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工业专科学校思想改造总结

## 一、运动前的一般情况

　　上海工业专科学校（以下简称“上海工专”）建立于1945年10月，因历史较短，规模又小，“名望”不大。校内长期闹“工专不如大学”，要求改工学院，改大学。教师多数想在工专混个资格后再转入大学可以升一级，作客思想很严重。学生出身于工农、职员成份者占46％，入校目的多数是因为工专过去是2年制，可以早点毕业做事，维持家庭生活；部分希望学好技术，将来当工程师，因此不问政治的技术至上观点较普遍。学校行政上盲目向大学看齐，有“正规化建校”思想，在系科设置、教学等方面，不根据师资设备等条件，力求庞大。在解放后学校属华东教育部及上海市教育局双重领导，因此领导关系也不正常。

　　上海工专全校师生员工共432人，内学生328人，教师44人，职员23人，工人37人。进步力量相当薄弱，解放后仅有党员3人，后又发展新党员3人，共6人。在镇压反革命前，反动势力嚣张，与我作公开合法斗争，每年总有1、2次纠纷。直到镇压反革命时，逮捕了校内2名反革命分子，才打下了反动气焰，使我们争取与掌握了广大群众。据统计，全校师生员工中，曾为反动组织骨干分子、特务组织或日伪、蒋匪军政警要职者9人，嫌疑分子2人，脱党分子4人，叛徒2人（内血债分子1人），曾参加一般反动组织有反动行为或曾任伪职者44人，登记分子16人。

　　上海工专师生员工的主要思想情况是普遍地存在崇外奴化反苏思想、自私自利名利思想及雇佣观点。崇外奴化反苏思想较严重的如讲师周道本愿到洋行工作，说“入洋行薪水高，地位高，可超人一级做洋行代表”，忠心为外国人服务。裴冠西教授对美国曾以“高等华人”相待引以为荣，并说“中国一切搞不好，只有洋大人来办才有办法”，存在浓厚的民族自卑感，因此也存在较严重的疑苏反苏思想，对中苏订立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认为是“卖国”。在自私自利个人名利思想方面的表现是一切从个人出发，如有的教师说：“一切工作为了老婆孩子，为了生活。”在教师中较普遍的是选择工作以个人名利为前提。在解放前兼课，亦教亦商很普遍，表现在教学上故弄玄虚，哗众取宠；有的为了追求名利，写了长达数十万字的著作，东抄西袭粗制滥造。助教多数不安心工作，认为在工专当助教没地位。在学生中较普遍的是希望毕业后当工程师，待遇地位要高，生活要舒服。因此过去长期闹改大学，改工学院，认为在工专毕业名气不响，薪水少，地位低。雇佣观点表现在对工作敷衍，不负责任，如教师中有“皮包主义”之称，除挟皮包上课外一事不问，不愿多做工作。在职工中普遍认为“工作是为了吃饭”。如职员魏庭芳说：“拿了钞票不得不做事，多做事是为了希望多加钞票。”因此在工作中迟到早退，应付塞责。

## 二、运动过程

　　上海工专在5月7日华东教育部唐守愚付部长蒞校报告后正式开展“三反”学习，在5月19日成立“三反”指挥部进入反贪污斗争阶段，在反贪污基本上获得胜利后于6月19日转入思想批判阶段。

## （一）“三反”运动：

　　1.5月7日校内改组原学委会宣布成立新学委会，在办公室下设秘书、宣传报道、资料等3组。开始以整理、调查与研究材料为中心工作。当时师生员工中普遍对“三反”学习与思想改造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学习自觉要求很差，强调技术重要，怕耽误上课。落后班级则以闹“工专不如大学”来对抗学习，多数是“奉命改造”被迫参加学习。因此在学生中召开了团分支、团员骨干会议，在教职员工中分别召开了大会，反覆说明“三反”与思想改造的意义与重要性。针对所存在的思想障碍进行教育与动员，使全体师生员工明确“三反”与思想改造的关系，认识目前必须以反贪污为中心。同时通过文件学习，认识反贪污的重要性，方针与政策，启发其自觉暴露问题。

　　2.在反贪污中领导上掌握了以下策略与原则：（1）根据不同对象，作了分别对待。在掌握上以职员为主。在学生中主要通过报告及文件学习，启发其认识贪污的危害性，激起对贪污的仇恨心。在工友中从阶级教育入手，启发其树立主人翁思想。在工友、学生觉悟提高自觉交代了贪污问题后，迅速发动其进行检举，参加物资清理、纠察、反贪污等工作，组织了反贪污的强大队伍。对职员采取正面斗争，通过大会小会反复动员，打破顾虑，交代政策，指出前途，并施以适当压力，迫其自觉交代。在小组交代中，领导上掌握了先易后难，对贪污问题不大而能坦白交代者予以迅速通过。对不肯交代者在小组会内或反贪污大队中进行集体帮助。个别情节较严重而又抗拒坦白者采取大会正面斗争。对教师主要通过大会斗争职员而侧面迂回，并结合教师大会深入动员。先后共召开3次大会，对教师步步逼紧，起了一定迂回作用。如在限期坦白大会后，教师小组在座谈中普遍冷场，感到压力很大。在第一次坦白检举大会上，领导上有准备地发动了检举，当场收到检举信290封，涉及部分教师，因此会后有问题者惶惶不安。特别通过第二次坦白检举大会，物资清理大队就清理物资中发现的严重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作了揭发，对教师震动很大，迫使有关教师去考虑自己的问题。（2）通过各种会议及广播、黑板报、学习报等，广泛宣传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并体现在每次大会上。在处理上掌握了“斗争严，处理宽”的政策。如限期坦白大会上，宣布了贪污款额超过百万以上但能迅速坦白交代的职员虞洪述与体育副教授朱荣年免予处分。在第一次坦白检举大会上释放了被指名坦白后能较彻底坦白的职员饶忠源，对拒不坦白的贪污分子孙镇展开斗争，因此充分体现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群众普遍反映“宽严分明”，对拒不坦白的贪污分子认为其“不识时务”。在退赃问题上，我们根据其对“三反”的态度及家庭生活情况作了适当照顾，因此使受到宽大处理者感激零涕，真正体会了党的伟大。如教授许启敏在“三反”中态度极不老实，贪污600余万元，但为照顾其生活，仅收其赃款200万元，使其真正体会了政府对他的仁至义尽与宽大，在思想上起了一个极大的转变。他说：“使我对政府、对共产党、对毛主席起了极大的信任，自恨认识不清，看事模糊，过后方知。”（3）“打击少数，团结多数”的策略：在反贪污过程中做到了运用家属力量，及时释放“俘虏”，分化瓦解贪污分子的“攻守同盟”，扩大了反贪污统一战线。如贪污分子孙镇与厨工吕志富订立“攻守同盟”，经领导个别教育，争取了较弱的一个——吕志富；并由他在大会上揭发孙的罪行，使孙不得不低头。同时我们也争取了家属的力量，如运用饶忠源的儿子（共产党员）来规劝饶坦白，运用石裕鼎的女儿（青年团员）来归劝石坦白，都起了很大作用。（4）“边斗边追赃”的原则：在贪污分子交代贪污问题后我们即进行追赃，因此对区别贪污分子的真伪与定案工作有了很大的便利。

　　3.在反贪污中，通过物资清理大队清理全校物资，从中发现了校内存在严重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并布置了现场展览，对全校师生员工是一个深刻具体的教育，对当时大家普遍存在的“工专规模小、历史短，没有贪污”的麻痹思想是一个当头打击。使大家认识了贪污的危害性，激起对贪污的仇恨心，同时对反贪污也提供了有力的材料。

　　在反贪污中，由于充分发动与组织了群众，因此能做到掌握广大群众，为思想批判打下基础。但还有个别学术较好有名望的教授，如校长等根据领导掌握的材料及群众检举，在购买雷士德实验室中有很大贪污嫌疑，虽经领导再三个别谈话点破，但本人还是不能打破威信面子等顾虑而未作坦白交代。后根据上级指示，予以适当照顾，让他背了包袱过关。

## （二）思想批判：

　　1.从“三反”转入思想批判时，领导上进行了思想排队政治排队，调整类型等准备工作。对政治历史较复杂者的材料作了重点整理与调查研究，做到心中有数。在组织上撤销“三反”指挥部，恢复学生班级活动，调整个别组长。在教职员中以一周时间进行了评选组长，一方面通过民主的实践锻炼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能力，为思想批判打下基础；另一方面为了改选个别思想作风不纯的组长。根据当时少数师生员工存在着因个别教授未搞清贪污问题（领导照顾的名教授）而认为反贪污未反彻底的过左情绪。于是通过总结大会肯定了反贪污的成绩，召开教师积极分子会议、学生骨干会议，扭转了过左情绪，并通过反贪污中所揭发的严重贪污浪费，启发其检查资产阶级思想。在学生中加强了爱国主义教育与阶级教育，特别通过学习方志敏烈士遗著“可爱的中国”进一步启发了爱国心。

　　另外领导上有意识地进行了典型的培养。在教职员中印发了思想批判参考文件，全体师生员工观看电影“荣誉审判会”，请国棉十厂新由工人提拔为副厂长的张以上同志向学生作报告。通过以上各种活动，达到联系自己，点滴暴露思想。

　　2.6月19日舒同主任报告后，正式进入思想批判阶段，在掌握上以教师为主。对学生要求其以帮助教师为主，同时提高教育自己（但这一点做得不够）。对工友主要通过上课，进行阶级教育，启发其检查资产阶级思想。在整个思想批判过程中，领导上掌握了晓以大义，喻以利害，指明前途，加强互助，促其思想斗争，自觉检查，真正作到不追不逼达到改造的目的。

　　（1）由于在“三反”中，小组展开批评很尖锐，因此转入思想批判时部分小组产生过左情绪，影响了暴露思想。如有的说：“我不敢开口，一开口锤子就来了。”因此领导上就首先以“治病救人”“与人为善”、发挥自由思想、对错误思想必须耐心说明道理等启发教育大家，使全体师生员工能够很自然地暴露问题。

　　（2）个别帮助，互助谈心，是解决思想问题的有效方法。必须要针对其思想顾虑耐心进行教育，态度要诚恳热情，促其内心斗争暴露问题。如船一落后分子余铁民，通过互助组谈心，有了很大转变，在某次班大会上自动作了检查，因此对班内其他落后分子的启发教育很大。

　　（3）在小组讨论中必须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帮助分析批判，提高思想认识为主，不追具体问题，对有疑问的问题，可批判性地提出。

　　3.在小组讨论中领导上掌握了先易后难的原则。首先通过小组干部、学生代表、积极分子酝酿，排好内部名单；再通过互助组活动贯彻到小组。说明把检查较深刻分析批判较好的先行讨论，对大家启发帮助大，这样既作到符合领导意图，又不使排在后面的增加顾虑。在教师小组强调了党团员带头，造成越后讨论对自己帮助越大的空气。

　　在小组讨论中每个组的学生代表、积极分子必须在干部统一领导下在会前作充分研究。明确每个教师的主导思想，历史关键，以便在小组讨论时心中有数。

　　在小组过关中，对一、二类教师领导必须加强具体帮助，审查其检查报告，便于在小组中顺利过关。教师小组教授黄蕴元（一类）检查虽较彻底，但因小组内存在某些宗派主义，少数教师乘机打击，因此讨论二次未获通过。最后领导亲自下组参加，才保证了通过。在一、二类及个别三类已“过关”后，召开了“过关人”座谈会，对巩固收获、稳定情绪及对“未过关人”进行分工帮助均有很大作用。

　　4.在师生中领导上分别运用了二次典型。在教师中在边谈边想边写前期运用以暴露问题为主的典型，在后期运用了以分析批判为主的典型，对启发暴露问题帮助分析批判起了一定作用。如裴冠西教授在第一次典型大会上较深刻地暴露了奴化买办思想，对大家有一定的启发；特别是检查后大家仍热诚相待，使他体会了党的伟大，也使群众消除了思想顾虑，敢于大胆暴露。

　　5.思想批判与组织清理结合进行的方式。在“三反”交代贪污、浪费，点滴检查资产阶级思想的基础上，转入思想批判后很自然地就逐步从系统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到交代历史政治问题。因此在思想批判开始，就暴露了不少历史政治问题。交代政治问题，是通过揭发思想在思想批判的基础上自觉提高的表现。思想批判与组织清理结合进行的好处是交代政治问题不明显，波动不大。但缺点是未能在政治自觉上公开说明道理，使大家认识参加反动集团的危害性，加强仇恨心，同时因未作公开号召，未能使每个人都注意政治问题，使有政治问题者严肃对待自己的问题，老实交代。因此虽然领导上一开始就注意政治问题（如第一次典型大会上就有政治问题的典型），学生代表、积极分子在小组中也注意这问题，但不敢大胆提出，所以最后通过填表又作一次动员，填表后也发现了一些新问题。在学生中大部分已在讨论通过时运用了典型（有思想问题及政治问题的不同典型），领导乘机作了号召，并未引起很大震动，但对交代政治问题是有利的。

　　6.思想批判大会。在思想批判后期，曾召开了二次思想批判大会，第一次对教导副主任张信达（三类）进行了背对背的批判。张在政治上一贯投机取巧，二次叛党，思想作风品质恶劣。在教职员大会上（吸收学生代表参加）二次检讨，对叛党问题仍认识不足，但估计如再继续追究叛党问题，会引起其他叛党分子的恐惧及错觉，因此未召开第三次大会。由于领导上未充分发动与组织力量，仅采取小组代表提意见的方式，一般是质疑多，批判少，因此对群众教育不大。第二次又组织了批判动力科代主任冯桐的思想批判大会。冯存在严重反动复辟思想，一贯散布反动言论，对群众影响甚大。该大会除教职员外并吸收了受其影响较大的5个班级学生参加。由于领导充分发动与组织了群众，对其错误思想、言行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批判，因此获得很大收获，是整个思想批判过程的高潮。

　　在思想批判中，物理教授肖家驺，虽在小组先后检查5次，但仍不肯彻底批判其错误思想。后因其神经略有不正常，经上级指示不予通过。后由他写成书面材料，但仍不彻底。

　　在全校师生员工都作了较全面系统的思想检查后，为了巩固与提高收获，在思想批判胜利的基础上，于8月18日起以9天时间召开了总结学习会议，制出了三项决议，9月1日起即转入院系调整工作。

## 三、运动的收获

　　上海工专思想改造运动的主要收获有以下几点：

　　1.清算了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划清了敌我界限。在部分师生员工中较彻底地批判了法西斯思想。如解放前盲目崇拜蒋介石，认为“见到委员长，死也光荣”，解放后存在反动复辟为国民党守节的思想。交代了政治问题，缴出了反动证件，表示与反动派在思想上、行动上割断联系。全校432人中，交代政治问题者72人，共145件，缴出反动证件123件。有的职员较彻底地批判了封建剥削思想，认识到剥削寄生生活的可耻。但最主要的是在师生员工中肃清了奴化买办反苏思想，认识苏联的社会制度是最优越的，树立了向苏联学习的思想，从思想上准备接受苏联先进教学经验与科学技术。如黄蕴元教授检查了过去对苏联专家不服气，认为不如美国专家的思想。现在全校师生员工已积极参加俄文学习。个别教授批判了过去不参加中苏友协是对苏联不信任。通过思想批判后，师生员工申请参加中苏友协者58人。

　　2.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划清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限，树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思想：通过“三反”“五反”运动，认识资产阶级的“三害”“五毒”对人民祖国的危害性，交代了贪污、揩油等问题。同时批判了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等资产阶级思想与行为，认识了不劳而获的可耻。徐开源教授说：“我以前做生意赚了钱认为很高兴，现在我非但觉得痛心，而且觉得可耻。”职员唐景河批判了过去轻视劳动人民，认为“劳动人民是没有出头日子的，只有金钱才是万能”的腐朽思想。在部分学生中批判了过去想当资本家、住小洋房、买小汽车等资产阶级思想，认识了资产阶级的腐朽本质。

　　认识了工人阶级是大公无私的，树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思想。过去在部分教职员学生中对工人阶级领导不服气，认为干部是土包子。有的认为学校不应由党领导，提出“党团退出学校”，表现在行动上抗拒党的领导，打击党支部威信。通过思想批判，认识了党的伟大，体会了党对知识分子的争取改造，对党的领导表示衷心拥护。如基督教徒刘宝伟教授也说：“共产党是大公无私的。”因此普遍转变了政治态度，积极要求入党、入团、入工会。如陈利华副教授检查了过去为国民党守节不愿参加工会，思想批判后积极申请入会并已获批准。教职员在思想批判后申请入工会者7人，学生申请入团者84人（已批准45人），申请入党者15人。

　　3.批判了自私自利个人主义思想，认识到一切为个人是可耻的，一切为集体是崇高的。在教师中批判了个人名利、自高自大等思想。如庄礼庭副教授检查说：“我把知识当作商品，按时论值，计件取酬，名为教师，实际上是知识零售商而已。”黄蕴元教授也批判了自己以“教得深，考得凶，批得宽”的三面光政策，以达到功课好的坏的学生都对他有好感。部分师生批判了为追逐个人名利不问政治的技术至上观点，认识到所谓超政治超阶级实际是反动统治阶级欺压人民的幌子。如体育讲师杨荣昭说：“解放后我站在第三者立场，口口声声说‘卖力气吃饭’，实在是自欺欺人。”通过批判了个人主义思想，普遍认识到个人前途与祖国前途的一致性，因此表现在毕业班除一人有条件服从组织分配外，全部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在院系调整方案公布后，全校师生员工一致热烈拥护，积极参加各项工作。

　　4.初步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体会了运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的重要性，加强了师生员工、党群、团群之间的团结。在思想批判开始时，部分师生员工对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尚认识不足。少数认为是打击与报复的手段，因此在运用中往往强调态度，要有事实根据。如刘寰伟教授说：“批评要有君子之风，我才接受，不客气的话，我就拼老命。”被批评者如见对方态度不好就发火，坚决不接受。但通过思想批判，真正体会到批评是与人为善，治病救人，同时也体会了批评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如有的教师说，“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开展批评”，“批评是改正缺点最好的武器”。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校内出现了团结的空气。如裴冠西教授在16年前到大夏大学时，排挤了当时系主任陆咏懋，陆愤愤而走。直到工专两人又重新见面，但一直未说话。通过思想批判才消除了16年的成见。其次，通过学生代表到小组对教师的热诚帮助，加强了师生间的团结。在教职员与工友间也加强了团结，因此提高了工作积极性。在学生中过去有无锡派、上海派之分，团员看不起群众，群众打击团员，这次都做到了思想见面，真正团结了。

　　5.在教职员工中，转变了过去的雇佣观点，初步树立了主人翁思想。教师普遍提出了“包教包懂”，并已贯彻在帮助学生温课中。很多教师过去不愿搞工场实验室工作，认为事务琐碎，运动以后都参加了院系调整中的物资清点、造表、普查工作，并积极参加文娱活动。在职员中少数职员在“三反”后产生消极情绪，不愿任采购工作，现都作了检查，积极工作，能按时办公，工作紧张时还主动加夜班。在工友中，能主动找工作、打扫卫生、擦修机器等。在学生中转变了过去的自由散漫现象，提高了政治学习的情绪。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