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省委宗教工作团关于发动兰州市天主教徒进行革新反帝工作的总结

　　兰州天主教会早于1878年即已成立教区，现在是一个总主教区，直辖兰州主教区，并兼管平凉、天水二主教区（他们直接与梵蒂冈、黎培里也发生关系）与西宁、迪化二监牧区。而兰州主教区又直辖兰州、武威、张掖、陇西四个总铎区，光兰州市就有教徒2200余人，华籍神甫3人，外籍神甫8人。濮登博（德国人）早于1905年即来中国，1922年由山东来甘肃，一直把持着兰州总主教区。从1950年冬季开始，我们发动兰州市天主教徒参加革新反帝运动的工作。

## 一、工作进行情况

　　1951年3月以前，我们零碎的进行了些工作，打草惊蛇，使濮登博便以“先发制人走在政府前面”（濮登博给黎培里报告中语）的策略，嗾使李为权出面伪装革新，于3月初成立“天主教三自爱国筹委会”（濮登博等议定不提“革新”二字），其真实内容在1月15日濮登博给黎培里的信中即已说明：“把一切对付公家（指人民政府）的行动，即外表的行动……托给中国神甫去做，而我仍保留内部的统治”。

　　三月以后，省专门登记处成立，同时各有关单位也逐渐重视是项工作，开始由于各方面联系不够，遂形成多头领导，各行其是。又由于了解情况不够，戒备不严，再加对一般教徒群众尚未发动前，即冒然进入了阵地，结果，把他们最顽固最忠实的走狗李为权聘为省协商会代表，抬高了他的身价，助长了顽固反动分子的声势。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5月间，在这一阶段，虽然进行了些工作，了解到一些情况，但基本上是失败的。

　　以濮登博为首的这批帝国主义分子，几十年来总是自称是为“天主工作”、“超国家”、“超政治”的所谓“传教士”，豢养着一批走狗，帮腔助势，的确迷惑了相当一部分教徒，甚至一些老实的教外中国人。再加小恩小惠的利诱，一部分教徒真个把他们当作“上帝”的代表者来崇信，而且在思想上相当根深蒂固，致使有一部分教徒怀疑新中国的新生力量“不能久长”。解放前，他们又同一些土劣军阀时常并肩出入，因而一般群众都畏惧其权势。解放后，他们虽然对人民的力量有警惕，但是由于我们未能拿出足够的力量来进行此项工作，所以仍旧相当傲慢与嚣张。在掌握了以上情况之后，根据西北局所指示“发动教徒群众是最艰苦最基本的工作”的精神，于是自6月开始，我们便进行了广泛发动教徒群众的工作，这时濮登博等曾继续利用所谓“神长”地位，宣传“神长不会有错”“教友不能反对神长”等“神威”来加强统治；并用离间教徒与人民政府的关系等卑鄙手段进行挣扎，说什么“人民政府要灭教”、“天主教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等。我们曾针对其阴谋予以揭穿，对上层分子打拉兼施。8月间又抽调了一批（二十余人）干部脱离原职，在宗教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大力发动群众，编印“学习文件”一册，对教徒有系统的进行爱国反帝教育，广大教徒的爱国觉悟因而普遍提高，曾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为了提高他们，曾举办了一期为时三周的训练班。这个期间濮登博等曾假借“退省”、“坚振”、“办神功”等宗教仪式加强思想毒化，又用“反帝”就是“反对天主”、实行“三自”是“裂教”要“下地狱”等鬼话来欺骗恐吓广大教徒。但在广大教徒已经有了爱国觉悟的情况下，濮登博等这些伎俩都一一被粉碎，终于自10月之后，纷纷签名表示爱国革新，至11月上旬为止，签名教徒已达850余人，同时又掀起了控诉运动。

　　11月中旬省委将强自修、万良才、李甫山、薛浩平、曹启宇、张友生、祁秀山、雷雨天等八人组成委员会，专门领导深入工作，并决定李甫山亲自负责，担任宗教工作团（内部组织对外不公布）团长，从此大力进行“攻坚”，同时加强了调查研究工作，终于抓住了张守忠（濮登博自认张系“亲信”指为教权继承人）的弱点，有了控制他的条件，并侦知其罪证所在，先后挖掘出赵承明、海德基等拆散了的电台零件、密码本等700余件，书面情报一部，情报拍照500余张，手枪2支，各种短枪子弹300余发，举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展览会，至此濮登博等利用宗教的假面目完全被揭穿，暴露出老牌间谍的真实眉眼，观众认真细致参观的情绪，是办各种展览会以来所未有的，提高了教徒群众的爱国反帝觉悟。较顽固者有的惊慌万状，有的恍然大悟，如六十多岁的老修女徐崇实说：“我才糊涂了一辈子”；一般教徒爱国情绪空前高涨；积极分子认为信教是种“耻辱”。在学习和控诉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已逐渐成为革新反帝运动的骨干，签名教徒突增为1126人，占全市教徒1203人的93％强，在此基础上三自革新筹委会遂于12月11日顺利的成立，这些都给此后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工作中的主要缺点是运动发展不平衡，有些教徒——如男修院和女修院，始终没有很好的发动起来，因而至今依然邪气横生，正气不能抬头，一切活动被帝国主义分子操纵着。此外，一些干部的简单急躁的作风，缺乏策略思想以及违反政策等现象也严重的发生过。如说：“修女是违反人性的，将来一定会被消灭”，“天主教是封建迷信，应赶快退出”等，这些毛病随时均给了纠正。

## 二、几点体会

　　（一）充分发动教徒群众，组织学习，从思想上进行改造，是反帝斗争最艰苦最基本的工作。宗教革新运动是一场激烈而复杂的政治思想斗争，任何企图依靠一纸命令或其他简单省事的办法行事，或者单纯追求签名数字，不懂得斗智，不肯进行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与调查研究工作，都是错误的；必须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动员各有关方面的力量，抽出一定数量的干部，指定一负责同志亲自指挥，有计划有步骤地来进行。组织教徒学习的经验是不谈教条、教义，切忌用他们的教义解释政策，着重宣讲爱国主义。在学习中要耐心解决其思想问题，并注意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可采用举办训练班的方式）。要注意严防违法乱纪、简单急躁或陷入反宗教的圈套内，遇事应坚持请示报告制度。

　　（二）经过一段学习，提高了广大教徒爱国反帝觉悟以后，应当开展控诉运动，宗教工作干部应取得区街干部的协助，进行访贫问苦，对教徒积极分子要适当解决其必须而可能的生活、升学、就业等切身问题。在控诉运动开展的基础上，注意搜罗反革命罪证材料，并及时地不拘形式地予以扩大宣传。在掌握一定数量的确凿有力的罪证后，可举办展览会。

　　（三）秘密工作与公开群众的工作相结合，掌握全面情况，寻觅确凿有力的证据，适当加以揭穿，是教育群众说服受骗教徒最有力的武器。比如当掘出电台、武器等罪证后，落后教徒迥然改变态度，广大人民对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恨之入骨。当濮登博等荒淫无耻的生活被揭穿后，很多教徒就指他们为“衣冠禽兽”。

　　（四）要善于抓着要害分子的特点，以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现实教育，号召其立功赎罪，如已判徒刑的反革命罪犯李世昌揭露出濮登博等埋藏的电台、武器之后，当即宣布减刑，并将其余刑缓斯执行，群众反映良好，并引起反革命分子张子厚的女儿拿出隐藏了的反革命财产1800余两烟土等来立功，帝国主义分子戈爱克也表示要立功赎罪，谈出线索，献出罪证。对反动教徒中违法案件亦须作及时而恰当的处理。

　　（五）及时打击教会上层中罪证确凿而且在教徒中已经孤立的反革命分子，对争取群众作用很大；但材料未完全掌握时，不宜过早即行打击。对争取过来的上层分子不应轻易重用，与其来往协商中，应严肃耐心说通思想，切忌生硬命令或马虎拉用。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宣传通讯》1952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