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文艺整风学习情况简报

　　<《宣传通讯》编辑部>

　　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全体编剧、导演、演员169人，在三反、五反的胜利基础上，进行了42天的文艺整风学习（5月22日至7月3日）。对于上海（少数是从香港归国的）的影人说，这回可算是第一次比较深刻地批判了自己的错误思想。他们根据文件精神，对自己的作品和历史进行了分析和批判，认识了自己思想错误的严重性和改造思想的重要性。整风以后，大家感到清醒愉快，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虚心和向上的热情；为今后长期的思想建设、深入生活和进行艺术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联合电影制片厂艺术干部的文艺思想问题，主要是单纯技术观点和名利观点；认为只要有技术，思想不必改造，同样可以为人民服务。从前很多错误影片受到批评，他们中间许多人是口服心不服的，认为“批评武器掌握在你们（指党）手里，你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这次整风开始后，一部分人仍表示自己无风可整，该整的是领导，和一般演员无关。经反复动员，才端正了学习态度。

　　他们开始讨论了上层建筑和基础的关系问题，在了解了这个基本问题之后，就转入了对于自己的历史和作品的检查。多数人的检讨态度是诚恳的。桑弧（导演）检讨自己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以“超政治”、“超阶级”作幌子，麻痹人民，为反动政府服务；小组指出了徐昌霖（导演）把文艺当商品，这种思想表面上打着“超政治”的招牌，实际上是有利于反动派的。

　　通过检查，大家认识到自己原来所矜持的一套“技术”原不过是一些对于美国影片的庸俗演技的模仿，而对如何表现新人物则十分无知。刘琼检讨他在大部分戏中都以“淡淡的哀愁”做主调，是模仿美国人的动作和自己小资产阶级感伤情绪的结合。应云卫检讨自己卖弄噱头，夸大爱情场面，以迎合市民的低级趣味。上官云珠说她十几年的放荡生活和落后思想，歪曲了她扮演的工人形象。吴茵说由于自己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感情不了解，就以歪戴帽子、服装不整齐等歪曲了新人物的形象。顾也鲁自己检讨说，原以为穿的破烂一点，光着脚，身上脏一点，就是在演农民了。因之不少男女演员在各部影片里都还是千篇一律的“本色演员”。现在认识到过去孤立地强调技术，是由于畏惧思想改造，害怕这一点“技术”被否定，自己将一无所有，因而被厂方开除，或被社会淘汰。

　　在检查名利观点时，孙瑜谈他编导“武训传”的动机之一是希望这部片子能到南洋及美国上演，不仅名上加名，又能拿到美金。沈浮竟把带有严重错误的电影剧本“圣城记”托朋友送到美国好莱坞去拍摄。魏鹤龄早年曾参加左翼剧团，但为了个人打算，看见当时干革命有危险，就选择了“不革命也不反革命”的道路，后来则发展到为国民党反动派服务。毛羽亦曾参加左联，自己觉得能用“马列主义”批评别人，但却为了名利，去奉迎反动资本家，导演了表现特务的戏“马路英雄”。上官云珠检讨说：“过去是为了向上爬，出卖风情，踏在别人的头上，爬上去再踢开他”等等。检查出这些后，都痛恨自己说：“过去这些卑劣的行为，最好的也不过是把自己当商品来出卖，哄抬卖价而已。”

　　另外暴露了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即旧文华公司的艺委会，在1949年11月曾制定了5条制片纲领，规定面向小资产阶级的方针，以和国营厂“分工”。旧国泰公司提出“下小资产阶级的‘雨’，夹一些工农兵的‘雪’”的口号，意即主要为小资产阶级服务。编导陈鲤庭认为今天电影的观众和解放前没有很大不同，过去所谓进步片的标准，仍可做为今天的创作标准。这些公司和从业员的思想，过去曾影响了很大部分小资产阶级的电影艺术工作者，甚至不理会毛主席的文艺方向，只是热衷地执行着老闆所主张的非工农兵的所谓“天安门外的路线”。经此次文艺整风后才大吃一惊，承认了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纲领性质的顽抗”。文华公司制片纲领的起草人柯灵检讨说：“因为自己存在着浓厚的商业观点，以致对毛主席文艺方向发生畏惧，想用种种方法来抗拒。”由于这个问题的揭发，促使大家猛醒，认识到根本问题是立场观点问题，三年来所以犯错误是立场站错了。

　　另有一些人如顾也鲁在敌伪时代拍过丧失民族立场的戏“忠孝节义”，张天赐（满影导演）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还拍过“哈尔滨之夜”给国民党捧场，这次也都做了检讨。

　　联合电影制片厂此次整风使每个人都洗了一次澡。多数人检讨的态度是认真严肃、诚恳老实的，表现出痛悔过去，迫切地要求进步的心情。其中魏鹤龄、刘琼、钱千里、程元及女演员上官云珠、黄宗英、蒋天流等的检讨比较深刻，对自己作了较有系统的揭发和批判。陶金、顾德刚、周伯勋等则认识较差。

　　由于在整风中着重检查了错误和缺点方面（这是对的），好些人今天有些胆怯，不敢拍第一部片，希望别人先拍一部看看。他们现正进一步从事建设性的工作，除部分须执行本年度生产任务的人员外，其余大部分均准备深入到群众生活中去，使工作、生活、学习能够有机地联系起来，以求得思想上的进一步的提高。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通讯》1952年第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