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省农村基层干部违法乱纪情况严重

　　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同志说：河北省农村基层干部强迫命令是普遍的，违法乱纪不是个别的。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薛讯同志说：河北省违法乱纪、强迫命令、官僚主义之严重情况最低不亚于山东省。下边这些零碎例子虽不足以说明问题，但却也能看到问题是多么严重了。

## 第一、违法乱纪情况

　　一、私立公堂、刑讯逼供、打死人逼死人的严重情况是惊人的。静海县朱家村民兵站长王仁武，为报私仇，带四个村的民兵三十二人，凶杀王中生等五户老小十九口人，其中并有我妇联会主任。徐水县税务股长张悦回村（田家西良村）养病，因听到军属刘香亭和村长张松林反映张悦的父亲和张悦的老婆共同逼死张悦的嫂嫂，张悦便捏造刘香亭和杨老清通奸，联合区助理员王春国和村支部的干部，私立公堂审讯杨老清，张悦并伪证说：我亲眼看见他俩通奸。杨气愤不过，服毒自杀。至于乱打人、乱捕人的那就很多了。徐水县三十四个村统计，有九十七个村干部打过人。该县史各庄村支部书记谢树华一个打过六十余人。邯郸县南井寨村，上至支部书记，下至民兵班排长都打过人。赞皇县一区农业助理员因一妇女说了一句“求雨“迷信话，便将其全家四口押进狱。

　　二、乱征乱敛，敲诈勒索。中共武清县黄官屯村支部书记王焕卿（男），家里大小活派农民去做，碾米推磨派村中妇女去做，他每天梳头都由村妇女干部轮流来梳。他自己住在民兵队部，专用一民兵通讯员侍候。村里被他吊打的人达四十一人。

　　三、奸淫妇女，干涉妇女自由。中共南宫县前魏村支部书记尹贵申，村公安员尹书琴，支持两个民兵将志愿军家属靳灵巧轮奸七次，并限制女方控诉。藁城药村党员干部梁焕朝宣布：谁要求离婚，必须先跟他睡一夜。肃亭县大泽城村民兵队长张立功威胁一妇女与其夫离婚后嫁给他，他拿着手榴弹说：你不和我结婚，我就炸死你。

　　四、包庇反革命分子帮助地主反攻。如定县东车舒村村长苏老店在镇压反革命运动时，掩护一贯道点传师，该村公安员则放走两个反革命罪犯。昌黎县某村支部委员，公开包庇杀人犯，为其通风报信，使政府几次捕捉落空。阜城后八丈村支部书记张希合帮助地主反攻，收回十三亩土地。

　　五、镇压民主，压制批评的现象也很严重。安新县五区公安员辛湧，因为群众刘景云发现其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即污蔑刘偷了公粮，押送法院，法院竟根据辛的材料，判决刘景云半年徒刑。

## 第二、强迫命令情况

　　一、强迫命令是在基层干部中普遍存在与带一贯性的作风，而且花样极多，最普通的是扣大帽子威胁群众服从命令。另外还有熬鹰、摊派、甚至用武装强迫群众接受命令的现象。例如在打井运动中，很多地区提出：“以打虎的精神完成任务”，采用强摊硬派的办法，逼令群众打井，甚至因此逼死人命。宁晋县区干部李志邦和北高李旺村干部，用指地、插旗办法强迫群众打井，并说不打井的是“坏蛋”，是“玩弄政府，讥笑干部”，要“送政府法办”。农民李蔡元就是在这种逼迫下，投井自杀的。深县刘家元村十九岁的青年张广顺，也因不愿打井，在村干部打骂、扣押威逼下自杀。在捕蝗工作中，有些地方提出：“家家锁门、人人都去”的口号。三河县二区区委宣传干事张成邦在大罗庄采用把群众赶出村去，而后封锁村庄的办法，强迫群众捕蝗。在组织劳动互助中，不少地区采用不组织起来不散会的熬鹰办法、或扣大帽子威胁的办法，强迫群众组织起来。邱县一区长屯村干部向群众宣布：“限一天组织起来，谁不参加互助就是思想不正确。”大名县有的村干部说：“互助合作是走苏联的道路，单干是走蒋介石、美国的道路。”定县有些村庄开会让互助组长保证：“明天一类组一律升为二类组；二类组一律升为生产合作社。”另外，在种麦、储蓄、售煤、发展副业生产、贷水车、买领袖像和年画等一切工作中，都有强迫命令的现象发生。河间姬村党员干部王吉贵在种麦时，采取“谁不完成种麦计划，不准谁睡觉”的办法，强迫群众种麦。邢台县北会村支部书记为发展副业生产，逼令群众按户评议买羊，不买的天天开会，农民张成向因为手头不宽裕，思想也搞不通，被逼上吊死了。万全县第七屯村长强迫群众贷水车说：“谁不贷，人民银行就让他当村长。”因此有七户没有井，也贷了水车，至今还放着。大名县开会布置储蓄任务，强迫村干部认数字。三区八十户的旧治村，认储五百万元不行，一直认到二千五百万元。村干回村后即按地亩数摊派，群众咒骂不已。姜陵村干部召集群众开会，谁不认够谁不能回家；强迫贫苦农民姜文林认到五十万元，愁的全家哭了半夜。

　　二、强迫命令作风，使党的政策被曲解，并给群众造成了劳民伤财的沉痛损失，引起群众不满。如宁晋县一九五二年打井五千四百十六眼，只有千余眼有水，天津专区去春抗旱打井七万眼，有四万眼不能用。雄县供销社在售煤中，说是为了“巩固工农联盟”，强迫村干部把煤卖给群众。村干部向群众宣布：“不烧煤就是不爱国”，结果不少群众买了煤，但因煤质不好，又无烧煤习惯，气的把煤仍在大炕里。

## 第三、官僚主义情况

　　命令主义、违法乱纪情况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长期未被发觉或发觉后未解决，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各级干部存有官僚主义作风。

　　这作风首先表现于对基层干部缺乏了解和审查，纪律松弛。基层干部蜕化变质已不是个别现象，而领导上不能发觉，仍一成不变的去看待这些变质的人，仍然认为他们是“积极”、“模范”。同时，也有不少反革命分子混入我基层组织，而我们领导上政治麻痹，发现不了。某些基层组织蜕化变质大体有以下四种形式：一种是利用职权发了财变为新的剥削者，另一种是利用职权为非作歹，久而久之变为恶霸，再一种是过去自首投敌分子，解放后又掌握领导权，最后一种是被反动分子拉拢收买而变质的。地主、反革命分子及其它坏分子混入我基层组织的情况也是严重的。据濮县、丰南、昌黎等六县统计，组织不纯的村庄有二百六十九个：一、村组织直接被反革命掌握或全部被篡夺者四十七村，其中有反革命分子任村支部书记者十九人，任村长的二十五人，任公安员的六人，任民兵队长的九人；二、村组织被反革命分子打人，收买而被操纵者四十一村，其中有被收买而变质的村干部五十五人；三、个别干部变质，丧失立场，包庇或倾向敌人的五十二村，共有主要干部六十六人；四、个别反革命分子混入我组织内部者一百二十九村，一百三十一人。

　　官僚主义还表现在：一、对基层干部缺乏教育，布置工作不估计能力，照抄照转或只交代任务，不交代政策，不教给做法，不检查也不具体指导，布置了任务就等着要报告，下边干部普遍反映工作太多。这种情形下，基层干部很易承制旧统治阶级的作风：强迫群众服从自己。二、不重视民主制度的建设，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均未能使群众畅所欲言，言之有效。三、各级领导机关对于财政、动员、司法制度上的严重混乱现象，没有认真加以克服。四、一些领导机关的干部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缺乏坚持党的原则的斗争性。甚至有一些领导干部竟纵容包庇犯错误的干部，听他们报复和打击进行原则斗争的群众与干部。（河北分社）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3年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