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思想改造总结

## （一）运动发展的过程

　　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全院师生员工共计411人，参加思想改造运动的共405人。在浙江省高等教育界学习委员会领导下，全院的思想改造运动是在3月中旬师生员工从皖北土地改革工作回院后开始的，3月15日即成立节约检查委员会，领导掌握全院运动的进行。运动总的要求：在教师方面以思想改造为主，结合文艺整风，进行普遍交代，以树立正确的艺术思想与学习态度；在职工方面以“三反”为主，结合思想改造进行普遍交代，以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整个运动在6月下旬结束，共计3个半月。

　　运动共分5个步骤进行：

　　一、动员准备阶段——运动开始前全院的思想准备工作是很不够的，对“三反”认识也不明确。当时一般群众认为“三反”是“打老虎”，同土地改革中斗地主一样。经济关系较多的人，认为自己将是斗争对象，思想紧张，有对抗情绪。多数学生思想上准备做好土地改革思想总结后，就可以搞创作了。一年级学生反映政治活动太多，“学不到技术了”。为了针对这些思想情况，把大家的思想引到“三反”斗争中，于是先派从皖北回来的近80名学生参加了杭州市的“五反”运动一个星期。在院内组织了“三反、五反学习资料展览”，有系统地帮助大家提高认识。同时着手调整编制，成立节约检查委员会机构，编成4个大组。又请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冰同志作了一次动员报告，接着举行了教师座谈会、学生积极分子座谈会等，作了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但是思想准备作得很不够。

　　二、领导同志交代阶段——由于开始时思想准备不够，某些人存有过关思想，对主导思想暴露不彻底，批判不深刻。因此在群众高涨的情绪中，刘院长等的交代没有通过。经过多次的群众代表汇报会议，教育了大家，使领导同志的交代逐步深入全面，有的把交代重写过5遍。但由于领导上对群众情绪掌握不够紧，曾形成自流现象。在检讨交代中逐渐滋长“左倾”情绪。对问题的看法越来越苛刻，离开了原则，甚至把某些正确的也批判掉，表现了急躁过火。在这种偏激情绪下，泛滥了小资产阶级的片面性与疯狂性，因此阻碍了运动的正常发展，好多同志不敢作交代了。针对这种情况，首先在党内端正态度，统一了认识，并接连召开各种大小会议，及时予以检查，纠正了“过左”的情绪。对某些偏激分子，曾公开在黑板报上予以批评，纠正了运动中的偏向，使之正常发展。

　　三、教师普遍交代阶段——这一阶段在开始时也曾发生偏差。由于思想改造与“三反”同时进行，领导人首先作检查并进行思想批判，因之将思想问题也当作“三反”来反。教师中“过关”思想很严重，只要过得了关，什么问题都“包干”下来。例如实用美术系主任雷圭元，批判得过份一些，把自己说得同美国的三K党一样，以此态度来争取“过关”。群众也以暴露愈丑恶为满意，因之产生不应反的问题也反了。例如有的教师较严格地执行教育处的交考卷日期的决定，对脱期不交的学生予以批评亦认为不对。以致形成某些地方有失去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情形，给予小资产阶级的疯狂性抬头的机会。

　　领导上看到这些情况后，召开一次进步教师座谈会，谈谈对于“过关”的看法。大家都反映了这样思想批判，仅是为了“过关”，对思想改造帮助不大，反而背上了新包袱，即空虚、消沉和怀疑自己竟是如此之坏，失掉改造信心。从这次座谈会后，改变了“过关”方式。由教师组成小组，学生派代表参加，不在大会或系中交代，改在小组中交代。于是又准备了一个星期，并学习文件，黑板报上也提出关于思想批判的方法方式问题。大家情绪上冷静下来后，才又开始交代，改进了过去光提错误不加分析批判的单纯提意见方法，并使被批判者对有误会的地方可作解释。

　　这次“过关”，大家做到了贯彻“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精神，所以进行得较好；由于正确的批评态度，使互相之间显得很亲切友爱。各小组都有反映说：“愿‘三反’小组将来成为学习小组，彼此了解，好谈问题。”平素落后的教师都反映说：“这样思想批判很有帮助，以后可以经常地来做。”

　　本来预定分类的情况，某几个思想落后的教师，准备多次“过关”，改变了方式后，最多两次书面补充便“过关”了。并且大家“过关”后放下了旧包袱，精神上比较愉快。

　　在这个阶段的最后，结合展开以职工为主的反贪污大会，处理贪污分子职员俞健等4人的贪污问题，根据坦白程度及情节轻重，均分别予以从宽处理。事后多数群众反映，同意处理意见，对人民政府政策的宽大精神很感动。

　　四、学生思想普遍检查阶段——运动进行到此阶段，一般的思想情绪有些疲塌。部分学生认为运动搞的太长，采取无所谓心理。经过团的动员以及团员的带头作用，很快地推动起来。学生思想检查的总的要求是解决“政治与技术”“个人与集体”等问题，以端正学习态度为主。结合教师对学生的互助，很快地完成了这个阶段。但个别积极分子经过思想检查后曾产生了自卑心理，但没有发展起来就得到了克服，落后学生在思想检查中反映很好，要求进步，要求入团。

　　五、总结阶段——运动发展到最后阶段时，某些人认为搞得太过火了，某些教师仍是自卑消沉，认为以后无法再教书了，但多数反映，认为这次运动在稳步前进，收获很大。通过总结，安定了大家情绪，肯定了优点，明确了缺点，认清了思想改造的重大意义，以及对教育、对人民所起的巨大影响。

## （二）主要收获

　　（1）暴露了贪污浪费情况并作了处理——本院的反贪污、反浪费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是同时并进的，以思想改造为主，反贪污以职工为重点，反浪费以行政部门为重点。由于师生重点放在思想改造，因而关于贪污、浪费事实，只是属于思想交代的一部分来处理，强调自觉交代，不采取“打虎”方式进行。全院师生员工在“三反”中揭发和交代的结果，计犯有大小贪污行为者共有113人（教师10人，职员15人，学生61人，工友27人），内贪污在千万元以上者1人，百万元以上者3人，其余均在百万元以下。总计全院贪污数字是33,716,566元，浪费数字是103,561,741元（包括偷工减料在内）。贪污在百万以上者的主要贪污方式，有涂改账目，伪造账目，以少报多，拿回扣，受贿等。贪污在千万元以上的，由于能做到基本坦白，思想上能真诚悔过，并愿在今后工作中戴罪立功，在处理上免予刑事处分，只给予行政上撤职处分；其余在贪污千万元以下百万元以上者，依据其坦白认罪情况和“三反”态度等，也已分别予以行政上的撤职和记过处分，或不予处分。以上贪污分子的退赃问题，依据实际情况部分予以减免外，其余均已退赃。又我院在反浪费时，前合作社经理因失职严重，形成粮米损失，“三反”中仍不能交代其损失原因，对此，亦予以行政上的记过处分。现贪污问题均已处理完毕，无一悬案。

　　（2）批判了几种主要的错误思想，改进了教学工作。

　　在教师的思想批判中，暴露最严重、普遍的是：

　　一、资产阶级的艺术思想——在旧教师中以这类思想最为严重，老区来的教师也受资产阶级艺术思想影响。表现在教学上的脱离实际、脱离政治。如实用美术系建筑组教师刘恒，只是教学生向美国的画报与杂志中抄袭建筑图案，从来不做实际情况与需要的调查；设计的图样不合实用，材料的浪费很严重。雕塑系教师程曼叔纯粹以资产阶级一套艺术教学方法教学生。绘画系形式主义相当普遍，影响学生也很深。这些严重的情况都在运动中揭露了出来，系主任与教师们都对自己进行了思想批判，认识到资产阶级艺术思想的危害性。思想改造后，教学工作开始结合政治、联系实际。如建筑组设计杭州市工农速成中学校舍，把全组师生搬到工地去实习，技术上和思想上都有许多收获。染织组为了使学校的学习和工厂的制作过程密切结合，全组师生到上海去实习和参观。实用美术系又与杭州市工商联合会及制伞业举行座谈会，了解群众爱好并改进旧图案，代伞业绘制绸伞、纸伞，从而吸收经验。雕塑系改变了以往向往大型的“纪念碑”或作品，轻视普及工作的倾向，结合生产节约运动和反细菌战的政治任务，主动与书局接洽作连环泥雕塑数套，在街头橱窗陈列，群众有很好的评价。

　　二、个人名利思想——靠自己的本领得名得利，这类思想在教师中是比较普遍的。表现为光钻技术不问政治，只从满足个人名利欲望出发。但是在旧社会里除了有技术还得钻门路，所以就必然去投靠反动派。如雕塑系主任萧传玖这次批判了自己在反动统治时期，为了满足个人的名利欲望，依附了反动势力，为蒋匪作像，歌颂这个万恶匪首为“抗日领袖”，又为蒋匪帮设计南岳忠烈祠的雕塑，歌颂消极抗日的国民党军队。比较更突出的是用勾心斗角的手段维护个人名誉地位，这类人以老教师占多。例如实用美术系主任雷圭元，是靠一贯造成的自己的势力维护了十数年系主任的地位。他所采取的手段是拉拢和提拔自己的学生在系里工作或教书。这次思想检查，雷本人有其一定的觉悟程度，加上由其所提拔的教师揭露，搞得比较彻底，对其帮助也就大，收效也较大。

　　从老区来的教师，也有追求名利，乱追女人等非无产阶级思想。进城后一般对于政治都渐渐冷落，个人主义思想抬头，这次他们检查得都较深刻，批判也严格，对推进运动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雇佣观点，也很普遍地存在于旧教师中。虽然按时上课，表面上负责，而对学生思想及所教的是否为学生所接受，却不关心。这类思想我们作了重点的批判，并指出今后要关心学生的思想问题，教好学生必须要了解学生思想情况。

　　在这次思想改造中，教师潘天寿转变的事例，较有代表性。解放后，他的政治态度是观望的，对党有隔阂，艺术观点上是文人旧思想，对待工作沉默消极，背后有牢骚。这样的思想在教师中相当的多。开始时，他所顾虑的仅是在解放前当校长时的贪污行为，其他以为没有多大问题。认为自己一向对人“忠厚老实”没有什么过失，因之阻碍他深入去挖掘思想问题。后来他在交代时，交代得较好。他的转变过程：第一，由于改变“过关”方式后，发扬了“与人为善”的批评态度，能够冷静分析与耐心说理，因此他敢暴露在政治上的许多思想活动，不怕被人误解成乱扣帽子了。第二，是他在运动中得到了锻炼，提高了他的政治认识，互助组又对他进行诚恳的帮助，使他对本身存在的思想问题加强了认识。第三，党以大公无私精神领导“三反”运动，对党员严格进行批判，改变了他对党的错误认识，愿意靠近党，要求解决思想问题，要求进步。整个运动教育了他，使他转变过来，所以他交代得较好，是一次就通过的。交代后，大家给予他鼓励，并又进一步严肃地指出他的思想问题，提出改造途径。讨论完他的交代后，他便自动提出请同志们介绍他阅读政治书籍，态度表现得较诚恳。“三反”后对工作负责了，他负责的民族遗产研究室的工作，对收集材料上下了很大功夫，并做出成绩来。从潘天寿的转变，我们清楚地可以看到思想改造的收获。

　　（3）初步了解了师生员工的政治情况——本院思想改造中的组织清理工作尚未进行。根据自我交代及一部分检举的材料，总计全院师生员工有31人暴露了有政治问题。其中包括国民党员11人，三青团员16人，一贯道1人，特务外围组织企鹅剧团1人，日本宪兵队工作者（汉奸组织，做检查信件工作的）1人，托派1人（自己未全暴露）。上述政治问题比较严重的有在国外（日本、法国）任国民党支部委员的2人（一个曾在1931年参加南京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会议，一个曾在伪陆军大学当编译，教法文）。又有在1935年曾参加共产党，在抗日时期中（1940年）叛变参加国民党，曾参加国民党复兴社的入社大会，在伪军委会军令部做翻译广播工作4年半，并在重庆美国新闻处工作者1人。另一人曾在三青团中央团部工作，在步兵学校当少校政治教官，南京伪国防部做日文翻译工作等。以上人员并无任何证件和武器缴出，同时由于我院清理组织尚未进行，亦未予以处理。

## （三）运动中主要的缺点

　　1.领导上对思想改造运动的认识与估计不足，思想准备与组织上的准备不够。运动一开始是以“三反”为主来展开的，后经上级指示即转变以思想改造为主。因此，在配备干部及掌握上没有重点。政策教育不够，不能很好地启发群众的自觉性，常常形成被动或自流。运动的发展不够稳，在时间的掌握上不够紧。原先计划4个星期到6个星期就完成，实际上和后来整个运动用去的时间悬殊很大。

　　2.思想改造开始，只明确了反资产阶级思想，确立工人阶级思想的原则，但具体地要解决些什么思想，怎样求得解决，以什么为重点，都不明确。运动初期，教师学生都忙着写交代和检查，学生们写了后怎么处理也不明确。因此造成在写交代和检查时，什么都谈，不着边际，许多问题暴露后，没有很好地进行批判，助长了小资产阶级追求暴露某些问题的好奇心。结果不能实际地解决思想问题，反而使运动产生了一些偏向。

　　3.领导交代时，在党内没有很好地掌握，有时甚至放弃了领导。主要表现在通过交代时，只觉得群众的意见是宝贵的，怕压抑群众的意见，怕自己右倾，片面强调民主。以致曾发展了小资产阶级的偏激情绪，使部分同志情绪波动。教师普遍加重了“过关”思想，一部分人对党的政策产生怀疑，甚至发生了一个女学生和一个助教的自杀事件（助教自杀未遂），这些都没有及早地防止和及时地纠正。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