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万县地委隐瞒“三反”和“五反”中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

　　【西南总分社讯】四川省万县市及万县去年“三反”“五反”运动中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现象骇人听闻，这些极为严重的事件，隐瞒将近一年。

## 一、严重的违法乱纪事实

　　野蛮的肉刑拷打，追赃逼供：计使用刑法有吊、跪、热、冻、饿、跌、踢、鞭打、棒打、绳打、戴手铐、坐地牢、站毛厕、电刑、烧胡子、画地为牢、抓头发、吊头发、三点一线、针刺脸、火钳烙、夹手指、香烧、敲螺丝骨、吃罐罐肉、坐老虎凳、关老虎笼、坐飞机、猴子搬桩、乳头吊柴块、灌辣椒水、灌肥皂水等六十多种。这些刑法中，许多都是过去国民党特务使用的。

　　万县市共七万多人口，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打死、逼死、间接致死的人据初步统计就有七十二人，其中干部十七、干部家属十(内孕妇一)、商人二十六。商人家属七(内军属二)、工人五、小孩七(内堕胎儿二)。万县“三反”“五反”波及农村，死亡人数一时难以统计。据初步统计死亡二十七人，其中干部十一、干部家属一、商人八、商人家属三、贫民二、地主二。被打残废者万县市十二人，万县六人，被打重伤者仅万县市就有五十人左右。用刑的仅万县市就有四百人之多(去年八月不完全统计数字)。

　　肉刑拷打现象尤以万县市人民银行为最。该行“三反”时全体人员不到三百人，打死、逼死十八人。该行行长楚永堂亲自带头打人。该行打虎队员竟翻阅“上饶集中营”一书，找寻国民党特务的各种刑法。该行房檐下，一排吊起十多人，下面火烤，上面拷打，惨叫声传到街上。有些人硬着心肠打，打后回屋蒙住被子哭。该行打死人，还不准家属收尸。被打贪污分子唐奕后一人曾受十七种刑。烧红火钳烙烂脊背，再用棕绳浸尿抽打(因为这样能带起一块块血肉，使被打人难以忍受)。画地为牢，三天只准睡一次觉。一天吃一小碗稀饭，劲子上挂一个大粪桶。夹手指，即用筷子夹在手指间，用绳绑紧后将筷子向外猛抽，即露出手指骨头。唐曾吃玻璃渣(打破窗)、碗渣(打破碗)、钥匙、大头针、跳楼自杀六次，都未死。唐的母亲亦被打坏左臂，成了残废。

　　在运动中，许多机关直接到干部家里、工人家里、农民家里大肆搜捕，衣服、傢具、锅碗，扫地出门，连孩子的玩具都当做了赃物拿走。贪污分子被酷打承招，乱指赃款存放地点。万县市人民银行、土产公司竟到农村掘墓开棺，进行追赃。

　　万县地委、县委决定在万县各重要集镇，重点推行三反、五反运动。由县到区、由区到乡、由乡到村，干部咬商人、大商咬小商、小商咬农民，互相牵连，都猛追猛打起来。万县下复兴乡商人被武陵、瀼渡、长滩井、新田等乡贪污分子所咬，被追逼挤压，资金弄光，又去勒索农民，到处抓人捆人，信口开河，硬要赃款。初步统计：该乡一百一十九人共被追赃七千八百多万元。永安、玉竹、插柳、蒲家、九树五个村就有十八户副业生产农民出了“赃款”。交“赃款”的农民、小贩，卖掉猪娃、鸡、衣被、傢具。当时该乡复兴场上卖饭、卖纸烟、卖豆腐的以及各种摊贩、商店全部垮台，农民不敢赶场。区政府忙着自己打虎，乡、村政府失去作用，谁都可以任意抓人，乡里秩序大乱，恐惶不安，成了无政府状态。该县八区一个被逼无奈的“贪污分子”在路上见到一个根本不认识的卖草鞋，上去打了一个耳光，就说：“我的赃款存在你那里，你还不给我。”卖草鞋的害怕，掏了五万块钱。

　　只求数字，不问情况。三反、五反时，万县市全部资金一百五十亿，而追赃最高峰竟达一千四百亿(三反九百亿、五反五百亿)。最后五反定案一百四十亿，三反迄今未能定案。

## 二、产生违法乱纪现象的原因

　　“三反”初期，运动开展很慢，后万县地委书记夏戎在干部动员大会上讲：“斗争就是政策”、“斗出赃款就是胜利”的口号，并说：“运动中肯定死人，不死人才是怪事。”至此，运动就猛烈展开。夏戎对运动展开较慢的机关，普遍严厉责骂。市公安局王振民说：运动初期该局不能完成打虎任务，夏骂：“十一只老虎为什么没有打出，任务一定完成，少一只不行。完不成任务，不是考虑你公安局长的问题，是撤销你这个公安局。”在这种思想领导和强迫命令下，吊打逼供违法乱纪现象严重起来。

　　运动中期，地委几个领导人并叫准备干部、仓库，以便接收几家私人行业。当吊打死人现象普遍发生时，夏戎仍骂下面“右倾”，并公开说：“小资产阶级是大资产阶级的儿子。”人民银行的“三反”，夏曾数次前往亲自领导。据地委会宣传部长崔大田说：地委对中央指示，从未有一次认真的研究。只是独断独行，强迫命令。因此，一般干部(包括许多负责干部)都认为党的政策变了，许多干部、商人都认为“三反、五反是消灭资产阶级”。贪污分子也说：“我们是炮弹，三反、五反就是通过我们去消灭资产阶级的”，并认为“承认贪污是光荣的”。

　　夏公开说：“苏联的党就没有思想工作，只是命令。”三反时有人问夏苏联如何反对贪污？夏说：“苏联对贪污分子只有枪毙。”

　　在这样的政策思想和强迫命令指导下，坏分子钻了空子，专卖局业务课长张锡城和贪污分子段绍章主持该局“三反”运动，采用“突破一点，四面开花”的曲解政策的办法，“达到百分之百的贪污”为目的，使该局四十三人除一个通讯员和一个炊事员外，都被打成了贪污分子。他们在运动中的教育内容是一、三反和土改一样都是革命工作，土改是消灭地主，三反是消灭资产阶级；二、贪污分子是地下党，通过他们把资产阶级的钱拿来建设国家；三、无产阶级今天的实事求是与资产阶级过去的实事求是不同，过去是讲凭讲据，今天是合乎事物发展规律，吃了饭要屙屎，屙在什么地方?自己找。做事贪污是肯定的，坦白了一定要检举……等等。他们利用互相咬，指名叫咬，事先“大会师”，开会凑数字的方式，制造“集团贪污案”，牵连了全市五十六个商人。专卖局的“三反”运动经夏戎表扬，更刺激了运动的违法乱纪现象。事后发现张(地下党员，曾参加三青团任分队长，伪县参议员，入党手续不明)，段(曾参加袍哥、青帮，伪青年党成都负责人之一，竞选过伪国大代表)的阴谋破坏行为，专卖局和专署检查组曾向地委作书面报告(去年五月二十一日)，并请求迅速处理张、段二人，地委一直未予适当处理。

## 三、怎样隐瞒的

　　万县的“三反”“五反”运动，当时曾被川东区党委表扬为好的典型(因为数字大)。运动结束后，关於人民银行的违法乱纪，群众写信给毛主席告状，夏戎曾指示公安局长将信(两封)扣住(公安局长坚决反对，未扣)。去年五月间川东区党委召集夏戎、市委书记燕汉民、市长刘海甫去汇报“三反”情况，路上夏说：“我一个人汇报就行，你们不要乱说。”夏报喜不报忧，致使区党委未能了解真象。关於人民银行案件，后来群众不断上告，西南局、四川省委责令万县地委检查，夏硬把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告上死亡的十一人改为九人。去年十二月间，省委派检察署主任杨鸣皋前往检查，报告上说死亡为十三人，省委追问，夏不但不进行检查，并说：“我要和杨鸣皋打官司，打到那里都可以。”一般地委委员、县委委员、各机关负责干部都害怕夏戎，不敢向上反映真实情况，干部们公开谈论：“夏不是培养我们的党性，而是培养我们的怕性。”事情就这样隐瞒下来。

　　夏对干部的政策，可从下面的例子看出：地委会总务股长王保常“三反”前地委已决定提拔为畜产公司经理，“三反”中王给夏提意见，说夏在外面住而不搬到地委会来是被老婆拉住了后腿，夏在大会上当场痛骂：“王保常你造谣……你这个坏傢伙。”后检查王时，夏在一次吃饭桌上说：“王保常这傢伙，开除党籍，送到法院，大镣扎起来。”后来下面就这样做了。王被吊打四昼夜，吊死两次；灌洗衣水，然后脚踏肚子，王泻了一裤子也不准换，坦白二百万才叫休息一小时。其实王贪污极微，竟被开除党籍，送进了法院。

## 四、群众的反应

　　万县的“三反”“五反”在群众引起极恶劣的影响。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商人、小商贩认为“五反是打倒资产阶级”。受害军属李耀珊(妻被逼死)给参军的儿子写信说：“过去听说国民党杀人放火，没亲眼看到，共产党光荣伟大，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原来如此……(后述其妻惨死情形)。”个别商人及干部家属怕银行吊打，甚至一合眼皮就发精神病说：“人民银行来了！”有人曾在银行的墙壁上大书“人民银行是杀人魔王”。

　　现在四川省委检查组在组织部副部长王叙五率领下，正在万县彻底全面检查，被害群众每天前往哭诉者很多。群众普遍要求：一、惩办坏分子；二、解决生活、工作问题；三、揭掉贪污帽子。万县市工商界对这次检查非常满意，但说：“可是来得太迟了。”工商界曾有这样的话：“共产党讲真理，可惜真理来得太慢了；共产党事实求是，可惜实事求是的人太少了！”

　　(本社记者赵慎应采写，材料系随四川省委检查组在万县采访所得。检查组正在进行检查，西南局、四川省委对此事件引起很大重视)

　　来源：1953年3月21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