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南局宣传部关于重大、西师、西工三校老师思想改造工作的报告

　　西南局宣传部所直接领导的重庆大学、西南师范学院与西南工专三校的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於五月下旬开始，至六月二十日前後相继结束，现已转入清理中层。兹将进行情况报告如下：

　　（一）运动声势浩大，发展正常，收效良好，大多数教师热烈响应党的号召，使运动顺利、迅速的展开。特别是教授中一贯思想顽固，自视甚高、心怀不满、顾虑很多的落後阶层，此次也卷进了运动的高潮中，深刻检讨了过去的错误，积极表示向党靠拢。如国粹主义者吴宓 （西师）、刘朴、邵祖平（重大）等，都检讨得很好，过关後表现轻松愉快（他们的检讨将陆续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他们几十年来不可动摇的反动信念与反动思想，开始崩溃了，他们开始接受他们几十年来所反对的新观点与新思想。他们的这种转变，对於推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具有相当的影响。一般教师在动员之後，普遍积极地写检讨提纲，找工作组研究，有些人并主动征求学生意见。检查思想过程中，不少的人流了泪或通夜不眠。过关时大都勇於暴露。过关後一般轻松愉快。西工教授杨珏平时目空一切，过关前躭心过不去，对人说：“想到不前进就要为历史车轮碾碎，终夜未眠。”结果因为检查深刻，一次过关。过关後说：“精神不太紧张，深感今後责任重大。”随即积极帮助别人，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使得运动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甲）一向在高等学校中居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封建主义思想、奴化思想等，已被揭露得体无完肤，虽然系统的分析批判尚感不足，但已被公认为丑恶不堪的东西，资产阶级的思想阵地是被摧毁了。（乙）充分地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学校充满了进步的、政治的、团结的空气；发扬了民主，改善了老师与学生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以及党团员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有些教师过关之前曾躭心学生或其他教师会给自己种种打击，但其结果是得到诚挚的帮助，为此感动得流泪。过去怕与党团员接近的人也转而乐於与之亲近。西师教授周西卜，三次检讨未过关，大闹情绪，不开会，回去睡觉，经过帮助，第四次检讨过了关，兴奋地与全组一一握手，认识到批评是帮助他，自动检查了自己的态度，作了第五次补充检讨。西工机械科主任钱金范检讨自己“知识独占”等思想後，与之对立多年的代主任林宇修大为感动，两人起立握手，全组欢欣。（丙）党的政策与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在广大师生群众中树立了高度的威信。教师们普遍地反映有这样大的收获，都是由於党的领导正确与群众的帮助、西师六十七岁老教授钟稚琚说：“同学们生长在毛泽东时代光荣，我老在毛泽东时代也光荣。”（丁）许多教师已自动地要求交代政治历史问题，很自然地给清理中层工作作了准备。西师教授施白南过关後思想斗争更激烈，晚上回家过桥时问自己：“是过桥还是不过桥？”最後想“我是国家的人，我没有权利不说”，次日痛哭流涕地讲出了过去隐瞒的问题。西工在思想批判的前两周，未经任何启发而自动暴露政治历史问题者即有二百四十余件。

　　（二）运动是在强的工作组领导之下，（由漆鲁鱼、张非垢、郑思群三同志分别任重大、西师、西工的组长）经过充分准备而後展开的。工作过程与方法大致如下。（甲）思想动员，交代政策，打破顾虑，端正态度。大会，小会，个别谈话，反复说明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的目的、意义、方针、作法。其中关于坚持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精神以及不用粗暴方式，不许乱广播、乱登黑板报等，使教师们深受感动，觉得党对他们爱护得无微不至，因此决心自觉改造。“共产党像父兄一样地关照我们，没有理由再不改造”，这样也就使得一些原来想在“不许粗暴”上面钻空子或把自己臭骂一顿混过关去的人端正了态度，表示要实事求是，不钻空子。（乙）互相小组酝酿、准备。主要是互相帮助，反覆修改每人的思想检查提纲。除了教师们互相提意见以外，各组均有学生代表参加给教师们提意见，他们并将同学意见加以集中，事先交给教师。个人思想检查提纲一般都要修改二次以上，修改五、六次的也很多，最多有达十次的。这样个别的、具体的帮助，成为帮助过关的主要环节。在这当中，每个小组一般都有计划地培养一两个典型。（丙）分类分批过关。一般以小组为单位，普遍下水、领导掌握、分别过关。每组均由事先培养的示范人物先行检查，然後按准备程度，依次进行。每人在小组会报告後，大家提意见，再经互助组、小组充分酝酿、分析，然後分别决定准予过关或基本上过关，或重行检查。在这当中，领导上要根据原先拟定的分类名单，参酌本人态度、群众意见和新的材料，妥善掌握。（丁）总结。主要是由领导上加以总结，将所揭露的各种思想加以分析提高，以补教师们“暴露多、批判差”之不足。教师亦每人整理一材料，藉以巩固成绩，但每人写完即算完结，不再由小组讨论通过，以免延误时间或形成重过一次关的现象。

　　（三）分类分批过关，是一个发动群众、争取大多数、带动落後层的斗争过程，对於不同类型的教师，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对待方法：

　　（甲）对於政治思想上没有严重问题的大多数教师，帮助其深刻检查思想，迅速过关。他们的思想检讨严肃认真，就可以提高大多数，同时促使徘徊观望者端正态度，认真考虑自己的问题。另一方面，除开很少数态度不老实的要给以严格批评以至临时停止过关以外，又必须使绝大多数的人在作了必要的检讨之後迅速过关，以便团结大多数。有些工作组的同志，起初对此领会不足，曾经扭住很多人不放过关，总以为要多检讨几次，教育意义才大，其实很不策略——拖延时间。不利於团结多数，并易为三、四两类中的一部份人钻空子（他们很希望一、二两类过关时间拖长，临到他们时便可因为时间匆忙而草率过关）。这批人一经过关之后，应当作积极分子使用（过一个用一个），一以增加力量，一以消除“是否信任他们”的顾虑（西工经验，在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的情况下，这些教师思想检查过关时，还要适当地指明其优点，不然过关之後，精神上仍会有负担，不易经松愉快）。

　　（乙）对於解放以来靠拢党与人民政府，但思想作风严重脱离群众的人（这种人在一、二两类教师中为数不少，很多是过去我们赖以进行学校工作的积极分子），必须大力帮助他们端正态度，深刻检讨自己对群众的关系，才好坚决保护其过关。

　　（丙）对思想反动，但无严重反革命行为者，视其态度不同，分别予以争取，特别应注意争取老教授和落后层。如吴宓、刘仆等原想“当隐士”、“当和尚”或自杀，但两年来经过各种运动，他们亲眼看到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祖国建设的突飞猛进，人民生活之日益改善等，特别是党的政策感动了他们，使他们一变以往的态度，积极要求改造，争取作一个好的人民教师。对个别不老实或拒绝改造的反动教授，则须进行适当的揭露，如西师将穆济波为蒋介石祝寿的反动文章油印分发，以促穆的觉悟，後来穆也作了深刻的检查。重大张洪沅解放前为重大校长，曾任多种反动要职，发表过许多反动言论，此次运动中采抗拒态度，也采取群众揭发办法，并已将其党羽之一查雅德争取过来，使之陷於孤立。

　　（丁）坚持启发自觉，不追不逼，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精神，对於一切愿意改造、进步的人，我们采取欢迎微小进步的态度，安定其情绪，鼓舞其勇气，增强其信心，同时分配专人进行互助，防止意外。工作组有些同志和青年学生的急躁情绪及缺乏信心的偏向，均应及时纠正。经过这次斗争之後，教师中的积极分子大量增加，据重大不完全统计：较为靠拢我们的积极分子，在思想批判之前占百分之二零点七，现在上升为百分之四六点四；落後分子原为百分之三八点二，现降低为百分之一七点四，且将继续减少。

　　（四）根据依靠学生推动教师思想改造与团结大多数教师的既定方针，运动发展过程中着重解决了下面几个问题：（甲）纠正了对於教师思想改造缺乏信心的错误观点。例如工作组一部份同志认为“教师们思想改造是从个人主义出发的，是假改造，不是真改造”；学生中认为“教师包袱重、积习深，不堪改造”等等。同时纠正了某些学生以“改造者”自居，侮蔑教师，或对教师思想改造漠不关心的错误态度，引导大家采取积极帮助的态度。（乙）对“三反”期间某些违反政策与脱离群众的现象（如采取粗暴方式与少数人包办代替，将民主党派和广大教师丢在一边的错误），公开进行检讨，对涉及民主党派的贪污问题迅速加以处理，藉以消除群众中的某些不满情绪，贯彻“团结大多数教师”的方针，并树立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榜样。各校这样作的结果，收效很大，反映很好。（丙）纠正少数积极分子包办代替、脱离群众的现象。过去我们对学校教师中的积极分子使用多，教育少，以致他们经常忙於开会，诸事包办代替，逐渐脱离群众，不少积极分子因此垮台，未垮台者，群众亦意见很多，此次思想批判中，大都要在群众关系方面作了深刻检讨之後才能过关。鉴於此一经验，我们已告各校工作组注意巩固现有的积极分子，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与缺点；纠正不信赖大多数群众，只信赖少数积极分子的作风，纠正积极分子兼职过多的现象，使大家都有事做。首先是凡已过关者，要立即使之发挥力量，不要过关之後又冷淡在一边。此事方在着手解决，今後尚须极大努力。

　　（五）清理中层工作已於六月下旬开始，参照北京经验，已开过三次会进行研究，先以三、四天时间整训队伍，然後结合总结思想批判工作，进行忠诚与老实运动的动员，向所有干部与群众公开说明运动的意义与目的，消除顾虑。总的方针是严肃的交代，清查与宽大处理相结合，启发自觉自动，坚持不追不逼。作法是一般号召之後，党团员、积极分子首先交代，依此分类分别交代，边交代、边审查、边作结论，并使大多数人迅速过关。三校动员後均无波动，反映良好。现进展极为顺利，师生员工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交代清楚，结果容後报。

　　（六）已定暑假前完成清理中层工作的四川大学与华西大学，也加派了强的工作组，由川西区党委直接领导，现已开始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据电话报告：截至六月二十七日，第一类教师已过关者川大六十余人，华大五十人。一般反映良好，严肃认真，要求改造彻底。学生中急躁情绪已扭转，教师中恐慌情绪亦已基本消除。运动正顺利开展中。

　　来源：《西南工作》第一一三期，1952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