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大学思想改造运动综述

　　<中共复旦大学党委>

## 第一部分：思想改造运动前学校存在的问题

　　复旦大学在解放前有“民主堡垒”之称，当时校内有共产党员200余人，有民主教授张志让、陈望道、潘震亚、钱崇澍、张明养、卢于道、周谷城、周予同、章靳以、邱汉生、胡曲园等多人，学生在政治上基本倾向于我党，在反美扶日、反内战、反饥饿等爱国民主运动中，起了进步的作用。但在当时，以章益为首的C.C.系反动势力也很嚣张，并且有托匪在校内活动。因此，进步力量与反动势力斗争相当尖锐。在解放后，经过近3年来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群众政治觉悟逐步提高，学生中有青年团员695人，占全体学生31％。但因大批党员调出学校，党支部力量薄弱，在教师中很少党员骨干，学校行政由校务委员会主持。彻底改革旧教育的基本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第一，学校缺乏坚强的政治领导，校政方面由民主教授陈望道、周谷城、胡曲园等负责，3人互不团结，不能担当改革教育的任务。主要原因是校内党支部力量薄弱，不能起核心领导作用，特别是对教师的政治工作比较差，有放任自流现象。例如在思想改造运动前，教师中进步分子只占27％弱，中间分子占43％强，落后分子占26％弱，少数反动分子（占4％强）仍在校内散布反动思想毒素。在全校师生员工中存在着的历史问题、政治问题则根本没有清理，例如国民党委任的校长章益，于1951年才调出学习。曾任国民党皖南行政督察专员兼少将保安副司令及中央银行昆明分行经理的厉德寅，混入校内任统计系教授。所以，在学校进行思想改造与组织清理以前，派系纠纷、各自为政的现象，严重地妨害了学校行政的统一与全校师生员工的团结一致。

　　第二，学校内部思想混乱现象极为严重，特别是教师的资产阶级思想普遍的严重。例如师生员工中身兼资本家、经理及私营厂商的顾问、技师有78人，他们与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教师中依靠兼课增加收入的，胡乱发表著作博得名利双收的也不在少数。在教师中最普遍、最突出的思想是自高自大。在职员工友中存在着严重的雇佣观点。在学生中较普遍地存在着名位思想与享乐至上的思想。自然，在一部分落后的和个别反动的分子中还存在着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

　　在不同院系中，又有比较突出的错误思想，如文学院以名位思想较为突出，财经学院中的唯利是图的思想最为普遍，法学院中以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思想比较严重，理学院以技术至上不问政治的观点为最严重，农学院以“小康思想”（即发展资本主义农场的思想）为较严重。这对青年学生散布了恶劣的影响。

　　第三，教学工作中散布着资产阶级腐朽的教育思想：（一）在课堂宣传崇美欧化的奴化思想，如化学系教授赵廷炳对学生说：“好好写论文，介绍到美国杂志去，好成名。”外文系教授张云谷对学生说：“在美国只要你有本事就可以向资本家谋职。”（二）散布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五毒思想，如企管系教授沈筱宋讲折旧方法时，介绍用秘密公积金隐瞒资本的伎俩，银行专修科教授对学生说：“你们将来可以做银行经理。”（三）散布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如理学院教授王恒守对学生说：“只要发明一点东西，就可以一辈子不愁穷了。”（四）宣传轻视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观点，如茶专教授陈椽在“茶叶管理”讲义中说：“工人有偷懒的本性。”（五）滥用陈腐的旧教材，如文学院教授赵景深用30年前厨川白村的“近代文学十讲”作教材，讲“短篇小说结构”用他在1932年作的“小说原理”。

　　在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支配下，直接受危害的是青年学生，他们从教师得到的是不切实际的陈腐教材，是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因而在学生中沾染了“名利思想”和“享乐腐化思想”。

　　综上所述，可知复旦大学在思想改造前所存在的问题甚多，亟待整理与改造。

## 第二部分：思想改造运动的发展过程

　　复旦大学是华东学委会开展思想改造运动的实验重点之一，自1952年2月建立校党委会着手准备工作开始，自2月22日开始开展“三反”运动，至3月底止，4月初进入思想批判阶段，6月份并结合批判反动思想进行组织清理工作，至7月底全部学习正式结束。整个运动发展过程综述如下：

## （甲）组织建设与思想动员工作

　　2月初，建立了复旦大学校党委会的领导机构，这个时期主要是进行准备工作，如训练干部学习政策，编成工作组，并开始对校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培养积极分子，做好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

　　1、在校党委会领导下配备学习委员会办公室和各院工作组的干部，为开展学习运动做好基本的组织准备。

　　2、在校党委会领导下，首先着重调查研究，成立材料组，搜集教师和职员的言论著作及学生对教师的反映，调查教师和职员的历史材料及解放后的政治表现，将各项材料详细核对，按政治认识、思想水平、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划分各种类型，做到领导上心中有数。

　　3、初期的思想工作，着重在党团员与群众中进行政策教育，在1月16日组织教师听饶漱石主席“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作为初步启发学习的基础，并于2月1日至10日派教师代表20余人参加华东高教界学习会议，教务长周谷城等在会议上作了初步检讨，并接受舒同主任指示的开展“三反”运动学习的任务方针和步骤。以此作为开展思想改造运动的思想准备。

## （乙）开展“三反”运动

　　复旦大学的“三反”运动，根据校内情况，“三反”以反贪污为中心，反贪污以职员为重点，对教授是采取“杀鸡给猴子看”的办法，并对整个精神讲，与各机关不同，是掌握以思想改造为主的方针，及时转入思想批判。

　　当时校内的思想情况：教师认为“三反”是应该的，但复旦大学以文、理、法学院为主，是“清水衙门”，“无污可贪，无费可浪”， “又不做官，故无官僚主义可反”。职员认为“思想改造是教师的事”，或者认为“过去已经反过”，党团员认为应该进行“三反”，但不知如何反法。

　　根据以上情况，校党委会布置了4项工作：（一）2月22日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以反贪污为中心，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动员。此后，并又分别召集党支部和青年团及参加过土地改革与政治研究院学习的活动分子、各民主党派、烈军属、家庭妇联等各种动员会。此外组织党的宣传网，除口头宣传外，并用黑板报、油印报、标语、广播等方式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宣传活动。（二）发动群众，组织了60余人进行查帐、排队工作。（三）3月3日建立“三反”运动指挥部，下设内勤、外勤、接待、政治工作等组及两个突击队（下分6个小队）。（四）重点研究一部分贪污分子的材料，选择3个对象作为突破的典型。

　　在初步动员酝酿成熟，群众发动起来，检举贪污的材料已初步掌握时，即于3月5日召开“指名限期坦白大会”，由李正文同志批判了对“三反”的错误态度，揭发贪污分子行为，宣布3个贪污分子指名限期交代，并选择4个在大会上坦白的宣布释放。大会后两天内即收到检举信326封，教授毛宗良等即自动交代。

　　3月12日，召开坦白检举大会，因事先准备充分，自动坦白的有33人（其中有教师8人，职员23人，工友2人），在会议上对坦白彻底检举有功和保证退赃的当场“解放”，对坦白不彻底的令其继续交代，对坚决不坦白的分子则加强斗争并当场攻下。在此胜利形势下，群众情绪高涨，“打虎”队在一周内“打虎”50条之多。

　　3月19日，由李正文同志传达中央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办法，又在3月26日召开“围剿大会”，除“解放”一批小贪污分子外，继续围剿大贪污分子，并使围剿与退赃相结合，当场收到检举信2741封，坦白贪污千万元以上的9人，百万元至千万元的18人，当场退赃有黄金64两及其他物资，写退赃保证书的有242封，此后在教职员中进行个人“三反”学习小结，组织参观“三反”斗争展览会，并陆续进行“三反”定案工作。

　　通过“三反”运动发动了全校的群众，并在反贪污斗争中锻炼和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认识到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如教授刘咸说：“一个大会胜读十年书。”周谷城说：“反贪污成绩这样大，简直是原来想像不到的”李锐夫说：“共产党真伟大，党委都是打虎专家。”

　　因此，“三反”运动的胜利，为转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准备了有利的基础。

## （丙）批判资产阶级思想

　　在“三反”斗争转入思想批判时，积极分子普遍存在着打虎情绪，以致使第四、五类教师甚至部分第三类的教师都有对抗情绪，认为积极分子与他们为难，不能过关，如外文系伍蠡甫、新闻系赵敏恒说：“我检讨得再好，你们也不会叫我过关。”法律系主任陈文彬怀疑组织上不信任他，他说：“脱不了回家种地去。”

　　为了说明思想改造的方针政策，陈毅市长和舒同主任于3月31日在复旦大学作报告，说明思想改造以“争取团结教育改造”为方针，思想批判的目的是“与人为善，治病救人”，思想批判以“启发自觉”“不追不逼”的方式进行。经过报告后，大部分教授都能解除思想顾虑，很平稳地转入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

　　1、首先通过民主评选小组长，在小组内初步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大部分教师都能体会“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积极意义，分别利用互助、漫谈、边想边写等方式，逐步深入检查自己和帮助别人。

　　2、为了打破一般教师不愿暴露自己的顾虑，领导上有意识地培养了4个有代表性的典型示范检讨:刘大杰的“投机取巧”，刘咸的“唯利是图”，陈恩凤的“宗派主义”，周达云的“崇美奴化思想”。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作示范报告，对全体师生员工的启发作用很大。

　　3、自4月20日起，正式进入小组讨论，学生除派代表参加小组会之外，主要是用书面提出意见，帮助教师检讨。除小组互助外，领导上对一、二、三类教师加强会外帮助，俟酝酿成熟，检讨已达到可以通过时，然后在小组会上报告，争取一次或两次即“过关”，以免检讨次数过多易伤感情，如教授陈子展脾气很坏，别人一提意见他就和人吵架，学生代表去帮助他检讨，他和人拍桌子。学委会便动员他的妻子对他帮助，后来陈子展能够虚心检讨，在小组会上“过关”了。至5月初，一、二、三类教师在小组会上“过关”的已占教师的半数以上。

## （丁）批判反动思想并结合进行组织清理

　　5月中旬至6月底，思想批判进入后期。这时第一、二、三类教师已大部过关，尚有第四、五类在小组会上未通过，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思想批判与组织清理结合进行，亦即一个阶段两个步骤，不另列一个阶段，决定从批判反动思想着手。5月20日召开“全校思想批判大会”，批判厉德寅个人历史上反动行为所表现的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在思想批判大会后，对落后分子震动很大，如赵敏恒说他的问题比厉德寅还严重，看到政府这样宽大，他要自动交代。此后，决定对各种不同类型，采取院、系师生大会分别进行思想批判，法学院召开师生大会批判经济系教授夏炎德的反苏反共思想，此后贸易系杨勉之，合作系陈仲明，经济系董间樵，会计系雍家源，新闻系赵敏恒，社会系毛起鵕，外文系伍蠡甫、昌效鲁，生物系陆景一，化学系蒋宗钰，农化系周维、王泽贵，茶专庄晚芳等均在系师生大会上进行了思想批判。前后共计召开了约20次师生大会，批判反动思想。

　　同时，通过王仙舟等人交代反动政治组织问题的典型示范报告，引导有政治问题历史问题的人自觉交代，使思想批判与组织清理紧密结合，除了法律系讲师曾昭庆因曾当伪法官杀过4个共产党员，畏罪自杀身死外，至7月底，全校师生员工的组织清理工作基本结束。

　　在7月29日全校师生员工代表会议上，李正文同志作了“思想改造运动的总结”报告，正式结束思想改造运动，并进入建设工作的新阶段。

## 第三部分：思想改造运动的主要收获和缺点

　　经过5个月的学习，复旦的思想改造运动获得了显著的成绩，主要有下列几点：

　　（一）彻底揭发了贪污浪费现象，暴露了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在“三反”运动中揭露的贪污浪费事实证明，在学校行政各部门，如建筑、水电、膳食、采购、出纳，甚至在收发、工会、医务等单位，均有贪污现象；贪污情节最恶劣的是贪污抗美援朝捐款、工会会费和学生汇款。如图书馆主任在解放前后利用开双发票、偷书转卖等方式，贪污购书款2200余万元，另如医务组主任，曾利用职权，贪污医药费1700万元。在教师中的贪污现象也比较严重，在283个教师中，交代贪污行为的有52人。据统计，参加“三反”的全校师生员工2635人中，就有1248人暴露和批判了自己的贪污、揩油行为，其中建国以后贪污的有73人（教师9，职员41，工友23），交出赃款1亿6300余万元。

　　复旦的浪费现象同样也是相当严重的，如在化学系就有本系根本用不到的仪器33种，农学院也积压了一些不适于农学院使用的大变压器、直流安培表等仪器多种。生物系为了照顾某一教授的情绪，已有的两具温箱不用，反而再化3900万元去买一具复式温箱。

　　（二）普遍地批判了各种类型的资产阶级思想，一般划清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有一部分人暴露和批判了自己是“亦教亦商”，本身为资本家，或有放高利贷、作掮客等剥削行为。如茶专教授庄晚芳，即是集祥茶庄的经理。农艺系教授蒋震同则经常作掮客，买卖纸烟，并代表他的父亲出席纱厂董事会议。曾任银行经理的企管系主任沈筱宋，在解放后还帮助资本家造假帐、行贿。全校统计有78人是资本家或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经过学习，这些人大都认识到这种剥削行为是可耻的，因而纷纷退出私营工商企业中的股份。同时，在这次学习中也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堕落腐化思想，法律系教授施霖（律师出身），过去经常出入舞场 ，拉女学生跳舞。新闻系教授赵敏恒过去曾经长期包着舞女、歌女。在学习中，这些堕落腐化行为也都得到了严肃的批判。

　　在这次学习中，还比较普遍地批判了自高自大与超阶级超政治的技术至上观点，如化学系教授赵廷炳批判了过去的狂妄自大，如他过去曾说：“近代分析化学专家全世界只有两家半，一家在美国，一家是我，半家在苏联。”数理系教授李锐夫则批判了自己的不问政治倾向，如他过去曾说：“我有技术，在国内没饭吃，国外也可以找到工作。”批判后均表示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此外，在各个院系中，还批判了宗派主义、消极颓废等各种错误思想，如中文系教授赵宋庆，是一个典型的“名士派”，常年不理发，一件袍子穿12年不洗。农艺系教授曹诚英一向悲观消极，曾数度自杀，并曾去峨嵋山做尼姑。经过思想批判，赵宋庆在作风上有了转变，开始注意整洁，曹诚英也克服了悲观思想，感激党对她的挽救。

　　（三）彻底批判了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反动思想影响，划清了敌我界限。在思想批判后期，曾选择重点，彻底批判了反苏反共反人民、崇美奴化等封建、买办、法西斯的思想。复旦有一部分教师曾长期任职于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或有着严重的反苏反共思想和行为。经济系教授夏炎德在1946年领导过重庆的反苏大游行，被推为反苏宣言起草人之一，又在他主编的“新政论”第二期上刊出“反苏特辑”。解放后，他虽然参加了民主建国会，但仍不肯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而且在寄给志愿军的慰问袋中竟装入臭袜子和纸杯。新闻系教授赵敏恒曾在英帝国主义的通讯机构“路透社”工作20余年，曾任上海“新闻报”的总编辑，长期为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服务，进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宣传活动，如在1948年国民党反动派镇压申新九厂工人的反蒋斗争时，赵敏恒以“危害治安，格杀勿论”的大标题发表了国民党警备司令宣铁吾的谈话。1949年解放前夕，他又参加了潘匪公展等反动分子组织的“上海自救救国行动委员会”。他曾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好新闻，风流案与谋杀案，如果两件结合起来，风流谋杀案，那是天下第一等的好新闻。”法律系教授林同济，曾主编过大公报的“战国策”，宣传法西斯的唯武器论。农艺系主任陈恩凤曾说：“希特勒有办法，德国人有秩序、聪明，军队是世界第一。”体育部代理主任周达云认为过去自己只羡慕美国人，只知道美国的“伟大人物”，而不知道中国的历史人物。在这次学习中，对于这些反动思想行为都进行了彻底的揭发和批判。这些教师也在别人的帮助上，打破顾虑，交代和批判了自己的反动思想行为，并表示努力改造自己。如赵敏恒在自己的检讨报告中说：“我过去一贯与人民为敌，这是一条死路，共产党把我从罪恶死亡的道路上挽救出来，使我能有机会改造自己，重新做人。”夏炎德经过法学院师生思想批判大会的帮助，获得通过之后，经常现身说法，帮助其他尚未过关的四、五类教师。

　　（四）在提高政治自觉的基础上，有政治问题历史问题的人普遍进行了自觉交代。全校统计，在参加学习的师生员工2635人中，暴露出自己有反动政治问题者有757人，占全校总人数的28％强。在参加学习的287个教师中，交代政治问题者有167人（其中交代严重政治问题者39人，交代一般政治问题者128人），占教师总人数的58％强。同时，在思想批判结束时共交出反动奖章、勋章23枚（蒋介石发的），反动证件100件，反动文件31件，武器61件。此外，全校有399人交代了912件隐瞒学历、年龄、姓名、成份、出身等事实，并检举校内外反动党团分子线索198件。

　　（五）在思想改造后出现了新气象。经过思想改造运动，政治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在师生员工中，涌现出了大批积极分子。过去不少人对党和人民政府采取怀疑、观望态度，现在则衷心感激党对他们的教育和改造，如中文系教授刘大杰说：“以后真是要拼命地死干，才对得起党，对得起毛主席。”数理系教授李锐夫也说：“共产党是永远不会衰老和失败的党，因为他有批评与自我批判的武器。”大批进步的师生员工团结在党的周围，争取入党入团，思想批判结束前后，即有196人申请入党（教师21，学生166，职员5，工友4），正式申请入团的也有276人（教师1，学生270，职员4，工友1）之多。

　　在工作、学习态度方面也有了很大改进。过去不少教师对教学不负责任，课前不能充分准备，上课则往往插科打诨，或则迟到早退。现在课前都能做到充分准备，有的教授甚至准备到深夜二时。农艺系教授曹诚英因身体不好，就提前到校，以便休息之后，更有精神上课。学生们在学习上过去一向比较散漫，现在都比较认真了，旷课现象已基本上肃清。职员工友也由于在学习中批判了雇佣观点，而加强了工作责任心。

　　在团结方面，过去有不少系科的教师互不团结，由于在学习中批判了宗派主义观点，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初步纠正了这一现象。如理学院院长卢于道过去曾对生物系主任张孟闻说：“你是我最凶恶的敌人。”农艺系主任陈恩凤与园艺系主任毛宗良为争经费常年不讲话。中文系教授方令孺与陈子展过去时常互相向学生说对方反动，现在也都作了检讨，解除成见，基本上达到了团结。

　　总起来讲，复旦的思想改造运动是健全的，是有显著成绩的，但也还存在着一些缺点：第一，在整个运动中，由于麻痹松懈，曾有助教夏福齐、讲师曾昭庆2人畏罪自杀；第二，个别进步教师因在小组会上未能得到顺利通过，以致有伤感情的现象；第三，某些嫌疑分子的政治问题未能彻底搞清，组织清理工作还不能说是十分彻底。

## 第四部分：思想改造运动的基本经验教训

　　（一）从“三反”入手打击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既能结合社会上“三反”“五反”运动高潮，广泛发动群众，又能揭露资产阶级思想最丑恶的一面，用最生动最现实的内容提高群众政治觉悟。但在学校开展“三反”运动又与一般社会上的“三反”“五反”运动有其不同的特点，必须掌握以思想改造为主的方针，对师生员工各种对象要执行政策分别对待，以便划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思想界限，并进一步展开思想批判。

　　当时校内的具体情况：第一，全校教师中90％以上出身于地主和资产阶级，师生员工中身为资本家或兼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有78人之多，又以贪污现象最为突出；第二，学校负责人为民主教授，从反官僚主义入手不能带头检讨，容易陷于僵局。因此，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三反”以反贪污为重点，反贪污以职员为重点，先从重点突破，然后全面开展。由于当时“三反”“五反”运动是一切工作的中心，思想改造从“三反”入手，很顺利地发动了群众。也由于掌握了学校的实际情况，从重点突破，提高了群众的觉悟。所以这个工作计划是完全成功的。

　　在重点突破以后，扩大到全面展开检举运动的时候，教师的贪污行为自然就联带暴露出来，如在大会上教师坦白了8人，拉下“清高”的架子，打下自高自大的气焰。主要的关键在于掌握以思想改造为主的方针，对教师有一般贪污行为的作为思想问题处理，把反贪污斗争提高到反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这一关键掌握得准，就可以提高群众思想认识水平，划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为转入思想批判准备好有利条件。

　　（二）思想改造运动必须使党的领导与群众结合，依靠群众力量推动运动向前发展，一方面领导上要进行调查研究、分类排队，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发展进步力量，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孤立斗争对象（“三反”中的大贪污犯和思想批判中的反动分子），另方面要善于放手发动群众，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使领导方针变为群众实际行动的力量，使整个运动成为群众自觉的思想改造运动。

　　复旦在“三反”运动中充分发动了群众，运用各种群众力量展开反贪污斗争，如在一次坦白检举大会上，即收到检举信2474封，在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普遍进行了坦白交代，得到不战而胜的效果。群众所以能动起来，主要原因是政治觉悟提高，把爱国爱校与本身利害关系统一起来，就直接表现为行动。经过“三反”运动又更进一步提高群众的思想认识水平，群众认为反贪污斗争是思想改造最生动最具体的内容，思想改造必须从“三反”开始。

　　在思想批判运动中，主要的动力要依靠学生和进步教师。由于教师中的进步力量薄弱，决定由学生代表参加教师学习小组，就改造了学习小组的政治情况，保证进步力量占优势；同时又广泛动员学生群众帮助教师进步，就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起来。如教授张孟闻自以为很进步，收到学生的意见306条，使他不能不虚心检讨。教授吕效鲁在小组会上发脾气回家，学生代表即动员他的得意门生去访问，耐心说服，终于使他改变了抗拒批评的态度。在厉德寅思想批判大会上，学生提出意见1500条，并作了系统的批评发言，教授们听了很服贴。

　　另一方面，要动员教师互助，在会内会外互相帮助和启发，收效也很大。如教授曹诚英悲观厌世，过去曾3次自杀，在学习中又有自杀的念头，经过小组的热诚帮助，吴友三教授对她鼓励，张季高教授替她记录，钱德杞助教护送她回宿舍，使她克服了消极思想，转变为乐观主义的进步分子。

　　总之，学校的思想改造运动要走群众路线才能取得胜利，一切工作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发动群众。

　　（三）思想改造必须建立在政治自觉的基础上，启发自觉是展开思想批判的主要关键。因此，贯彻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必须结合教师的思想情况反复进行正面的政治教育，说明思想改造的目的是争取团结教育改造，思想改造的方针是“与人为善，治病救人”，思想改造的政策是“严肃批判、热诚相待、不追不逼、启发自觉”，随着运动中思想情况的变化，不断地进行说服教育，消除各种顾虑，逐步提高教师的自觉，经过自我改造解除思想包袱。

　　旧学校的教师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往往抱着怀疑的态度，某些有政治问题历史问题的思想包袱更加沉重，所以进行政策教育打破顾虑是思想改造的第一关。进行政策教育要抓住4个环节：（一）必须首长亲自作报告才能引起他们的重视；（二）必须从祖国的光明前途与教师的前途说明改造知识分子的道理，鼓励他们前进的信心；（三）必须通过实例进行政策教育，如在厉德寅思想批判大会上，使他们体会到治病救人的方针，在忠诚老实的示范报告大会上，感动了很多人自动交代；（四）通过积极分子在会内会外反复进行教育说服，以启发自觉。

　　旧教师90％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家庭出身，长期受旧教育的薰染，对工人阶级思想体会不深刻，政治觉悟低，但一般具有一定的爱国感情。因此，必须从爱国主义教育入手，讲政策，讲国家与个人的前途，讲共产党的领导，从此划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知识分子最关心的是个人前途，最有效的教育是从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致性来启发其前进心。所以，政治教育要使阶级教育、政策教育、前途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互相结合起来，才能由浅入深逐步提高政治自觉。

　　教师的思想改造，实际上是思想战线上的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必须经过自己内心斗争。主要关键在于启发教师自己开展思想斗争和解决内心思想矛盾，达到自我改造的目的。所以，必须坚持“严肃批判、热诚相待、不追不逼 、启发自觉”的原则，而不能采用追逼方式进行思想改造。如对于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采取不同的过关办法，在一、二、三类已在小组通过之后，尚未过关的落后分子就不能不改变抗拒的态度。在重点思想批判时，在群众批评的推动下，某些觉悟很低的教师也受到了启发。所以，除个别反动分子外，只有正确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不追不逼，启发自觉，才可以达到改造思想的目的。

　　（四）改造知识分子必须掌握知识分子思想发展的规律，加强思想教育，解决思想问题。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教师的一般思想发展过程有5个阶段：自高自大→自欺欺人→原形毕露→自卑自鄙→自我改造。在各种政治类型人物中又有进步快慢不同的表现。因此，在进行思想改造时，要掌握思想情况变化的规律，对症下药。

　　教师中有90％是自高自大的，放下架子和丢开面子是最困难的一关。如果伤害他的面子，他就有“士可杀不可辱”的反感。所以，要撕下他的面子，首先还要照顾他的面子，如在说明错误思想时要分析社会根源，鼓励他们洗面擦灰，培养积极分子作示范报告，启发他们自觉地放下架子。另一方面，必须通过群众力量给以揭发和批评，如在“三反”运动初期严北溟还在写打油诗抗拒“三反”，经过揭发，他就老实了。

　　在被迫不能不交代的时候，教师即由自高自大转为自欺欺人，避重就轻，搪塞支吾，不肯暴露自己。这时，有一般思想问题容易暴露，严重问题则不易暴露。如厉德寅在运动初期故作镇静，早睡晚起，极力掩盖自己，企业蒙混过关。这时主要思想关键是考虑个人前途问题，怕暴露了一脚踢开，或是有血债罪行，怕归案法办。所以，要进行前途教育，解除顾虑，鼓励坦白交代，同时也要动员群众力量揭发和批评，使其不能不暴露。

　　在暴露问题时，都经过最激烈的内心思想斗争，如刘大杰听了报告以后想交代，但又放不下面子，不肯写材料，以致企图自杀。因此，要有人帮助和鼓励，使其坚定斗争信心。

　　暴露问题之后，又产生了自怨自艾的消极情绪。进步分子如周谷城和周予同都有这种情绪。主要思想是缺乏进步的勇气，如有的认为“年纪大不好改造了”，有的认为“自惭形秽，无地自容”，有的认为“旧教材已批判得体无完肤，采用新教材又没有信心”，这时应进行爱国主义的前途教育，鼓励其进步。

　　经过以上4个阶段，一般教师表现有自我改造的信心，这时应总结学习，通过民主鉴定，全面分析本人的优点和缺点，指出努力方向，进行迎接新任务的动员。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