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南局宣传部关于四川省部分地区农村宣传工作的调查报告（节录）

　　我们最近派人到四川省遂宁、南充、大竹、万县四个专区调查农村宣传工作的情况，发现目前农村群众宣传工作中普遍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命令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这种情况不仅在四川某些地区存在着，而且也在全西南区存在着。它已使目前的实际工作受到很坏的影响。

　　农村宣传工作中的命令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主要是在宣传社会主义前途，互助合作运动和财经工作等方面不根据党的政策，擅自作了片面的错误的甚至是歪曲的传播。现把这些现象和群众中的反映，分别报告如下：

　　第一、宣传工作中的命令主义，首先表现在宣传互助合作运动方面。较为普遍的现象是不全面地宣传党的政策，不讲清参加互助组的好处和自愿原则，仅简单地拿上大帽子来强迫群众参加。如说：“不参加互助组的就是地主、二流子和反革命分子”或者把不参加互助组的叫为“资本主义”。如营山一宣传员在群众大会上拿两张纸，一张写着“参加互助组的就是跟毛主席走”，一张写着“不参加互助组的就是跟蒋介石走”，要群众签名表示态度，问到底跟毛主席走还是跟蒋介石走？签名结果都是跟毛主席走。这样，就把互助组“组织”起来了。又如潼南朱家乡团支部书记说：“不参加互助组，就不准入农会。”蓬安建设村宣传：“不参加互助组就关起来”。有的地方宣传“不参加互助组要去修马路”、“不准赶场”、“没收东西”、“以后要参加就得写申请书”岳池三区干部彭元孝宣传：“不参加互助组，娶不到老婆。”有的则宣传“参加了互助组，好享受政府的贷粮、贷款、代肥料等优待；能当模范，得耕牛，见毛主席。”

　　命令主义最突出的是表现在讽刺和打击单干农民。宣传“单干就是落后，不爱国，不拥护毛主席。”岳池高升乡工作组长王绍民在乡村干部会上提出“消灭单干户，反对资本主义。”武胜西■乡三村提出：“单干户，老顽固，不参加互助组没有出路。”安岳正子乡一村干部拿了广播筒到单干户房后叫：“不参加互助组就是落后，反革命。”蓬溪蓬莱镇开物资交流会时，农场干部王德禄在会场上札了两个草人讽刺单干户，一个草人背上写着“互助组”，手中拿了一个大萝卜；另一个背上写着“单干户”，拿了个很小的萝卜。群众看了说：“那是故意挖苦单干户的，单干户的庄稼那有那样孬。”岳池六区有个区干部做了懒汉牌和大乌龟给生产孬的单干农民背上。广安官战乡把单干农民谢驼背弄到街上边打锣边喊：“大家不要像我，不该不参加互助组。”武胜宣传员郑双福说：“我们把单干户叫小台湾，蒋介石那么大都打垮了，那怕你小台湾。”

　　命令主义在对待中农问题上，更表现得突出，对中农的伤害也很厉害，如遂宁县有的互助组要中农带一条耕牛作为参加互助组的条件，有的并给中农规定：（一）先耕别人田地，后耕自己的；（二）叫你干啥，就干啥。有的要中农写保证书，保证参加互助组后，一直走到社会主义社会不垮。安岳某区委把中农成份的劳动模范叫“资本主义模范”。这些地方中农的思想很紊乱，如岳池高升乡在去年十二月内，几乎每天有中农在问自己是不是资本主义；潼南仁和乡中农张绪洲害病不敢吃药，怕人说有钱是资本主义。不少地方的中农把耕牛、农具都交给了互助组。遂宁西宁乡中农王子祥的田垮了不修，他说：“修好做啥，二天要归公。”由于错误宣传的结果，已造成了某些地区农民内部的不团结现象。南部太平乡中农范道一说：“贫雇农是共产党的么儿子，再维护他们，还是做不好庄稼，没得吃的。”因为对中农采用“左”的命令主义办法，影响富农的思想情绪更为动荡。南部太华乡二十八户富农只一户生产好，有的田里草比粮食高。该乡富农尹少培向干部说：“你们不要我参加互助组，二天我们到不成社会主义，到底把我们怎样？”分水乡富农李清阳问：“社会主义是工人专政，怎么来消灭我们呢？”有的富农说：“土地拿去是小事，怕二天当地主斗争。”

　　在发展供销合作社组织的宣传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命令主义，如宣传“十六岁以上都要入社。”“不入社的就是官僚、地主、恶霸、反革命。”万县三区用广播筒广播“不入社的就要没收他的土地证，叫他搬到台湾去。”云阳一区用贴红白榜办法强制村干部完成合作社集股任务。南部三区一个村用算细账办法算出谁家有余粮就强迫参加合作社。西充一区有个小组长说：“入社就是生路，不入社就是死路。”吓得中农王洪志跳水（未死）。有的农民卖了农具、牲畜、衣服、被盖等物来缴股金。大竹专区各县有农民说：“干部只晓得三万一（合作社股金），二千五（中苏友好会费），再加一个丰产互助组。”这已充分反映出问题的严重性了。

　　第二、在宣传社会主义前途方面，很多地方把社会主义社会曲解为“集中劳动”“吃大锅饭”。如潼南互隆乡一村农会主任说：“社会主义就是我们要集中拢来，起牛卷、挑尿桶、做小菜、吃饭，都在一起。”又如遂宁布云乡宣传员说：“两条路，一条是组织互助组到社会主义，住大院子，吃大锅饭；一条是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看你走那一条？”这样一方面歪曲了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错误地把单干户当作了资本主义。这种错误宣传的结果是：一方面部分党团员、干部、积极分子产生了急躁冒进情绪，盲目地组织“集体农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如南部互利乡杨成向互助组举行了土地入股，吃了“团结酒”，自称为“集体农庄”。广安县禄市乡黄家立互助组把廿六个组员集中住到一家，耕牛、农具、土地、粮食，全归“大家庭”。每人按月发薪。规定吃肉为：男的六片，女的五片，小孩三片。认为这就是集体化。南部五个区的大部常年互助组，都将耕牛、农具入了股。三区班竹乡姜四发互助组甚么也入了股，一个猫折人民币五千元，一条狗折一万元，还举行了宣誓。另方面，使部分群众在思想上产生了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种种顾虑。南部铁边乡有一户新分田的贫农，听说社会主义是按劳取酬，便把田地都卖了。万县有的农民不愿贷水利款，说：“以后要集体化，塘堰是大家所有，谁来还贷款？”南江县中农曹富中将牛以低价折给互助组，说：“迟早都要‘共’不如早点‘共’，鸭子浮水要抢先”。岳池石鼓乡有的老年人悲观失望地说：“现在吃好穿好些，二天按劳取酬，我们做不得，岂不要饿死？”

　　第三、在财经工作宣传方面，普遍是乱提口号各说一套。南充、遂宁专区一些县份的专卖局干部动员农民喝酒，叫做“喝爱国酒”。南充县百货公司有些干部按村分摊三百斤售糖任务，限期完成，宣传买糖为“吃爱国糖”。有的地方号召每人缝一件苏联花布衣服，说是爱国的具体表现。南充粮食分公司收购黄谷，也是按村摊派，名曰“售爱国粮”。南充、万县等地的“爱国补税运动”，宣传补税“要相互检举，自动坦白，检举者有百分之五的奖励”，“轻者罚，重者送人民法院”。形成家家登记，翻老账，违反税收政策。南充凡店乡七村一贫农病死，尸首已装入土地改革中所分得的棺材内，但税务干部也要找村干部补税。南部、大竹等地新华书店下乡推销书刊画像，硬性分摊任务。在蓬安四区，专卖局干部宣传：“多喝一杯酒，身体健康”，银行干部则宣传：“少喝一杯酒，储蓄，多买一条牛”，保险公司干部宣传：“少喝一杯酒，多保一条牛的险。”群众听了说：“到底我们喝不喝酒啊？”南充李渡乡有的农民反映：“又叫我们节约，又叫我们喝酒，人民政府的政策放在包包里，摸不清楚。”宣传工作中的混乱现象由此可见一斑。

　　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各级宣传部门中存在着官僚主义作风，目前许多宣传部门机构残缺不全，忙于应付工作，缺乏思想领导，不了解下层情况，对命令主义与无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