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山西省人民法院晋南分院依法惩办“反共抗苏救国总会”案反革命犯（根据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报告材料整理）

　　前山西省人民法院晋南分院审理了反革命组织“中国先进革命委员会反共抗苏救国总会”阴谋破坏案件，并于2月5日举行宣判大会，依法对该案中赵梓昌、刘宣中、张金年等11名反革命分子，分别判处了死刑和有期徒刑。

　　“中国先进革命委员会反共抗苏救国总会”是潜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用各种隐蔽的手段，长期进行反共、反苏、反人民等罪恶破坏活动的一个现行反革命组织。这个反革命组织的主要分子赵梓昌、刘宣中、杜维英、邱隽璞、白云龙、高志刚、邓墨三、李淑贞、张金年、杨仙洲等，解放前都是蒋介石、阎锡山匪帮的忠实爪牙，曾进行过各种反人民的罪恶活动；解放后以伪善的面孔，混入山西省临汾专区和临汾、翼城、寿阳等县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以及临汾专署和临汾县粮食局、浮山县农场、洪赵县曲亭小学等单位，披着国家工作人员的外衣，千方百计地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当1950年10月，美帝国主义从仁川登陆，疯狂地把侵略的战火燃烧到我国边疆的时候，混到我人民银行临汾专区中心支行的反革命分子赵梓昌、刘宣中、杜维英、杨仙洲等4人，便认为时机已到，共同策划组成了“中国先进革命委员会反共抗苏救国总会”反革命组织，制订“会章”、“总纲”作为进行反革命的纲领；并刻制关防大印，印制“委任令”，拉拢地主富农子弟、顽伪分子，思想落后的留用人员和一些意志不坚定的青年学生，发展特务组织。

　　为了实现其罪恶阴谋，这个反革命集团采取极其隐蔽的方式，进行了猖狂的破坏活动。

　　一、造谣破坏。这些反革命分子除了经常造谣辱骂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外，并针对我们的每一个群众运动，大肆散布谣言，污蔑“抗美援朝”是“侵略朝鲜”，土地改革是“掠夺”，“镇反”运动是“杀人政策”，审干运动是“整新干部”，“三反”“五反”运动是“没钱的办法”，而对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集团则奴颜婢膝地称为“同盟军”、“爱好和平的国家”、“委员长”，甚至把美帝国主义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竟造谣说成是“为了结束战争”，到处散播“三次世界大战快要打起来了，朝鲜快要完蛋，再等几年国民党就要回来”等反动谣言。当我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后，混在临汾专署粮食局的匪徒邓墨三，在收购中故意多算余粮，进行破坏。在农村建立信用合作社时，混在临汾银行的匪徒张金年，故意让富农分子当主任，地主分子当会计，并破坏我们的信用合作政策。

　　二、搜集我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名单和公安部门的人事、武装情况及其他国家机密，妄图等待蒋匪复辟。自1951年开始，赵匪梓昌等曾先后刺探我前临汾专署公安处和临汾、大宁等4个县的公安局干部人数、枪枝情况及临汾专署粮食局对粮食的存放、调拨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并调查了我3个县的领导干部和15个村的主要干部、积极分子的姓名，企图进行罪恶的暗杀活动。这些反革命匪徒，为了和美蒋特务机关取得联系，并准备了日文、英文翻译，制造假证件，派人到河北、太原等地进行活动。

　　三、盗窃国家的公款和公物，收藏武器，妄图组织武装暴乱。混在临汾银行的匪徒赵梓昌，利用担任会计的职务，伪造存单，盗窃国家银行公款计1500万元（旧人民币，下同），作为特务活动的经费，并指挥匪徒刘宣中设法准备盗窃临汾吴村营业所的数千万元公款，还盗窃银行的印台、号码机等供作特务使用，并收藏手枪、子弹、电话机、洋刀等武器，阴谋配合蒋匪进攻大陆，组织武装暴乱，企图颠覆我人民民主政权。

　　这个反革命案件的破获，又一次告诉我们，经过伟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是沉重地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但残余的反革命分子并没有完全被肃清，其破坏活动是更加隐蔽，更加毒辣。它进一步说明了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是更复杂更尖锐了。如果我们不认清这一点，就会在政治上犯严重的错误。因此，司法工作者绝不可满足于“镇反”的成绩，必须清除轻敌麻痹思想，加强政治嗅觉，千百倍地提高革命警惕，从思想上、业务上加强自己的战斗力，密切配合公安、检察等部门，发挥审判工作的效能，坚决地把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镇压下去，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根据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报告材料整理）

　　来源：司法工作通讯编辑委员会编《司法工作通讯》，1955年第4期， 1955年7月28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