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传工作者注意

　　<《宣传通讯》编辑部>

## 一

　　3月2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和“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虽然早已为各地党委所熟知、并已据以试行，但仍须督促农村工作干部和农村宣传工作者继续反复学习和宣传，使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更正确地按照党中央所指示的道路前进。

　　中央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指出，当前农村中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应为加紧春耕的准备工作和开始进行春耕生产，其他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并结合春耕生产来进行，凡是影响和障碍春耕生产这一中心任务的任何工作，均应改变、推迟或缩小甚至取消原来的计划。必须切实纠正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中正在滋长着的急躁冒进倾向。必须很好地组织农业贷款的发放工作及农村商品的供销工作。不能因有3年丰收而对农业生产过于乐观，要加强防旱抗旱、防治病虫害的工作。为着保证春耕生产的顺利进行，普遍展开爱国增产运动，中央要求每一个地委、县委和区委的同志学习中央关于互助合作的决议，学习普通的农业技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指示，把农民群众好的生产经验加以总结提高，然后加以推广。每一个地委、县委和区委的同志要从领导今年春耕生产开始，不断学习，提高自己，使自己逐步成为能够掌握互助合作的理论政策，懂得普通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善于联系群众、领导农业生产的内行。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的社论，指出做好今年的农业生产工作，首先必须解决以下两个关键问题：一、按照中央指示切实将生产任务当作当前农村中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反对工作上的平均主义和分散主义。二、按照中央指示“从小农经济的生产现状出发”改进对农业生产运动的领导方法，使之符合于现在农村经济的现实状况，反对工作上的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社论并根据我国小农经济大量存在的基本情况，指出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必须努力避免片面性，而善于做好以下几件工作：一、必须按中央指示，领导农民积极而又稳步地开展互助合作运动，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为了把互助合作办好，就必须坚决执行保护个体农民利益的政策，必须谨防各种冒进倾向的发生。二、要将小农经济逐渐引到计划经济轨道上来，这主要要通过合理的价格政策以及必要的可行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去指导农业生产，求得在一定程度内与工业发展相适应，达到保证国民经济平衡发展，这是在农业集体化未全盘实现以前，国家指挥农业生产的主要办法。三、改进农业技术的工作必须注意加强。但在执行时，要照顾到今年的具体情况，防止忽视具体条件盲目任意办事。最后，社论指出：正确贯彻党的各种政策应当作为每一个农村工作同志的首要任务，对于这种任务如果不认真加以研究和执行，就将是一种不可允许的错误，必须加以纠正。

　　我们宣传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将上述党中央的政策向广大干部和群众作广泛而深入的宣传，使这些政策能为干部所正确掌握、为群众所深刻体会，这样，他就会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加速农业生产的发展。

## 二

　　3月XX日中央将山东分局关于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斗争的综合报告批发各地。中央在批示中指出：（一）山东分局3月14日关于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斗争的综合报告很好，其中所提各点经验都是正确的。（二）山东在开展新三反斗争中，采取“抓紧两头、带动中间”的办法，收效很大。这就是：一面由领导机关和负责干部自上而下的层层带动，检讨官僚主义作风；一面抓紧处理最突出的典型坏人坏事，并在这两方面的推动和影响下，教育、启发一般沾染了命令主义作风的干部进行检讨，改正错误。其结果，即迅速改善和密切了党与群众的关系，又切实保护和教育了大多数仅在作风上有毛病而本质上尚好的基层干部。这点经验，特别值得各地加以研究和效法。山东分局关于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斗争的报告要点如下。全省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斗争，已在密切结合当前各项工作逐步深入开展。在开展这一斗争中，初步取得以下几方面的经验：（一）必须密切结合当前工作，贯彻“边反”“边防”“边改”的方针。开展这门斗争，既不应重复去年“三反”的做法，亦不应完全抄袭过去整风的经验。我们一开始既强调密切结合各项工作进行，并贯彻“边反”“边防”“边改”的方针，批判了将开展这一斗争与当前工作对立的错误认识，批判了脱离当前工作孤立突击进行这一斗争的偏差，批判了以官僚主义态度反官僚主义、光“反”不“防”、“反”而不“改”等偏差。在各项工作布置时，强调从实际出发，照顾可能条件，照顾干部及群众的觉悟程度，与交代任务的同时，强调交代政策、作风、方法；在检查工作时，强调检查正确政策、作风、方法的贯彻，及时纠正偏差；在总结工作时，强调总结正确贯彻政策、作风、方法的经验，务求实效。（二）必须严格划清界限，分别对待，防止一鞭子赶，一脚踢的做法。对于一般的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应坚决贯彻教育改造的方针，采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纠正之，对于那些严重的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并已造成巨大损失或屡教不改者，才给予应得的纪律处分。对于有罪行、民愤的违法乱纪坏分子，如蜕化变质的新恶霸分子、混入党政组织的反革命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压抑民主打击批评者以至造成惨案的反党反人民分子，则应严予惩处。经验证明：凡坚持贯彻了上述方针的地方，都正确开展了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斗争。（三）我们采取了抓紧两头，同时带动中间的做法。一头是由各级领导机关及负责干部，自上而下检讨官僚主义作风，层层带动下级同志进行自我检讨；一头是抓住罪恶昭著，民愤甚大，典型突出的坏人坏事，大张旗鼓地加以处理，并在这两方面的推动和震动之下，教育与启发广大的沾染了命令主义作风的干部，自觉地进行检讨。许多事例都证明了凡是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分子三者严格划清界限，而又采取抓紧两头带动中间的做法，都收到良好的效果。反之，容易造成混乱现象，或产生伤害广大干部积极性的副作用。（四）必须从重点入手，推动一般，这样才能“有的放矢”，打中要害，否则，会发生泛泛检讨，不痛不痒的偏向。如省府重点地批判教育厅厅长王哲的压抑批评、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推动了各委各厅、局、行开展斗争。反之，有的地区及省府某些厅、局，一开始不抓重点，采取“有啥提啥”的办法，结果流于空泛，群众不满，推迟了斗争。（五）通过检查与处理人民来信，开辟了与深入了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与违法乱纪的斗争。山东各级党、政机关去年积压人民来信在十万件左右，经过案件排队，查明主次、分清缓急，做出处理计划，并采取了抓住重点，专案查办，结合发动群众、进行处理等办法，至2月底止，县以上机关大部分做了处理。通过处理人民来信，既深刻地揭露了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也教育和发动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推动了斗争的开展。（六）通过党代表会、人民代表会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杜绝坏人坏事的重要环节。许多县召开了人民代表会，检查了县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有些会上代表还对干部订了几条纪律，群众监督领导、监督干部的积极性大为提高，这就大大地发挥和巩固了党内外的民主制度。（七）充分发挥报纸的作用，使斗争有力而健康地开展起来。山东各报首先选择了一批典型的坏人坏事做了连续报道，并发表了有关负责干部的检讨，号召广大干部、群众进行讨论批判，震动很大。为了使运动发展更加健康，又报道了乡干部李瑞兰等模范事例，以使广大下层干部有所遵循，由此报纸指导斗争的作用也加强了，威信也增高了。（八）要采取惩处与表扬相结合的方法，要好坏对比，赏罚分明，这对于克服广大基层干部中命令主义与某些违法乱纪现象是行之有效的；这不仅使干部有所警戒，且使干部在工作中有所遵循。

## 三

　　3月X日中央将华北局关于第二次处理人民来信工作会议的报告批发各地。中央在批示中指出：华北局这个报告是正确的，各地亦应仿照华北局的办法，召开处理人民来信的专门会议，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从而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和推动。华北局原报告要点如下：

　　为了检查处理人民来信的情况，有力地推动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斗争，华北局于3月1日至5日召开了第二次处理人民来信工作的汇报会议，到会的有蒙绥分局、各省委、市委、内蒙东部区党委及一部分地委、省辖市委等主管此项工作的干部共20余人。会上反映了如下情况：

　　（一）据各地汇报，自1952年11月华北局召开处理人民来信工作会议后，特别是今1月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后，全区地、市级以上领导机关，对处理人民来信工作，更加重视，并有显著改进，主要表现在充实了机构，建立了制度，提高了处理速度。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重视人民来信的结果，改进了此项工作的状况，人民来信、来访数量激增。同时还表现出如下特点：（1）各省、市直接来自群众的信件较由上级转去的信有了显著增加；（2）匿名信日渐减少；（3）揭发基层干部违法乱纪的信件，比重逐渐增加。这就大大便利了领导机关了解下情，肃清坏人坏事，完全证明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应从检查人民来信入手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

　　（二）处理人民来信的工作，虽获得一定成绩，但工作的开展还很不平衡。有些地区和单位不重视人民来信，甚至以错误的恶劣的态度对待人民来信。这种现象在企业部门和县、区级机关尤属严重，发生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某些领导干部对群众疾苦不开心，对工作盲目自满，庸俗自安；对干部则存在着姑息、包庇的宗派情绪所致。

　　（三）为了使处理人民来信工作在促进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斗争中起到应有的作用，除了领导重视、教育干部、健全制度外，今后拟请各地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1、全区各级领导机关，在最近期间普遍清理一次积压的人民来信，并根据问题性质及轻重缓急，进行排队处理。2、党委对此项工作要继续加强领导、督促和检查。通过适当方式，批评那些不重视人民来信的人，处理那些不认真处理人民来信的人。通过检查各机关处理来信情况，交流经验，改善工作。但加强党委领导不是党委包办。所有人民来信，除重大案件外，应转有关业务部门处理，使统一领导与分工处理相结合。如此，不仅使处理迅速恰当，且可使各部门通过自己的工作联系群众，改善自己的工作。3、大张旗鼓地处理典型的坏人坏事，仍是推动此项工作的重要方法。各地均应通过活人活事体现政策，表明党和人民政府对坏人坏事的态度，从而动员群众，投入新三反的斗争。在开始选择典型进行处理时，应特别主义压制批评、大量积压人民来信、对人民来信拒不处理或作假报告的典型。只有认真处理了这些人和领导机关后，才能发动群众勇敢地揭发更多的坏人坏事。4、各地群众为揭发坏人坏事不得不“千里迢迢进北京”的情况，必须予以改变。这就需要特别注意大力推动县级领导机关大开人民来信之门。方法是：帮助县级切实检查人民来信、来访的情况，从其中发现典型事件，进行大张旗鼓的处理，以扩大影响，使人民群众相信不仅北京有真理，县里也有真理。如此，既可使群众的问题得以就近解决，又可加强各下层组织和当地人民的联系。但正是这些组织，至今思想抵触还很大，不了解认真处理人民来信、坚决处理坏人坏事对政治、经济建设上的极端重要性。地委以上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大力帮助他们改变这种情况，以创造开展新三反斗争的顺利条件。

## 四

　　河北省前定县地委书记王振海，为了达到私人报复的目的，利用职权，阴谋陷害党员李小六的的严重事件，经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长时期调查后，真相大白，并已作了正确严肃的处理。3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处理这一事件的决定，并为此撰写了以“王振海犯罪事件给我们的教训”为题的社论。

　　人民日报在这一社论中分析王振海犯罪事件给我们的三点教训为：（一）王振海之所以堕落成为反党反人民的犯罪分子，正是由于他的浓厚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思想严重发展的结果，他的罪恶的严重性在于他倚仗党和人民所交给他的的职权来达到他反党反人民的犯罪目的。由此应当得出教训：一切党员都不能有私心和个人主义，不能有特权思想。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职位愈高、权力越大，只表示我们所担负的责任愈重，因而就愈应该严格地要求自己，使自己私人利益服从于党和人民的利益，忘我地为党为人民进行工作。而我们党在今天这个时期则应时刻警惕党员干部中自私自利和个人主义思想对于党的危害，时刻同各种错误思想和倚仗职权违法乱纪的行为作坚决斗争，并及时地把那些严重自私自利、违法乱纪的不可救药的分子清洗出党。（二）王振海之所以造下这种罪孽，而未能得到及时的制止，原定县地委会的多数同志负有严重的政治责任。如果原定县地委会多数同志不是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调和的、折中的态度而能及早进行原则斗争，并如实地向上级反映情况，则王振海的反党罪行将不至于发展到如此严重程度，而能及时得到制止。由此应当得出教训：我们党的同志间特别是领导同志间，对于任何原则性的错误和各种坏现象不能采取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党的领导机关应及时将一切政治性、原则性的问题和分歧摆到桌面上来，以批评和自我批评及正确的党内斗争来克服党内一切坏的现象，不许采取庸俗敷衍的态度。目前在领导干部间的这种庸俗敷衍的态度是不少的，必须坚决打掉。（三）河北省委对于王振海事件的处理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他们对于定县地委会主要负责同志显然的分歧意见，不采取必要的措施去弄清事实并表明自己的原则意见，一直使事情发展到极端严重的地步，这是河北省委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薄弱的必然结果，是对干部的错误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错误采取姑息态度的必然结果。由此应当得出教训：领导机关对于干部中的任何一种原则性的错误和分歧，都不许可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应明确表示自己的原则意见，及时做出正确的结论；必须以加强思想领导和勤于检查的办法，对干部中一切违反党的政策原则的错误和对这种错误的姑息态度作斗争。这是教育和挽救犯错误的干部的唯一正确的办法。

　　在当前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斗争中，各地党委可根据人民日报这一社论的论点结合当地具体情况向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进行教育。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通讯》195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