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省委宣传部关于检查陕西农民报、延安报批判农村党员资本主义思想讨论的情况和问题的报告（摘要）

　　陕西农民报和延安报从去年11、12月起，先后开展了“清除资产阶级剥削思想对农村共产党员的影响”和“共产党员要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带头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讨论。这在目前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工作逐步深入，农村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和复杂的情况下，是完全必要的、适时的。

　　陕西农民报和延安报通过这一讨论，比较集体中地批判了农村党员中的资本主义思想和剥削行为，提高了农村党员的社会主义觉悟，初步划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界限，并且也教育了农民群众，从而推动了当前农村各项工作，特别是推动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前进。很多农村党员明确了党员雇工、买地、放高利贷、做投机生意等为什么不对，不少有过剥削行为的党员自觉地讨论和改正了错误。如延川县六区所属6个农村支部的298个党员，在参加了批判赵延寿思想的讨论后，不仅原来有剥削行为的49个党员都作了深刻的检讨，放弃了剥削，而且目前除丧失劳动力的党员外，全部都参加了互助合作组织。并且，在他们的带动下，使该区的互助合作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

　　这次讨论获得较大成效的主要原因是：报纸编辑部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和具体措施。比如陕西农民报不仅事先研究了讨论的目的、内容、形式、需要的时间和进行的步骤，订出了具体计划；而且还在讨论开始后，立即派记者下乡，了解农村党员的思想动态和讨论中的问题，并针对某些农村党员和农民群众对报纸批判的抵触情绪，在报纸上进一步作了解释。特别重要的是这一讨论得到了各级党组织的重视和支持。省委宣传部为陕西农民报这个讨论向各级党委发了通知；延安地委为延安报的这个讨论发了指示；很多县委、区委都作了具体的布置。在各级党委的具体领导下，全省的特别是延安专区的许多农村干部，都组织农村党员学习和讨论了报纸上的文章。这样就使报纸上的讨论和农村支部的讨论，紧密地结合起来了，不仅丰富和充实了报纸讨论的内容，扩大了报纸讨论的影响，并且进一步加强了党报的思想性和战斗性。

　　陕西农民报和延安报的这次讨论，虽然得到了很大的成果，但由于报纸工作人员对理论学习和党的政策的研究不够，对农村党员实际思想情况的调查分析不深，因而报道中还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

　　一、报纸对农村党员的剥削行为缺乏具体的分析和明确的界限。延安报在报道农村党员中存在的剥削行为时，不仅没有把党员直接进行的剥削和党员家庭进行的剥削，党员在家庭的剥削中起了一定作用和党员在家庭的剥削中不起作用，丧失劳力的党员为维持生活的雇工和不缺劳力的党员为进行剥削的雇工等情况区别开来；也没有把党员的正当的副业生产活动和商业投机活动，党员的某些资本主义的思想倾向和资本主义的剥削行为，党员的偶然性的或轻微的剥削和经常性的或严重的剥削等情况区别开来。

　　比如该报把党员或党员家庭农闲时挑担贩梨、贩炭等副业生产活动，也当做资本主义剥削思想加以批判。并在今年1月2日“认真发动农村党员参加讨论”一文中，就把延长农村党员的剥削情况的比例估计过大，笼统地说该县一区四乡（共产党员90人）党员中有剥削行为的竟估到全乡党员的48.8%。这种不区别具体情况，不阐明问题实质的报道，都会引起读者的某些误解，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报纸对农村党员中的资本主义思想和剥削行为产生的原因也缺乏分析，或分析的不深刻、不全面。报纸未能从过渡时期农村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和农村党员的阶级出身、当前农村党员所处的小农经济的环境进行具体的分析，陕西农民报在报道和讨论中虽然指出了农村党员的资本主义思想和剥削行为，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但未能深刻阐明资产阶级思想对农村党员侵蚀的严重性，甚至在有的报道中还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

　　比如该报去年11月16日“大家讨论赵延寿做得对不对”一文中，就有好几处出现了：“后来他生活富足了，就想雇人专门吆车”，“赵延寿的家底厚了，后来对互助合作不感兴趣”等语句。当然赵延寿若没有一定的经济条件是不能剥削人的，但赵延寿产生资本主义思想和剥削行为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他出身农民，入党后对他的农民思想不仅没有加以彻底改造，反而接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而不是所谓“生活过好了”。

　　二、报纸在讨论中，有党内党外不分、政策界限不清的现象。报纸还不善于把党对党员的要求和对群众的要求，不允许党员有剥削行为与目前社会政策上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区别开来，因而报纸有时把党对党员的要求，用来要求群众；把只在党内有效，党员必须遵守的规定，说成在社会上有效，群众也必须遵守的规定。比如延安报去年12月16日发表的延安地委关于“在延安报上开展共产党员要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带头走社会主义道路讨论会”的指示中，提出要坚决地向一切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作斗争，把党对党员的要求和党对农民群众的要求混淆起来，不适当地扩大了报纸这次批判的范围。在报纸上笼统地提出对农民的自发势力作“斗争”，并要求农村党员向周围农民群众的自发势力做斗争，不但容易造成报纸讨论中的混乱，且易助长农村党员和农村干部工作中的强迫命令作风。

　　同样道理，延安报在“加强对农村共产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清除一切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社论中，把农村党员雇工、买地进行剥削等行为看作是“严重地违犯了党的纪律和国家法令”，也是不妥当的。党员买地、雇工进行剥削等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但在目前还不能就说是违犯了国家法令。当然，报纸在注意区别党对党员和群众的要求的同时，还要防止另一偏向：即认为农村党员雇工、买地进行剥削等是不对的；农民群众雇工、买地进行剥削等就是值得赞扬的。而应该既要指出农村党员雇工、买地进行剥削等是党纪所不允许的；也要指出农民群众雇工、买地进行剥削等是不好的，主要是教育他们积极参加互助合作，努力发展生产，走大家共同富裕的道路。

　　根据目前农村党员的思想情况和党对农村党员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要求，经常不断地加强对农村党员的教育，批判农村党员中的资本主义思想，是报纸宣传的一项重大任务。因此，陕西农民报和延安报应在这次讨论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对农村党员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批判农村党员中的资本主义思想和剥削行为，采取适当措施，纠正讨论中的缺点和问题，改进报纸关于党的生活和党的领导作用的宣传。其他已经开展这一讨论的（如汉中报、大众报、安康报），和尚未开始这一讨论的报纸，都应当吸取陕西农民报和延安报这次讨论的经验和教训，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切实结合当前党在农村的中心工作和农村党员的思想情况，选择适当的典型，开辟专栏，在党委的领导和监督下，有准备、有计划地开展加强对农村党员的社会主义教育和批判农村党员中的资本主义思想的讨论。将农村党员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一步，推动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的胜利前进。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通讯》1955年第 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