信群众，如大关区桂菁乡扎正一个根子，让他去串联时，干部又偷偷地跟在根子背后监视。 　　（摘自黔西县委3月20号报告） 　　（三）强迫命令、违反政策的现象较为严重 　　毕节三区西方村，工作组组长王××认为农民代表翟××不起作用， 在大会上将他罚跪示众，次日又把他吊起来；该村开会时农民迟到便要罚跪，有一次跪了30多人。毕节三区四个乡中，前后共约关押了60余农民（其中大部是中农），吊了3人，打了1人。如七星乡香炉村干部李××把贫农张××夫妇吊起来追大烟，并把张××的手腕吊断了。有的干部叫被迫为地主隐藏东西的农民“坦白”，并说：“如果不把东西拿出来，土改时不分好田土给你。”有的在检查时把农民的东西也拿走了，致一度造成农民恐慌、阶级阵营混乱的现象。 　　（摘自省委毕节检查组报告） 　　威宁县六区斗争地主陆××时，区长李××命令白沙村每个小组要找150斤火麻，有的组被迫在夜里点火把去找。大定一个区委书记命令：“必须在政治上、经济上斗垮地主，否则以包庇地主论。” 　　（摘自省委威宁、大定二检查组报告） 　　（四）来源复杂、领导不统一，立场不稳，成员不纯 　　婺川县干部中外来骨干很少，不少是地方上的当权派，匪乱时他们又变而为匪，二次解放后又参加工作伪装积极，掩护其反动本质。该县17个乡长中有12个已撤职查办。丝绵乡前任乡长因犯错误撤职，换上一个19岁的学生，最近才知道他是大匪首张××的副官。 　　（摘自省委婺川检查组报告） 　　威宁县六区区长李××在一年半中共搞了17个女人，并把一个地主丫环的肚子搞大了。毕节县三区高溪乡高山村工作组组长胡××与该村地主唐××的女儿发生关系，把唐××的成分划为富农。 　　（摘自省委毕节检查组报告） 　　毕节县三区高溪乡小龙村工作组组长马××，每次吃饭时都要农民在旁边伺候装饭。兴隆村干部宁××（女）要村干烧洗脚水。贵大教授张××为地主组织互助组，选地主徐××及他的老婆为男女生产互助组组长，又在地主会上说：“我们地主也受过压迫。”讲话时光说我们地主长、我们地主短。 　　（摘自省委毕节检查组报告） 　　（五）对基本情况认识不足 　　大定在反动会道门暴动前领导上还认为无啥问题。虽然十二区肤浅的了解了其酝酿组织暴动的情况，但认为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意外，只隔了2天（4月12日夜）便暴动叛乱了，杀了工作同志1人，村干2人，抢去步枪4支、子弹3匣，双村杀伤村干2人。九区方家坪村男的不论老少头顶都盘发髻烧香念佛，区级领导还不知道，待十二区派人到当地捉住反动头子，并向该区提意见后才引起重视，思想麻痹到了顶点。 　　（摘自省委大定检查组报告） 　　在运动开始时，对基本情况认识不足，因此在领导思想上表现了： 　　1、对开展一个轰轰烈烈的清匪反霸运动不明确，没有很好按照省委精神在运动开始时就捕一批、斗一批，以澄清阶级阵营，面向恶霸匪首展开斗争。而使运动形成单纯的清匪清枪，把斗争锋芒转入内部，影响了群众的积极性。 　　2、对充分发动群众尤其是发动贫雇农，使之成为群众运动，指导思想不太明确。首先是没有很好运用农代会（这次接受省委精神之后应开农代会）和干部群众一起开会，因而政策一般只停留在干部和积极分子身上。 　　3、领导上对运动控制不严，形成运动进程不一致，甚至一个同时进行土改的乡内，进度亦有相差两步的，各村零打碎敲，使运动表现了规模不大。（摘自省委婺川检查组） ## 成绩和经验 ## （一）斗争地主方面 　　兴义县贯彻以清匪反霸为主的方针取得了成绩 　　孟××同志4月3日在兴义县重点土改乡总结会议上宣布：该县在清匪反霸方面，从1月到4月，全县共清出分队长以上匪首437个（其中纵队长以上者，16个，大队长38个，中队长122个）、惯匪220个。据不完全统计，并追出步枪79支、手枪34支、洋枪203支、手榴弹193个、子弹12371发。 　　在二三月份，逮捕了一批匪首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并杀了一些。据四个区一个乡统计，共斗了大匪首恶霸及违法地主954人，其中一些大恶霸，经过三十七八次的反复斗争，方被斗倒。由于扭住大的坚决斗到底，因而分化了部分中、小地主，迫其在政治上低头，经济上缴出了果实。如仁里乡75户地主，在贯彻五大任务中，在政治上完全低头、经济上彻底者19户，基本上斗倒了，但尚有很不彻底者42户，未打垮者14户。据24个乡的统计共搞出果实1675129795元（不包括土改中没收的东西）及粮食60多万斤（包括没收的多余粮食）。 　　发动群众斗倒地主阶级的关键在于发动群众性的诉苦运动 　　德江县煎茶乡召开了乡农代会议后，各村分别召开村农民大会，检查过去的工作，交代政策，开展群众性的诉苦运动。在贯彻农代会议精神的10天工作中出现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贯彻了农代会议精神，开展了群众性的诉苦运动，迅速掀起了群众性的反匪首、反恶霸斗争高潮，轰开了局面，提高了干部、群众信心。能够迅速开展起群众性的诉苦运动，主要是掌握了三个环节：（1）大胆给群众撑腰，逮捕罪大恶极的匪霸分子。立即清除了隐藏在农会内部的匪霸、地主及其他阶级异己分子，澄清了阶级阵营。（2）解除了农民顾虑，突破了村干中的流氓、惯匪等不纯分子控制农民的封锁线，使老实农民敢诉大匪霸的苦。（3）以苦引苦，典型示范。群众诉苦，我们要撑腰，经撑腰群众胆子壮了再诉苦。由诉表面的苦到诉内心的苦，由诉个人的苦到诉农民阶级的苦，由痛恨匪首恶霸地主到痛恨地主阶级，由诉苦到斗争。另一种情况是没有很好贯彻农代会议精神，没贯彻诉苦道路，会也开了，苦也诉了，政策也交代了，什么过场都走了，就是群众劲头不大，运动局面轰不开，干部、群众失掉信心。后又经过贯彻诉苦，局面始逐渐好转。 　　事实证明，开展群众性的诉苦运动是发动群众斗倒地主的最好道路。 　　盘县一区双风镇一村发动群众斗倒地主叶××的几点体会 　　盘县一区双凤镇一村扭住大地主叶××斗争7次，在政治上进行了彻底揭发，在经济上应拿1000万，已拿800余万。从斗争叶××的过程中有几点体会： 　　一、要在政治上经济上彻底打倒地主阶级，必须艰苦发动群众，不但要发动一般贫雇阶层，而且要深入艰苦的发动老帮工、老佃户。这些人常常是打倒地主阶级最得力的人。而通过苦主串联苦主、贫雇发动贫雇，是从其切身痛苦去启发其阶级觉悟的的最好方式。又有一部分中小地主投降。这样坚决把斗倒大的、清理中小地结合起来，就能打倒了顽抗的，又分化了中小的，一层层、一步步的把地主阶级打倒，使运动逐步前进。 　　三、由于边沿区情况复杂，地主阶级始终千方百计进行破坏活动，在斗争地主的过程中，时时可能牵扯起很多问题，如农协不纯、地主分散财产、地主挑拨农民内部纠纷等问题，因此在斗争地主的过程中，势必要和整顿农民队伍、揭发地主阴谋、解决内部问题、提高农民阶级觉悟结合起来，必须将问题性质弄明确，是非界限搞清楚，把斗争锋芒始终对准地主阶级，不要为地主玩弄的花样所迷惑而转移了斗争目标。 　　（盘县县委政策研究室） 　　把斗争锋芒对准地主阶级当权派，结合处理一般地主的问题 　　毕节三区经过近一个月的深入的发动群众，进行了诉苦、串联，对地主阶级尤其是匪首、恶霸的情况进行了具体的摸底。于2月18日各乡分别召开群众大会，经过控诉与检举，当场共逮捕丁匪首、恶霸及罪大恶极的惯匪146名，其中地主成分者116名，余均为惯匪。从目前来看，虽然还有更大的没有逮捕，但捕得还较准，还未发现错捕的现象。以后又陆续逮捕了一些，至4月18日止，全区共关押了反革命分子180个。逮捕后各村均选择了主要斗争对象，进行了前后约一个月的斗争，政治、经济基本上结合了，当时形势紧张、斗争猛烈，群众情绪很高。又于4月7 日前后以乡为单位分别召开了公审大会，共处决了恶霸、匪首分子48名。经地委批准，将于4月28日前后再逮捕60名匪首、恶霸分子。截至4月1日止，据不完全统计，共搞出果实（减租不在内）计：现粮476000余斤，人民币15300余万元，实物折粮1162600余斤，金子四两三钱，银子259两，大洋856枚，小洋1945个，铜元六百零十斤，大烟33996两，并缴获长短枪40支。 　　（摘自省委毕节检查组4月18日报告） ## （二）发动群众方面 　　发动群众中会议发动必须与个别发动相结合 　　毕节三区在今年1月初土改队入村后，以一个星期的时间，首先下去了解情况，访贫访苦物色农民代表，于元月15日前后以乡为单位分别召开了农民代表会。共到会代表806人，其中除少数的不纯外，绝大多数是纯洁的。在会议上进行了诉苦、挖苦根和交代政策，对匪首、恶霸的情况进行了一般的摸底旷农民代表会后，土改队干部又与农民代表一同入村，通过农民代表采用“一、三、九”的方法串联发动，对农民进行了阶级教育和诉苦，强调在贫雇农中扎根。于2月初又以村为单位召开了贫雇会，进行了诉苦串联，进一步摸了地主阶级尤其是匪首、恶霸的底，通过群众发动群众，做了深入的发动工作，当时群众都普遍的动了一下。一个月来，经过一连串的斗争，于4月初又提出深入一步，结合斗争地主对农协做了初步整顿和扩大，至4月18日止，已有农会员27248人（缺2个村），基本上有了打仗的队伍。对农协领导成分也在斗争地主的过程中进行了部分调整。 　　（摘自省委毕节检查组4月18日工作报告） 　　群众的发动是随着不断的斗争逐步扩展和深入的 　　每次斗争之后及时进行检查总结，斗争一次，发动群众一次。如一区龙坪九村群众最初斗争地主阶级当权派黄××时违犯了政策，黄自杀后形成了僵局，经检查后结合发动老帮工、老佃户斗争黄之老婆。第一次斗争发现与发动了7个与地主通气的农民，第二次发现与发动了13个斗争不积极的贫雇，第三次发动了3个老帮工。在斗争的同时发动后一批，巩固前一批，使斗争步步深入。 　　（摘自罗甸县委3月30日的工作报告） 　　金沙县石水乡如何以重点村（沅村）带动了其他村 　　石水乡在重点村召开全乡贫雇代表会（吸收中农代表参加），对代表进行诉苦教育、交代政策的同时，重点村（沅村）组织了对恶霸地主张××的反霸斗争，并吸收全体农民代表参加（共亚200多人），连斗了两天，每晚都领导代表们总结当天的斗争，使他们从实际斗争中接受经验教训并锻炼自己。 　　代表接受了政策，又从斗争恶霸张××中取得了经验教训，回村后，一般均能与工作组密切配合，以苦连苦，将心比心的去发动群众，大会说、小会讲的向群众宣传政策。如木塘村妇女代表×××（贫农，苗族）回村后不分白天黑夜到处宣传、串联，见到群众总是说：“现在是我们农民翻身的日子了，不打垮地主出不了头……”起了很大作用。50天来全乡各村都先后轰开了局面，斗倒了一些匪首、恶霸和顽抗的大地主，按减、退、赔、罚的政策共搞出果实折谷80多万斤， 　　（1952年3月7日） 　　不同的村干，不同的处理 　　德江煎茶乡村干部的三种情况和我们的处理方法：①匪霸地主及阶级异己分子，应立即清洗出去；②对老实的贫雇农则坚决依靠；③不纯分子中虽有一部分出身于农民阶级，但因他们已长久脱离了农民阶级，解放后虽也做了一些工作，但也压制群众，处理要慎重，故既不一脚踢开，也不单纯依靠。 　　（摘自省委德江检查组4月直5日报告） ## （三）镇压反革命方面 　　必须将镇压反革命贯彻到土地改革的全部过程中 　　德江煎茶乡在运动潮头上，镇压了几个匪首恶霸后，地主阶级的动态起了变化：部分中小地主向农会要求交帮工帮粮，但地主阶级当权派仍然顽抗，拒交果实。由此证明斗争地主必须：①结合镇压；②强调指出抗交果实者以违法论，以明确宽严界限。这样在充分发动群众斗倒地主的情况下，运用法庭审判，宽严分明，就是对地主阶级切合实际的策略。边沿区封建势力强大，恶霸惯匪多且罪恶大，民愤亦大，必须大力镇压，将镇压反革命贯彻到全部土改过程中去。 　　（摘自省委德江检查组4月15日报告） 　　及时镇压反革命，打下不法地主的反动气焰 　　榕江全县自3月重3日起至4月1日止，判决了恶霸地主及其他反革命分子85名（其中地主51名），判处死刑的49名，无期徒刑4名。所起作用如下：①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反动气焰，鼓舞了农民的斗志。如乐群乡恶霸石××素来顽抗，公审后，随即交出毫子六千及大洋、衣物一部。②解除了群众的顾虑。如五榕镇未镇压张××以前，群众有变天思想，一般反映：“不杀他怎样办，以后他还要回来杀人”。枪决后，群众高兴得了不得，说：“今天比过年还要快活”，现在已敢面对面的向地主展开斗争了。③镇反及时有利于纠正乱打乱吊违反政策的现象。④镇反直接对地主阶级起分化作用，打乱了地主阶级的阵营。中小地主见罪大恶极、顽抗的当权派被镇压，就不敢等待和抵赖了，也就将自己应赔偿的东西交还人民。 　　镇反中必须显示群众威力，全县共召开公审大会16次，直接参加运动和受到教育的群众约有43000多人，地主富农全部到会，并收到群众书面控诉计百余件，口头控诉者100余人，群众情绪很高，在公审会上均敢大胆的控诉地主阶级当权派和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显示了群众的力量。 　　（摘自榕江县委4月20日报告） ## （四）土地改革和生产的结合方面 　　德江县煎茶乡土改生产两不误 　　德江县煎茶乡宣布了插秧前贯彻五大任务，插秧后划阶级、征收没收、分配土地。这样方向明确了，一方面能搞好土改避免夹生，另一方面也安定了农民生产情绪，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地主不生产，应采取提前没收农会管理的办法，将地主多余的自耕田土可暂出租给农民。这样做，既利土改，又利生产，群众甚为欢喜，扭转了插秧前不分田农民不愿生产的情绪。 　　（摘自省委德江检查组1952年4月12日报告） 　　扭转干部思想，密切结合生产 　　毕节三区正在大力贯彻五大任务，准备进入土地改革。在3月25日以前，该区干部对生产不够重视，存在着单纯搞土改的片面观点，自3月25日以后，已基本上扭转了干部思想，明确了土改队又是生产队，大力领导农民进行了生产。在4月15日到4月28日的14天内，基本上停止了五大任务，全力进行种包谷（该区土多田少，种包谷是一个紧张的生产季节）。清理和分配了以往积压的斗争果实，解决了农民在生产中的困难，并号召农民将斗争果实投入生产，仅高溪乡兴隆村即用果实烧了近10万斤石灰。除号召农民撒足够的秧苗外，还在有水田的村，以包干的方法撒了公秧（兴隆村撒了二斗五升公秧），以备秧苗不足时应用，这在正土改区是特别重要的。发动群众解决了缺秧田的问题，在组与组、村与村之间进行了调剂，在个别村还发动群众挑水打秧田。为了争取及时播种，并使包谷种不被枯死，在一些村中发动群众背水点种包谷（仅兴隆村一个组就背了800多背）。在防旱抗旱工作中，打破了农民靠天吃饭的保守思想，兴修了小型水利。 　　在生产中，大多数干部都能深入田间，亲自帮助农民生产，以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了农民的生产热情。 　　还规定了白天除必需的会议外，一般的会议不准召开，以免影响农民的生产，晚上则召开小型会议，宣传土改政策，并结合对不法地主展开小型斗争，但为时不宜太长，以不妨害农民生产为原则。在白天则通过干部帮助农民生产，进一步密切了我们与群众的关系，更多地了解了地主的情况，农民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动。并强调了在插秧前不分配土地，在插秧时暂停土地改革，以大力领导生产。但关键在于克服干部的急躁思想和单纯任务观点，强调是土改队又是生产队，说明土地改革的目的就是发展生产。 　　这样就使生产与五大任务的进行密切地结合起来了。 　　（摘自省委毕节检查组4月18日报告） ## （五）划阶级、没收征收、查田评产、分配方面 　　盘县二区划阶级中的几点体会 　　划阶级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教育群众的工作，因此，只要领导上明确阶级路线，对整个农村群众运动所起的作用就很大，可以解决很多以往没有解决的问题。但在进入划阶级时，必须在打垮敌人和发动群众方面具备了比较成熟的条件，否则不易搞好。应注意： 　　（1）划阶级的工作，要与贯彻五大任务紧紧结合起来，不能截然分开。 　　（2）划好阶级的基本关键，在于全面地、详细地、具体地交代好政策，群众领会子政策之后，要大胆放手的交给群众去做，干部不能包办代替。而划阶级的最好办法是边学边划，不要希望群众一下子就精通。 　　（3）划阶级的时间，以20天左右为好（一般的应有半个月到二十天的时间才不粗糙——县委注），否则就达不到消灭敌人、发动群众的目的，而变成“为阶级而划阶级”。 　　（摘自二区分委会4月17日关于重点试划阶级的总结） 　　划阶级必须结合重点评产 　　兴义县从永安、万屯两乡划阶级中体会到：划阶级必须结合评产（特别是地主有计划的分散了田土的情况下），否则有很多地主可能漏网；另一方面，有些成分（如小土地出租者），不评产量也很难确定。但要在划阶级中完全评实产量是困难的，如用很长时间来评产，则必将放松对地主的斗争，地主会趁机分散财产。因此，在划阶级时必须结合重点评产（主要应评地主的——编者注），一般的应放到征收没收后评，这时提出“产量评不实，田地分不公”，农民易于接受。 　　（摘自孟广涵1952年4月3日在兴义县土改重点乡总结会议上的发言） 　　土改中的没收工作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 　　没收工作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因为这意味着地主阶级的死亡，故他们势必要进行垂死挣扎，因此必须动员广大群众向敌人进行剧烈的斗争。当我们进行没收工作时，一般地主仍尽量隐藏财产，企图多保留一些财物，如黄泥田村地主蒋××和蒋××，开了没收大会后仍隐藏了180份契约不交，经数次追索才拿出来。 　　在没收征收中，还应注意两点：一是及时在农协统一领导下分别查封、登记、保管，严防贪污。一是及时与外村联系，本村出租在外村的，若应没收或征收的，就要赶快通知外村；外村出租在本村的，是否应该没收或征收，应主动询问外村，不能只忙自己，不顾别人，弄得彼此被动。 　　（摘自盘县二区分委会4月4日关于重点村没收工作的总结） 　　先没收后征收，没收要结合反违法斗争 　　兴义县永安、万屯两乡在征收没收前，均以两三天的时间向群众交代了政策，进行了教育，再进一步摸了地主的底。在没收中又向地主算账，并开展了反违法斗争。如万屯乡地主黄x x藏在裤里5万元人民币，当场被搜出并进行了斗争，罚了他50万元，结果低了头，并已缴清罚款。 　　没收后再征收，征收时都采取了与富农、小土地出租者协商的办法，故他们一般满意，无大的反抗行为，征收进行得也顺利。 　　（摘自孟广涵4月3日在兴义县土改重点乡总结会议上的发言） 　　对土改中查田评产的几点意见 　　盘县二区分委4月4日关于查田评产的总结中称： 　　①评产必须结合斗争，因为地主是不愿报实产量的。事实证明，只有在群众猛烈的斗争下，地主的产量才能搞实。 　　②评产时要好好交代政策，注意鼓励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开始时大家是先评产量、后定等级，这样易把因操作好而产量多的评高了，就使一部分劳动者不满。后来我们明确了先定土地等级后评产，按照政务院对常年应产量的规定去评，多产者不加，少产者不减，才解决了勤劳生产者的顾虑。 　　③在查田评产中，我们发现有两种情况的田地最容易隐瞒产量：一是深山中人不常去的；一是田土交错处，如杨旗电村洪田（山名）中的田，产量少报了三分之一（2700挑）。此外，也发现了佃耕报自耕，佃农少报佃耕产量，地主隐瞒出租在外乡的田土，小土地出租者少报，但一般说贫雇农的问题不大。 　　④在评产中，对特殊土地问题（如典当）要及时结合解决，最重要的是如何做好掌握材料的工作。 　　如何做好土改中的分配工作 　　分配工作直接关系到农民在土改中的最后经济利益，其中问题非常复杂，工作也更加艰苦。做好这一工作的基本关键是： 　　一、思想发动。分配工作直接牵扯到村与村、组与组、阶层与阶层、干部与群众、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必须深入细致地进行思想发动，否则即易引起内部的争吵。主要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来领导农民，反复宣传政策并正确执行政策。对农民的教育应包括大公无私、团结互让的集体主义教育（应强调公平合理的教育——编者），爱国增产教育，人民民主专政教育以及爱国主义教育、前途教育等。党的政策是完全符合农民利益并为农民所乐意接受的，只要认真执行，就可以使许多纠纷迎刃而解。要做到这些，又必须首先提高和教育干部，才能使之贯彻到各种工作中去。 　　二、充分发动贫雇农与坚决依靠贫雇农（并团结好中农——编者注）。杨旗屯村在分房子时，由于未能很好交农民讨论，致使贫雇农意见很多，来分到房子的竟抢先搬进去，使工作形成僵局，后经召开分房子户来开会审查研究，才比较合理地、愉快地把房子分下去。 　　三、事前做好准备工作。分配的顺利与否和事前的准备工作有很大关系，如交代政策、打通思想、调拨土地、搞好统计等。倘若在一个地方出了漏洞，就会招致许多麻烦。 　　四、做法必须具体。分配是一个细致的、科学的工作，仅规定出一般原则还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对每一细节都提出具体意见，对各种特殊问题，又要想出各种不同的处理办法，否则一动百动，纠葛丛生。 　　（摘自盘县二区分委会4月20日关于重点村分配工作的总结） ## 目前存在的问题与缺点 ## 一、方针路线的错误与缺点 　　德江：指导思想不明确，在发动群众斗争地主中，偏重于谈判，没扭紧打。在处理分藏财产问题时，县委提出：“检举有功，自报无过，包庇地主者全家耻辱”的口号。在运动中进行三查（查翻身、查地主、查立场），三评（评积极的、一般的、落后的），学习（自带口粮反省），致把斗争锋芒转向农民内部。运动中只依靠少数村干、积极分子，没依靠贫雇阶层。只看到斗争，没看到是什么人斗、斗什么人。直到4月份地书会议后，这种混乱局面才开始扭转。 　　（摘自省委德江检查组4月15日的报告） 　　罗甸：部分村搞了“自报”运动，出现了很大偏差。地主把分散财产供认后，也不问确实与否，便盲目地去强迫农民，有的甚至叫农民去与地主对证。这样不但追不出，相反会增加地主和农民的联系。如五区八茂一村地主黄××把一部分大洋分散中农王××家，苗××承认后，叫中农王××去对证，头一两次承认了两个金戒指，黄××即对王××说：“群众斗争我，我坚决不说，我不愿叫外人得了，你如说出你就得不到”，第三次对证时，黄××坚不承认，经分化其家属，他儿子说出一口袋大洋，又去把中农王××叫来对证，王××当时承认，回到家后又不承认了，工作组干部便叫民兵把他关起来。 　　（摘自罗甸县委1952年4月的报告） 　　婺川县大路乡：该乡执行以清匪反霸为主流的方针不对头。把以清匪反霸为主流，搞成单纯清匪、清枪，清匪又清起匪众来，清枪连群众的刀、矛一齐清。运动中阶级路线不明确，如八村富裕中农万××，去年被农会封了80石谷，捐献时强迫他捐了46万元，这次又说他有枪，逼得他跳崖自杀（未遂）；而对匪首恶霸的斗争却放在一边，造成群众很多顾虑。过去混乱的阶级阵营未澄清，又扭到内部搞起来。 　　（摘自省委婺川检查组4月11日报告） 　　思南县和睦乡：在清匪的方式上，大部分是采取“以匪清匪”的办法，故群众对匪的认识不深。并规定自新匪每3天向乡汇报一次，这样便发生了诬陷好农民的情形，如十二村一中农因反映王xx是匪而被划成富农开除农会，因此造成群众不安。 　　（摘自省委思南检查组5月11日报告） 　　大定县：在斗争地主中存在着单纯经济观点，如县里不研究政策，区里光要果实、枪弹数字和参加斗争的人数、斗争次数，不总结经验、分析情况。对清匪反霸的方针未很好贯彻。从这次4月10日会门暴动看，很多匪霸该关的未关，如茶园村恶霸卢××、王××（又系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及惯匪王××等，果瓦村恶霸安××、毛××及惯匪李××、王××等，他们都是“神兵”的主要领导人。对匪众却普遍进行了悔过并令他们“戴罪立功”，如李××悔过后，家中200斤粮则由农会保存，随吃随领。在追果实中逼死了1个少数民族，薛××（区书）说：“清匪、清枪、清果实，不能保险不逼死人”。 　　（摘自省委大定检查组5月11日的报告） 　　关岭县：岗坞乡乐谢村规定：不论什么成分，把除吃的以外的粮食一律交农会管理。坡蝉乡八村朱××因为斗争了地主、退了帮工粮，他在开荒烧火时地主追着打他，全寨人都替地主签名盖章把朱××赶出寨子。 　　（摘自省委关岭检查组1952年4月22日的报告） 　　婺川大路乡八村：去年3月有少数不纯分子活动农民为地主凑罚金（干部批准的）。该村20多个农民均未分到果实。 　　（摘自省委婺川检查组4月11日的报告） 　　关岭县：关索镇大山村农会领导权为坏分子所掌握，不斗地主斗农民。贫农潘××、潘××因斗争地主时斗出了果实，武装委员便动员群众说：“他们斗得出地主的果实，一定隐藏有地主的东西”，结果把潘××家搜了两次，还说要斗潘××。不斗地主而斗内部的情况很严重，如贫农潘××、中农潘××说地主潘××有枪支弹药未交，原主席潘××及潘××等就威胁他们说：“你们乱说，给工作同志听到了，追不出枪来要你们赔。”还要他们二人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罚灯油5斤（只交了1斤），还令潘××保证以后再不乱反映。雇农伍××因斗了地主，被他们当场撤了主席的职务，还跪了半天，并要伍××向群众磕头认错。 　　关岭郭溪村帮工陈××报出地主200元小洋，不纯村干不追小洋，反追地主收买陈××的12斤盐巴，结果地主倒没交出东西，却斗出帮工的12斤盐巴来。乐运乡乐谢村村干不纯，纵容地主、诬陷农民，如贫农罗××去退地主王××的帮工时，地主说罗估奸其妹子，村干就罚他100斤酒，罗不承认，地主便将他捆送乡公所，经调查后知道是假的，才放了，但未组织斗地主，农民不满。 　　（摘自省委关岭检查组4月22日的报告） 　　德江煎茶乡第六村：贫农简××因斗了地主郎××，村干说：“你这么落后还敢斗地主！”，罚他戴尖尖帽鸣锣游村，还要他代地主成分的军属和开会的村干代耕，害得他自己的田土只好在晚上耕作。 　　（摘自省委德江检查组5月4日的报告） 　　普安县盘水镇十四村：地主、匪首假装积极，打入农协内部，夺取主要职位，不许农民反映地主情况。如曹××因反映地主尹××的情况，而被孙××（匪首，当时之村长）殴打，还叫她戴尖尖帽，并向地主叩头赔礼。 　　（摘自省委普安检查组4月25日的报告） ## 二、执行政策的偏向与错误 　　（一）不发动群众斗理斗法，违反政策 　　大定：斗争地主来很好的发动群众、运用政策，只是硬斗一气。果瓦村的一般地主已斗过40至50次，最多的（如陈××）已斗争过187次。 　　（摘自省委大定检查组4月25日的报告） 　　毕节三区：田坝乡阴底村在今年4月间在干部亲自策划下，以11个农民斗争10个地主和1个雇农，叫9个地主跪板凳上，两手各举一砖，将一地主的衣服剥光，叫他跪在地上，背上背一大石头。 　　（摘自省委毕节检查组4月24日报告） 　　黎平县：因掌握政策不严格，缺乏斗争策略，已发现有地主自杀、逃跑和破坏的现象。全县已有20个地主自杀、8个地主逃跑中潮乡一村发生了暗杀积极分子，鳌市六村发生了放火事件，德顺乡死了6个地主，肖屯发生过地主夺工作同志的枪的事件。 　　（摘自黎平县委3月30日的报告） 　　毕节三区：每村都发生吊打现象（有轻重之分），且刑罚很多，据统计有：吊、打、捆绑、薅胡手、“猴子搬桩”、“打油”、“筛糠”、跪板凳、背菩萨、背石头、扯耳朵、搓火麻、跪石子、“坐飞机”、饿、泡水塘、背凳子、火钳夹手指甲、“点天灯”、“敲核桃”等，斗争一度形成僵局，使地主更加顽抗（地主自杀的有14人）。有的不斗争地主家庭的主要成员，而斗争妇女、小孩（即所谓“整幺儿”），有的同志认为这是打中要害。打人的现象尚未彻底纠正，少数领导同志也亲自打，他们认为这是“立场稳”。 　　（摘自省委毕节检查组4月24员的报告） 　　（二）严重地侵犯了中农的利益，甚至贫农利益，造成农民内部的极大恐慌，使敌人有空可钻 　　毕节三区西方村：地主大量分散财产，但干部却将斗争锋芒转向内部，捆绑吊打了贫农张××、徐××等，还拿走了徐××的7升黄豆及徐××的7升白米。 　　（（摘自省委毕节检查组4月24日的报告）） 　　思南震武乡十二村：过去村干吊打压制贫雇，对贫雇曾用过14种刑罚，因此群众有顾虑，不敢讲话，不敢诉苦，不敢反映情况，怕被打、被罚及怕被喊为“坏蛋”、“狗腿”、“反革命”等，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沿河黑獭乡一个贫农说：“我八年前帮过人还算是坏蛋吗？”（这个乡过去多叫雇农为“狗腿”、“坏蛋”）。 　　（摘自铜仁地委4月10日的报告） 　　思南县：在废债问题上，地主的债早被抽回，没有废掉，但农民的债却废了一些，如三村一中农借给贫农的52元也被废掉了。 　　（摘自省委思南检查组报告） 　　黎平县：德凤乡一部分村不要农民参加开会，十二村吊打了中农。有的村向农民追地主分散的东西时，像对待地主一样，因此有3个农民被迫自杀。 　　（摘自黎平县委3月3日的报告） 　　（三）在退帮工帮粮中，有的干部没有掌握好政策，惯匪、游民趁机窃取斗争果实，地主阶级借此分散财产 　　毕节三区高溪乡乐雄村：贫农徐××从4岁到16岁都帮地主赵××，但帮工一点都未退到，工作同志说：“政策上规定的耍在重8岁以上才算帮工，17岁以下的不算。” 　　（摘自省委毕节检查组1952年5月7日的报告） 　　大定县：十二区对下面指示说：“每年零工短工不到120个工者不退”。因此，如果瓦村贫农郭××每年都无偿帮地主王××零工（主要劳动）三四十个，共帮了19年，就未退到。 　　（摘自省委大定检查组4月24日的报告） 　　德江：煎茶乡一村惯匪王××（又系袍哥红旗管事）退得现粮1280斤，是以“抓兵耽搁了活路”和“欠我大烟钱”为理由来退的。如他在解放前曾因抓地主文××的兵（文××系中地主，当时与伪乡长××闹翻了，故要拉他），到文家吃了酒肉，于是就去抓另一个中农张××去顶替，而王××说是去抓他的兵时耽搁了一场活路，应算三斗五升米，地 　　主文××很快就全数退给了他。他又到地主黎××处退大烟账，一下子就退了8斗包谷。地主万××（伪联保主任，前划为中农，任农会文书），借口七年前卖田给地主黎××时未交清钱（其实早已交清），要了一石二斗包谷（折合960斤）。 　　（摘自省委德江检查组5月4日报告） 　　德江：煎茶乡十村地主陶××退给其帮工黄xx30挑田，抵两年的工资。地主苏××应退张××一石二斗的工资，便用15挑土来抵。一村地主黄××叫他豢养之惯匪刘××（已判刑）之子从永兴镇来退帮工帮粮，拉走了一对马和一包衣服扣钱。九村陶××（地主）一次即退了2000斤大米给他豢养的惯匪（实际上是叫他代为保存）。 　　（摘自省委德江检查组5月4日的报告） 　　思南：和睦乡退帮工帮粮时大部是用木器抵偿，甚至有以大粪来抵帮工帮粮的。 　　（摘自省委思南检查组5月11日的报告） 　　（四）划阶级、报评产量不按政策办事 　　毕节：三区西方村贯彻五大任务中明确地主成分时，未经群众讨论和领导上慎重审查，而只由村千在大会上宣布一下就算了，现已发现3户可能不是地主。 　　（摘自省委毕节检查组5月7日的报告） 　　关岭：坞岗乡1842户中只划出13户地主，占总户数的0.7%；良田乡1089户中只划了8户地主，占总户数的0.7%。 　　（摘自省委关岭检查组4月20日的报告） 　　德江：煎茶乡不按政务院颁布的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办事，把佃农也划成一个阶层，贫农与雇农不分。 　　（摘自省委德江检查组3月27日的报告） 　　普安：盘水镇4月初全镇划阶级时，一般已出二榜，当即紧接转入查田评产，方式是以会议报评为主，结合重点临田勘察，进行时大部分忽略了结合斗争地主，普遍形成“只报不评”，报多少算多少，结果搞得不实在。如十四村查评后每人平均数仅为350斤，经在重点检查后，一个组即增加了1万多斤，一户中农即瞒产1700斤。又如九村地主戴××之妻将田产分散给农民，将23000斤的田产报成1300多斤，并操纵两个组的农民开会商量集体隐瞒。在城里劳北街普遍出现本人自报后大家说报高了，故意拉低。评查不实的半数以上的村子每人平均数不到400斤，甚至还有平均每人200多斤的（七村）。但并来及时引起该镇领导注意，直至在分配开始才发觉，使部分村不能分配。 　　（摘自省委普安检查组5月6日的报告） 　　（五）分配果实宁，村干及不纯分子多占，贫雇农只分到些破烂东西，且为数极少。 　　石阡：五德乡七村贫农邱××从反霸到现在，只分得一件破得一条条像绳子一样的衣服及一双小孩鞋子、10个碗（折合120斤米）；组织委员是个中农，反而得了100斤米。 　　（摘自铜仁地委4月10日的报告） 　　沿河：黑水乡龙塘村贫农魏××有两个小孩身上无衣，床上无被，三次分果实都未分到，最后一次等了一天，经自己要求主席后，才给了一件破衣服。有户贫农只分了一捆笋壳壳，而一户中农却分了一包银子。 　　（摘自铜仁地委4月10日的报告） ## 三、干部问题 　　边沿区干部少而弱，领会政策精神差，成分复杂，一部分匪首、恶霸等反革命分子混入革命队伍；一部分地主阶级出身的干部的阶级立场、观点、作风根本未得到改造，在工作上发生很多问题。 　　威宁：六区区长李××（共产党员，已逮捕法办）乱搞女人，从去年到现在的一年半时间内，共奸淫了17个青年妇女。如把地主卢××的丫鬟小琵琶肚子搞大了，生下小孩后，李××给了她20万元，并把她赶到八区去住，又逼她整死小孩。在去年带领民兵去打匪到卢××家，卢妻叶××就准备了酒菜陪着李吃，李就忘却了任务，竟和她相对痛饮，叫区公所的一个同志带着民兵去，结果由于缺乏指挥经验，民兵伤亡了12人，造成群众的惨重的损失。 　　（摘自省委毕节检查组4月30日的报告） 　　德江：三区区干牟××曾打死过解放军11人，得枪3支、马1匹、盐巴1石，并接受了地主杨××贿赂的大洋200元。 　　（摘自省委德江检查组5月6日的报告） 　　毕节：三区高溪乡沙坝村工作组组长尹××（毕节人，其父为恶霸地主，已处决），因为追果实吊打了很多农民，仅据该村村公所所在地一个组的统计，他就亲手吊打了7个农民，其中打死了吴××的农民一名，打残废了周××的母亲等2人，群众都说尹是“小石头”，说他“是来向贫雇农报仇的”。 　　（摘自省委毕节检查组4月22日的报告） 　　婺川：全县17个乡长中，被撤职查办者12个，其中分水乡乡长是隐藏了32条枪的匪大队长。 　　（摘自省委婺川检查组4月11日的报告） 　　德江：煎茶乡一村区干王××与恶霸地主马××的老婆认家门，并接受了马××的一只金鸭子，故马××一直被划为中农。 　　（摘自省委德江检查组5月6日的报告） 　　威宁：六区贫农许××（女）说地主陆××有2支枪，结果清不出来，区干部刘××就主持开了一个有富农、地主参加的斗争大会，并说：“干人造谣就要斗争。”地主也向贫农提了意见，妇女委员打了许两拳，邵××的母亲并用竹片挑大粪往许的嘴里抹，并说：“干人造谣，就要用大粪抹嘴。”使群众不敢提意见。 　　（摘自省委威宁检查组4月2日的报告） 　　毕节：高溪乡锅座村农民顾××等5人，在本年3月底因追地主、匪首恶霸陈××的赃物，到田坝乡治中村时，该村工作同志不问是非黑白，就将这五个农民捆吊起来，以致周××的手被铐断了，顾××的大腿受了伤。转来报告三区区长周××时，周区长仍置之不理。 　　（摘自省委毕节检查组4月23日的报告） 　　关岭：关索镇大山村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很严重，开口就骂群众。如过去这里一个干部陈××认为骂人还不过瘾，还要打人。群众反映说：“国民党时你们凶，共产党来了还是你们凶，老百姓总是受气。”又如干部董××还帮助地主搞假土改，把地主的田拿出来退帮工帮粮，群众不要，还骂群众说：“你想不想翻身？共产党不来还能得到田地吗？” 　　（摘自省委关岭检查组4月24 日的报告） 　　兴义：三区有个村的工作组组长（女）在斗争会上斗不倒地主，于是就以请地主女儿吃饭、握手、允许为其介绍工作等办法，幻想“动员”地主交出东西来（已将其撤职反省）。 　　（摘自兴仁地委4月10日的报告） 　　毕节：三区杨柳村工作组用匪首周××、刘××、李××、张××等当村干，他们贪污了20万元，大烟166两、包谷8斗，在3月12日分果实时还给富农吴××等二人包谷3斗，而贫农周××等39人没有分得。工作同志说：“杨柳村除了这几个人（指这几个坏分子）外，再没有好的贫雇农当村干了。” 　　（摘自省委毕节检查组5月1日的报告） 　　毕节：三区高溪乡西方村第七组农民代表翟××因没有积极的表现，工作组组长王××在本年3月初令他在大会上罚跪示众，第二次又以同样的理由给予用绳子捆吊起来的处分。有些农民因开会迟到了被罚跪，有一次在一个自然村就跪了30多名。 　　（摘自省委毕节检查组4月2日的报告） 　　兴义：有的干部说：“土改八项纪律中有一条是不能乱打，因此吊打只要不乱就行了。”有的说：“吊打是可以的，只要不打死就行了。”有的说：“开斗争会不打时群众情绪不高，一打后群众就喊口号、唱歌子，情绪就马上高涨起来了。”有的说：“反正不吊打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新场一村在斗争地主前扎了一草人演习打，干部打人时某些领导干部在场不但不设法制止，反而纵容。 　　（摘自孟××3月13日在兴义土改重点乡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关岭：新场乡七村工作组组长袁××、王××布置工作后，不下去检查，但怕人家说他不深入，于是就到山坡上去睡觉。早上不起床，做好饭还得请他，甚至还得要送达他前面去。 　　（摘自省委关岭检查组4月份报告） 　　来源：贵州省档案馆编《黔地新生——解放初期贵州土地改革档案文献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