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财经学院思想改造运动综合情况

## 思想改造运动前的基本情况

　　（一）上海财经学院是自1950年建校以来，以上海财经学院为基础，陆续合并外校各系科发展起来的。有私立上海法学院财经系科、华东财经学校、交通大学财务管理系、光华大学商学院、私立大夏大学会计专修科并入，并接受财政部的任务开办了一个规模较大的财政会计专修班，但派来干部则甚少，主观力量薄弱，未能深入熟悉情况加以彻底改造。因此学校虽曾经历了各个爱国运动、政治学习，各方面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但从各方面带来的旧思想旧作风仍非常严重，甚至在某些地方原封未动，如学校的校委会内部凌舒谟教授与褚葆一副院长自解放以来一直闹不团结，统计系与统计专修科之间、俄文教研组教师之间、合作系教授与助教之间也都相互对立、歧视，这样，就严重地妨碍了学校的统一领导和贯彻改造的过程。

　　（二）在全校师生员工1,497人中，出身于工人或雇、贫、中农的仅占9.8％；而资产阶级、地主、官僚、买办出身的却占26.2％，教师中过去大部分留学英美，解放后有许多教授本身还是资本家或资本家的代理人。同时，教师中有些人解放前还直接为四大家族服务，如：系主任杨荫溥曾作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党报社论委员会委员，曾因反动有功博得蒋匪的“召见”；再如助教唐庆洪，曾在军统中美合作所受训，作过国民党绥靖纠察队第六大队行动组第二组副组长；工友中有些并是逃亡地主和有血债的恶霸分子。从以上情况看来，学校中存在的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是相当复杂的。

　　（三）随着私立光华大学、大夏大学会计专修科的并入，学生中的流氓集团“牛皮摊”“总统府”“北京人”“绿桥府”“女总统府”“七人小集团”等也就随之混入本校，活动极为嚣张。他们的人生观是“人生在世、享乐至上”，平时跳舞、赌钱、吃酒、嫖妓女，无一不来；经常拉拢落后分子，威胁中间分子，打击青年团员和进步学生，最野蛮的是：无理吵闹，结帮打群架，使学生望之生畏，连学生会、教师也要让他三分。这些腐化堕落的流氓集团，在学生中所散布的坏影响是很大的，像“牛皮摊”遍布全校4个系6个班级，在校中形成一支落后势力。

　　根据以上情况，上海财经学院在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依照华东学习委员会与上海市委高等学校党委会的指示，于1952年1月开始，进行了思想改造运动。参加学习者计有：教师141人，职员53人，学生1,124人，工友94人。先后经过酝酿准备（1月16日至3月5日）、反贪污斗争（3月5日至6月初）、思想批判和组织清理（6月初至8月底）等3个阶段。运动发展一般是健康的，基本上完成了上级党委指示的任务。

## 运动的主要收获

　　（一）较彻底地揭发了贪污浪费现象。解放后，职员53人当中，犯有贪污行为者25人，贪污金额达1亿4300余万元；教师141人中犯有贪污行为者23人，贪污金额为1650余万元；工友94人中，犯有贪污行为者57人，贪污金额为1650余万元。庶务组、膳管会、合作社与体育卫生等部门职员均有贪污小集团。贪污现象十分严重：如膳管会职员张梯青，在任职膳食管理一年多期间，贪污项目达13种之多，如“收费不开收据”“开收据不入账”“发卡收据不登记”“收多入少”等等，贪污总额计2370万4600元；又如庶务组职员彭白杨，在该院大宗采购工作中，勾结私商，以泄露标底、偷工减料、索取回扣等方式贪污、盗窃国家资财计人民币1400余万元。在学生方面贪污、盗窃、小揩油现象亦很普遍，犯有贪污盗窃行为者132人，贪污金额1830余万元。学生程德瑜盗窃竟达45次之多，贪污数最多者为450余万元。由于反复交代政策说明“三反”斗争主要以思想改造为目的，所以贪污问题的交代一般是较彻底的，广大师生员工认识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丑恶，有些犯有贪污行为的人自动将过去盗窃学校的东西交还了学校。

　　（同时，在运动中也大量揭发了较普遍的浪费、积压现象，如：1951年暑期中，秘书处盲目购双层木床200多张，直至“三反”时都未能用，积压资金达7900多万元；庶务组盲目购置方格书橱49只，计人民币6000多万元，但都不适用；其他单位或多或少也均有浪费和积压现象。）

　　（二）深刻揭发和批判了反动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在运动中，封建、法西斯、崇美、亲美等反动思想基本上得到了清算。如体育助教毛亦樵，批判了经常以戴脚镣手铐的办法来“教育”子女的法西斯思想和行为；财务管理系助教毛信丽，批判了自己在解放后还常说“蒋介石风度翩翩”“希魔（即希特勒）乃不失为一代英雄”等反动谬论；合作系副教授李志远检讨了在“三反”时他说“存下金子准备逃难”“第三次世界大战快起来吧，免得思想改造”等以反动立场抗拒思想改造的思想。同时，那些较严重的崇美亲美、反苏反共的反动思想行为，如贸易系教授吴有珣，抗日战争时期，为自己住在美国而感到荣幸，曾两次至联合国机构要求工作，解放前在上海海关工作时，以自己不受国民党管辖，依靠洋人吃饭为光荣；财务会计系王槐声副教授认为美国什么都好，说美国餐室里的苍蝇是“天然消毒过的，不传染疾病”；有的人污蔑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和美国一样”，对我党采取敌对态度；有的把政教室看作是“特务机关”，把团员看作“特务”“小耳朵”和“奸细”；在镇压反革命时，竟有一些三青团分子嚣张地说：“你们是青年团员，我是三青团员，大家都是团员”“假使国民党来了，你们也有资格登记”。以上这些反动思想在运动中受到了深刻的揭发和批判。

　　财经学院师生员工中的唯利是图、投机取巧、雇佣观点等资产阶级错误思想、行为，是较为严重的。如：会计系教授娄尔行亦教亦商，以商为主，名利双收。教授杨荫溥为了名利，到处兼职兼课（解放前兼过4个系主任及两个业务机关职务）。教授邹依仁在课程改革时，指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参考书，在课堂上却仍讲资本主义的一套，并主张“马列主义一半，资本主义一半”。更有些教师在教学中抱着“拿一分钱出一分货”的雇佣观点。职员中也有“多拿一分钱，多做一分事”的工作态度。以上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在思想批判过程中，都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思想改造后，过去是资本家或资本家代理人的教不愿再当资本家或为资产阶级服务了，自动向组织交出自己的股票，表示与资本家脱离关系，专心搞好教学。

　　资产阶级的享乐腐化思想也受到了批判。如：体育助教王亦樵，曾经诱奸女佣工8、9人，甚至勾引他爱人的同学；体育助教符孟雅（女）整天模仿“好莱坞”电影“明星”，乱谈恋爱；那些落后学生的流氓集团“牛皮摊”“总统府”“緑桥府”“北京人”等在这次运动中均纷纷瓦解，其成员除个别人员外，大都得到了教育改造，并有显著的转变，有些自觉服从了毕业生统一分配，有的并加入了青年团。

　　思想批判后，全校共缴出黄色小说1,037本，“明星”图片858张，春宫画片316张，黄色电影说明书6000余张，赌具13副，其他还有“照妖镜”，印有裸体女人的衬衫、球衫、玻璃杯等多种腐化堕落衣物。

　　（三）在思想批判的基础上，进一步弄清了全校师生员工的政治历史情况。在思想批判和组织清理过程中，向组织交代过去参加反动组织的共有194人，计455件，占参加学习的13.7％。其中反动组织骨干分子17人，曾任日伪及反动宪警、机关要职者17人；参加特务组织者12人；参加间谍组织者1人；叛徒1人；合计属于严重政治问题的48人，并有3人因系血债分子予以法办，4人（工友3人、教师1人）因本身问题严重而潜逃。全校577个团员中，也有40人向组织交代了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在思想认识提高的基础上，师生员工交出的反动证件共170件，反动照片1本又110张，反动书籍214本，反动文件著作179篇；有的人并且揭发了自己的反革命家庭的罪行，缴出了隐匿的财产。

　　另外，交代过去隐瞒成份、年龄、学历、经历、伪造证件等欺骗行为者391人，计483件。

　　（四）思想改造后呈现了新气象。思想改造后，大大提高了党团的威信，改善了党团与群众的关系。在教师中有17人提出入党要求，5人提出入团要求（被批准2人），团员学生计407人，要求入党的96人。很多人虽未正式提出入党要求，但都表示今后将以共产党员的8项标准来要求自己，准备以实际行动锻炼、提高自己的觉悟，来争取入党。非党团员学生群众718人中要求入团的364人，占总人数50.7％，先后被批准的有144人。原“总统府”的头子楼子刚在转变后，表现很好，坚决服从统一分配，亦被批准为青年团候补团员。

　　师生员工普遍要求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很多职员都买了刘少奇同志著的“论共产党员修养”等书籍，学生们则买了“论革命人生观”等书籍认真学习。

　　（师生员工中一改过去不团结的空气，积极改进教学。如褚葆一副院长与凌舒谟教授互相保证今后“消除成见，做到思想见面，共同为人民教育事业而奋斗”。各系科之间，同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融洽。各系、科认真讨论课程设置、教材内容问题，俄文教学研究组也开始编制教材，收集“人民中国”上面有关财经方面的资料，来充实教材内容。）

　　职工的工作积极性有了显著的提高。如注册科的职员，在暑期统一招考工作中，改进了工作方法，超额完成任务70％本，得到市统一招考委员会的表扬；医务组的职员原来不安心工作，通过学习，工作很积极并提出合理化建议；厨房工友展开了增产节约运动，节约了菜金，伙食的质量有了很大的改善。

　　全校师生员工积极拥护院系调整，毕业生百分之百无条件地服从统一分配。全校师生对调进来的教师和学生非常关心，举行了座谈会，交换对思想改造的体会，共同商量课程设置等问题，团结得很好。毕业生表示坚决服从统一分配，分配启程后一星期内，学生学委会就先后收到了几十封从各地寄来的信，均一致表示以做好工作来回答党和毛主席对他们的关怀和爱护。

　　总之，此次思想改造运动的进展，在上级党的领导下，一般是稳健的。但另一方面，在运动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缺点：一、在整个运动进程的掌握上前松后紧，但在思想批判阶段则有前紧后松的现象。由于8月份又加上统一分配、院系调整等准备工作，领导上精力分散，对思想改造不得不“赶任务”。因此，在结束思想批判以后，未及时进行适当的前途教育，影响了思想改造成绩的进一步巩固。二、思想领导不够深入细致，如：未能及时地了解思想情况，进行个别帮助，组织启发报告、典型报告；各系的思想批判大会，一般地开得比较好，但会后巩固工作做得不够，使个别教师虽经大会分析批判，转变的不显著；另外，工作组的同志还不善于运用小组长及教授积极分子的力量，未能充分发挥积极分子的作用，使工作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