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错判张敬元“诈欺”案中得到的教训

　　1953年6月，西安市人民法院收到了一件诈欺案子，原告是桂林市妇女郑子香，被告是西安市旧货业商人张敬元。原告控诉说：“我丈夫刘瑞卿在桂林买了一批旧锅，发运西安，由我来收货款，张敬元却说锅是他买的，并串通收货人不付货价。这锅确是我丈夫买的，有发货票可查，票上开的就是他的名字。”被告辩白说：“我和刘瑞卿在交易中相识，今春他说有货可买，约我到桂林，我到他家住了两个多月，由他帮着买了一亿多元（旧币，下同）的铁货。这批锅也是他帮我买的，共365口，总价912万5000元，并非刘瑞卿所有。”并提出：“郑子香与刘瑞卿不是夫妻关系，不能代理诉讼。”

　　承办人认为原告所说的发货票是弄清本案的唯一线索，便写信请桂林市法院代为调查，不久，接到回信说：“各卖主都说锅是卖给刘瑞卿的，发货票上开的是刘瑞卿的名字。”承办人又从本案的几个关系人中间了解到，被告张敬元曾经活动过他们，说锅确实是他自己所买，请他们作有利于自己的证明。因此，认为案情已全部弄清，于1953年8月11日将张敬元扣押，9月2日判决：“被告张敬元诈人财物，处徒刑1年。锅归刘瑞卿所有。并由被告赔偿原告损失费300万元。”宣判时，张敬元曾声明不服，表示要上诉，承办人因他没有补送书面上诉状，所以没有向上级法院转案，就把他送劳改所执行。

　　1954年4月末，西安市检查署经过初步调查，认为本案判决有问题，向西安市人民法院提出抗议。西安市人民法院决定重新审理这一案件。这次的承办人分析了检查署提出的材料和证据，核对了原卷，发觉原判的几点根据都有问题：（一）发货票上虽然开的是刘瑞卿的名字，但被告张敬元曾提出：“在桂林时因为是由刘瑞卿帮着买货，不仅这批货发货票开的是他的名字，另外还有一些货发货票上也开的是他的名字。”原承办人对这一点并未详细调查，仅仅根据发货票，并不能就确定锅是谁的。（二）各卖主虽然在发货票上开刘瑞卿的名字，但这并不能证明货物就是刘瑞卿自己所买，而不是帮别人买的。（三）张敬元活动几个关系人、请他们作证明的问题，也不能轻易地认作“串供、情虚”，因为有的人明明有理，但是怕官司打输，向有关人员活动一下，也是一般群众的常情。此外，检查署通过桂林市人民银行查出，原付锅价中有600万元是张敬元开的支票；而在原卷刘瑞卿的供词中，曾说他只有500万元的资金，但是他这批锅价连运费就是一千多万元，另外还发来一千多万元的货物，这些资金的来源何在，值得追究。

　　这次的承办人根据以上情况，将刘瑞卿从桂林叫来，与张敬元当庭对质。刘瑞卿说不出资金的来源，所说交付锅价的情况也前后矛盾。承办人即继续搜集证据。最后经桂林市法院将郑子香、刘瑞卿两人的来往函电搜出，证实了他们设谋、收买证人、进行诈骗的犯罪活动。原来刘瑞卿是个无职业的流氓分子，53年开始跑行商，郑子香是他的姘妇，原是个反革命分子，曾被判劳改一年多。两人姘居后，因生活困难，才写信约张敬元来桂林买货，打算从中赚些钱用。后因张敬元所给报酬不多，便起意诈骗，乘经手买锅的机会，故意叫各锅商在发货票上开自己的名字，货物交运后，乘张敬元未返西安，着郑子香先来领取货价。诉讼进行中，郑子香回桂林与刘瑞卿领取了结婚证书（刘已婚），并藉机给各锅商送礼，请他们作伪证。1954年11月底案情大白，刘、郑两犯虽受到了严肃处理，但张敬元已被屈押了9个多月。

　　这一案件的错判，直接帮助了犯罪分子的诈欺活动，冤枉了无辜的人民，严重损害了人民法院在群众中的威信。为了吸取教训，检查一下造成错判的原因，是有教育意义的。

　　首先是由于原承办人在审判过程中先入为主，对案情缺乏客观全面的分析研究，片面地听信原告一方的申诉，顺着原告所支使的方向去搜寻证据，对被告方面提出的辩白，根本没有认真考虑，只认为发货票是唯一可靠的证据，而对刘瑞卿的资金来源，张、刘两人以及郑、刘两人之间的关系等却毫不注意，桂林市法院代为调查的材料一到，即不加深入分析，也不再找旁证，便认为案件成熟，草率下判，以致造成错案。今后为了避免错判，必须克服审判人员这种主观主义的倾向，在审判案件中，既要注意原告方面的意见，同时也必须让被告充分行使辩护权，既要分析是的一面，也要分析研究有无非的可能。只有从正反两面研究对证，搜集证据，才能弄清真象，正确地下判。

　　第二是由于原承办人采证上的形式主义，为表面现象所迷惑，对客观事物缺乏科学细致的分析研究。同时，也表现了对法律上证据理论的毫无了解。原承办人抓住发货票当作唯一的“证据”，只看到上边开的是刘瑞卿的名字，又经向卖主对证，便认为“十分确凿”，却不进一步研究这一证据能否证明问题，可靠程度如何，就形式主义地加以采信，也是造成错判的原因。今后为了避免这种错误的再现，在采证上必须深入研究证据是否真实，有无证明效力，而且要多方面地搜集证据，加以分析鉴别。只有经过多方面鉴别、完全确凿了的证据才可采信。

　　第三、原承办人对依法给予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不够尊重，随便剥夺被告的上诉权利，更缺乏群众观点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忽视人民群众对法院的监督。甚至被告张敬元在“劳改”期间向人民代表会议、市政协委员会提出申诉后，经人民代表会议、市政协委员会几次函催，原承办人还认为“自己经手办的，没错”而置之不理，以致错误未能及时纠正。所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表现。要防止与克服这种错误，法院干部就必须好好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审判工作中的唯心主义思想、作风，加强群众观念，虚心听取来自群众和有关机关的意见和批评，发挥自我检查的精神，提高思想，改进工作。任何骄傲自满、自以为是、拒绝批评自我批评的思想，都是对工作有害的。

　　来源：司法工作通讯编辑委员会编《司法工作通讯》，1955年第3期， 1955年6月1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