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与陆定一会谈纪要：介绍中国政治运动的状况 　　文本第1份 　　1955年12月26日 　　第1899/ДВ号 　　（致苏共中央И.С.谢尔巴科夫同志：） 　　同时呈送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大使П.Ф.尤金同志和使馆同志于1955年10月22日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的会谈纪要。 　　附纪要共13页，仅送收件人。 　　 И.库尔久科夫（签名） 　　（附件：） ## 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会谈纪要 ## 1955.10.22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5年12月9日） 　　（机密） 　　（文本第2份） 　　（第968号） 　　兹因刘少奇同志此前曾提出有关让大使和大使馆参赞们了解一下中国的阶级斗争情况的提议，10月2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受中共中央委托来到了大使馆并进行了这样的会谈。会谈时作为翻译的是中国公安部的同志。 　　我方参加会谈的有：П.Ф.尤金同志、В.И.利哈乔夫同志、К.А.克鲁季科夫同志、А.Ф.马尔采夫同志、Н.К.安德罗索夫同志、И.А.叶廖明同志、И.В.阿尔希波夫同志、А.В.彼得鲁舍夫斯基同志、П.П.马卡里耶夫同志和Я.И.福缅科同志。 　　陆定一说，1955年中国所有战线展开了与资本主义的积极斗争。这场斗争旨在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反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旨在无论在没有组织的群众之间，还是在各个单位和军队，都要清除反革命势力；粮食战线上进行着斗争；正在实现自己农业合作化计划运动的农村也正进行着尖锐的阶级斗争。陆定一说，今天他想就中国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也就是主要与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从内部方面讲述一下这个问题。 　　现在整个中国，除西藏外，在国家单位和军队中，在工商企事业单位中（包括私营和公私合营企业），在高等学院中以及中学教师中正进行干部审查。审查工作涉及工人、职员、军人、科研工作者、学生以及所有城市干部和农村包括乡以下的干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成员、工商协会成员、各民主党派领导成员免于审查。未进入中央机关的各民主党派成员要进行清洗，如果他们在国家机关工作，则在工作的当地进行。整个审查在全国将涉及120万人。到9月中旬为该项工作的第一阶段：审查已涉及222万人。 　　在对上述所说的被审查人数的审查工作过程中揭露出11.8万名反革命分子、叛徒、重大刑事犯。该数字中有85900名为反革命积极分子：间谍、破坏分子和以前曾在警察机关工作过的人员等等。被审查的人员中有5800人有进行破坏活动的嫌疑。因此，到9月份为止审查的222万人中有约17万人不管怎样都与反革命活动有牵连。在整个被审查人员的总数上占7％。陆定一说，也许这个数字有点高，在确定某个人的罪行时不排除出现个别错误。 　　在审查过程中，随着反革命分子被揭露的程度而立案研究的有5300宗重大案件，因此逮捕的有1102名罪犯。现在所有这些案件在进行侦查，其中大部分案件中被逮捕的已定罪；有400宗案件暂时没有结果。 　　审查运动中被揭露出11000个集团和小集团，共涉及65000人。其中具有反革命性质的集团有2815个（7177人），涉嫌反革命活动的集团1615个（5941人）；揭露出3000多个（7709人）建立在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土壤上的酗酒等方面的集团；122个（284人）由乞丐、流氓、小偷等组成的集团。剩下被揭露的集团中没有准确查出政治人物。陆定一说，不排除在集团的分类上可能有错误。在17万确定的反革命分子和涉嫌敌对活动的嫌疑分子中，逮捕了7550人。 　　运动过程中有4239人试图自杀，其中1920人因此死亡。清理时曾发生1028起事件，对象因害怕审查而从居住地逃往其他地区。但他们中大部分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家。运动中有820起事件遭到敌对方激烈的反抗。 　　某些地方的审查运动从5月底就开始了，可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是在6月和7月。大家都知道，在这场运动之前发生过3起重大案件，揭露出相当一部分的反革命分子（高岗、饶漱石案件，潘汉年、扬帆案件和胡风案件）。 　　中共中央6月10日指示各党组织和国家机关从组织上肃清暗藏在国内的敌人。在中国进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方式之一是镇压内部的敌人。但是镇压的手段，包括肃清，对党和人民大众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所以中共中央在强调该项运动对人民大众思想教育的意义时，也指示要深入地研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揭露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 　　谈到肃清运动的组织方面问题时，陆定一说，在省、市成立了名为“五人小组”（他们的人数在4到17人）的领导机构，实际领导这项工作。“五人小组”的组成通常是党委第一或第二书记，公安部代表，检察机关的代表，相应的党委组织干部，宣传部干部（他们在某些方面领导“五人小组”）。各省、市等党委成立的“五人小组”同时领导他们的工作。中共中央就肃清问题成立了10人委员会。 　　审查过程中显示出90％以上被审查的都是好人。审查时这些人经常讲述自己过去的错误和缺点，与善良的人们谈话的正面意义就在于此。审查过程中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将所谓的落后分子争取到自己的方面来。因为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比党组织要更多地了解自己反动领导的活动。实际工作表明，哪里的党组织注重争取落后分子，哪里就有更多的反革命分子被揭露。虽然这里也存在危险性，在肃清过程中人们在会议上经常将这些落后分子认为是反革命分子。 　　中共中央认为，在被审查的人员中反革命分子和有敌意倾向的人总共大约在5％。如果考虑到延安整风时同样清理出大约5％的异己分子，这显然是正确的。 　　正在进行的运动有自己的正反两方面。毫无疑问，正面意义在于极大地提高了广大群众与反革命势力斗争的积极性和阶级觉悟以及政治警惕性。在许多地方存在的“左倾”、殴打无辜的人们、错判都应当归入是运动的负面。有经验的敌人经常在这场广泛的群众运动中伪装自己，对人们进行错判。陆定一说，将在运动第二阶段，也是“五人小组”和公安机关研究从运动中收集到的材料的阶段，肃清这些经过伪装的暗藏敌人。 　　在提到在单位里如何组织运动时，陆定一说，所有人员分成组并选出各自的组长。先在组里学习有关胡风的材料，进行教育工作，然后进行问题的讨论，在该组里有没有胡风分子或思想意识形态不正确的人。与这些小组工作同时进行的是单位召开的群众大会，会上作基本理论的报告并号召提高警惕。在这些群众大会上不组织发言揭露某个具体的人或指出他的错误，而是阐明，有过错的或犯有某种罪行的人应该去向“五人小组”说清自己的问题。动员单位员工将有损于某个员工的情况或材料向“五人小组”通报。陆定一说，这样的方式能更好地动员群众投入肃清运动和有助于更严格的监控。以前，当在群众大会上宣读揭发材料时，造成了许多错误并产生了许多困难，因为公开的宣判某人或让某人公开地承认自己的错误，通常会伴随着群众要求逮捕该人，由此导致错误。另一方面，也有这样的情况，他只承认自己部分的严重错误，说的都是假材料，信口开河，而实质性的说得很少，简而言之，是伪装自己。群众只看到他公开的认错，宽宏大量地要求原谅他。这样的人从坏蛋变成了受尊敬的人物了，人们与他打招呼并认为这个人以后就没什么可再研究的了。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群众大会上，好人在群情激奋下说自己有过错，对自己并没有犯过的错进行悔过。在一些大会上，比如发言说自己有过错的达到所有参加大会人数的40％。 　　由于这样的群众揭发大会结果是弊大于利，现在决定重大的审查在小范围组成的人员中进行，而召开大会纯粹是起到宣传和动员的作用。 　　党委的主要注意力正放在制定单位的肃清计划，何地何时开始进行肃清工作。这对于预防运动的放任自流有重要的意义，经常发生并导致负面结果的是：人们害怕了，忐忑不安，有时还会自杀。比如在四川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某单位的一次自发性会议上，老工程师被指控曾与国民党共过事。工程师吓坏了，就和妻子一起自杀了。审查结果表明，他原来是个很优秀的专家，执政机关从未对他有过任何的意见，他是个受人尊敬的人。 　　中共中央现在主要关心的是这样一些问题：如何监管检举某人有罪的揭发材料，如何严守秘密，还有的问题是，谁有权研究审理揭发材料，谁来核准逮捕等等。通常揭发检举的材料由“五人小组”研究处理。个别案件只有公安机关来结案。批捕某个人由“五人小组”核准。 　　党机关的这种谨慎是因为揭露某个人的罪行必须经过仔细全面的审查。被控犯有严重罪行的人都送集中营、劳改营。当要枪毙罪大恶极的间谍、破坏分子或土匪时，公开的枪毙现在只是在特别的或个别地区进行。也有过公开枪毙在肃清运动过程中进行暗杀的杀人犯的事例。这是为了消除人们对报复的恐惧，放开群众揭发反革命分子的主动性。谈到党的机关十分谨慎地对待枪毙的问题时，陆定一说，“斗争是在深夜进行，所以在黑暗中可能错杀。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显得小心谨慎，将嫌疑者送往劳改营。我们一向能够做到经过仔细的审查，确定罪犯的罪行后再枪毙”。 　　而后陆定一讲述了肃清运动的4个阶段。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在这一时期进行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广泛地进行谈话、作报告、学习研究关于阶级斗争和提高警惕性问题的著作。在单位里选拔优秀的党员参与“五人小组”的工作，拟定来自不同部门的人员充当“五人小组”成员的助手。在每个单位里确定各小组的组长，选出大约15％的积极分子在该单位整个运动过程中（大约6个月）参与不同形式的工作。与拟定的人员进行有关党和政府政策的谈话，学习工作所需要的材料。除此以外，对怀疑不可靠的对象预先进行研究，个别小组和集体的成员进行详细的分析，预先对人进行分类。 　　第二阶段：各小组的工作。各单位各企业等将员工组成约30人的各个小组。在为期两个月的期间在这样的小组中进行揭露怀疑对象和教育落后者的工作。2个月后基本群众不参加运动，从事自己的工作。而后的工作在专门的小组中进行。 　　第三阶段：专门小组的工作。为了审核各种揭发检举材料，每个单位从上述所说的15％的积极分子中成立3-5人的小组。这些小组对材料进行进一步明确，审讯对象，与对象谈话，必要时联系犯罪人员的家属。这些小组对案件的实质作出结论。他们在公安机关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如果案情重大，则移交公安部进行侦查，但小组成员仍将参加案件工作直至结案。 　　第四阶段：对各案件作出判决。单位里通常为此目的仅成立一个小组（比如，每个部下面各成立一个这样的小组）。小组成员仅根据证据，而不是凭某人的意见进行自己的工作。除了单位里成立的小组外，每个省有一个作出判决的小组，所有单位里的小组都服从该小组。省级小组由检察机关、国家监察代表、公安部、党监察委员会和省党委人事部门组成。这些作出判决的省级小组照样也服从该省的“五人小组”。这样一来，单位里宣判小组认为应该对某人的逮捕，就不可能在未经省机关核准的情况下实施了。陆定一说，这样的宣判体系能保障更正确地，避免急躁地处理案件。 　　当前，肃清工作正进入第三阶段。 　　谈到运动中出现的偏差和歪曲时，陆定一表示，运动开始时主要关注的是与右倾作斗争，当时许多党员干部都认为我们中间没有敌人。党组织中和国家机关中的一些同志不得不被停职。比如就像6月、7月和8月上旬的情况那样。从8月底和9月工作中开始出现了左倾。这些左倾作风表现在一些工作人员采用非法手段进行侦查，容许殴打、辱骂、长时间的审讯和甚至拷问。部分有“左”倾情绪的人们仅指望召开群众大会、群众集会，在专门的小组中对案件不组织仔细的调查。陆定一指出，这两种倾向都将导致无法完成主要的任务，使工作半途而废并遭到群众的痛恨。 　　中共中央考虑到这点，责成肃清机关将自己的工作建立在对事实的审核和对证据的研究上，利用群众对此的支持和对情况的熟悉以及人们寄给地方机关用以审核事实真实性的材料，并要研究档案等。 　　党既要与左倾也要与右倾作斗争。陆定一说，困难在于不得不劝说许多积极分子要相信对事实仔细调查的必要性。他们表现出一种极大的意愿，就是仅仅依靠广大群众所说的。 　　与左倾的斗争并不容易。这里的危险性在于如何不挫伤群众的自发性。党组织进行的教育工作在这里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犯有左倾错误的工作人员可分为4种：1.“头脑发热型”（“我们在教育他们”）；2.被指出了自己的错误却不愿改正的领导（“我们将这样的人停职”）；3.想升官发财的人和自私自利的人（“我们对这样的人进行惩罚”）；4.有意识地歪曲党的方针的人（“对这样的人我们也同样进行惩罚”）。陆定一说，第三和第四类的人不多。 　　党和政府机关在肃清运动过程中也注意到不要让这项工作对完成国民经济计划产生负面影响。陆定一表示，目前重要的是不能放松税收工作、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和生产计划的完成。 　　今年审查工作将涉及国家最重要的环节：中央机关、各党委、单位领导、高级指战员、科研工作者、高校的学生。对剩下的居民阶层审查将在以后的二三年内进行。中共中央并不急于这项工作。 　　对于经过审查和积极参与运动的工作人员将遵照以下原则：“对积极诚实揭发他人的予以表扬和奖励；对诚实交代的宽大处理；继续隐瞒的予以惩罚。” 　　陆定一说，对待学者、工程师、知识分子，我们将依照以下方针执行：1.如果是伪学者和假冒的工程师，就将他们停职。如果这样的人还犯罪的话，就将他们送往劳改营；2.如果该学者知识渊博有经验，只是思想意识形态落后，也没参加反动组织，这样的人要在工作中使用并教育他们；3.对于在学术上讲过反动观点的，我们以展开自由讨论的方式对其进行批评，在工作中使用他并进行思想意识形态的改造；4.如果学者或工程师以前加入过反动组织，但现在已经脱离，那就不追究过去，在工作中依然使用他们。 　　陆定一说，中共中央在组织现在这场肃清运动时，是以共产党人在这方面的历史经验为根据的。他列举了过去历史上3次相似的运动：1.1931年到1933年的针对党员的肃清运动（苏维埃时期）；2.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3.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 ## 此后陆定一对下列问题进行了回答。 　　问：对那些政治上不可靠，可又不应逮捕的人是如何处置的？ 　　答：如果这样的人能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或积极地检举揭发他人，那么单位不会将他们解雇。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们将被调往指定的地方，在其他单位接受劳动改造。这不是强制性的，而是按照工会系统组织向行政部门提出解雇这些人的要求。必须有将这些人调往劳动改造地方的法令。这样的话，这些人将不会解雇，而是将他们送往其他地方去。像这样的人，全国总共有400万到600万人。 　　问：敌对分子和嫌疑人中有多少是共产党员？ 　　答：暂时还没有准确的数字，因为还没有进行计算。如果说的是中央机关组织的话，这样一类人占5％（7％被揭发和有参与反革命活动的嫌疑）。 　　问：有没有按省、市、单位规定控制数字？ 　　答：没有规定控制数字。明确敌对分子的总数占5％的初步计划使党组织和公安机关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住方向和目标（根据大使馆掌握的情况，党组织和公安机关手中确有进行肃清的计划，其中给出了控制数字）。 　　问：军队中的肃清运动如何进行？ 　　答：军队中只有干部和指战员要通过肃清（共约80万人）。在普通战士中不进行这项工作。 　　问：如何对高级科研技术干部进行审查？ 　　答：在中国科学院里，不管是它的中央机关，还是地方单位，主要是按照专门的系统进行审查。同时，在这些单位中召开大会和分成小组进行工作。通常小组中有个别普通的科研人员，有个别一级科研工作者。高级科研技术人员不与科研单位的人员一起接受审查，而是单独进行。高级科研工作者参加大会，但不必经受公开的审查。 　　按照北京科研单位编制的名单，上面有250名国内最有名的学者，他们中许多人享有世界声誉。这些科研干部是按照专门的系统进行审查，而不必参加大会。这些学者中有不少人是有反动倾向的，可因为他们知识渊博，总的来说是带来益处的，对他们是耐心对待。比如，铁道部系统内有一位有名的运输专家苏静（Су Цин），他反对苏联铁路运输的方法。说到意识形态，苏静就宣称：“共产党人不认天地，不敬鬼神。” 　　问：在相应的企事业单位的党组会议上是否讨论审查运动的过程？ 　　答：暂时没有。现在中共中央正在研究这个问题。许多党员实际上都参加了审查工作，因为积极分子主要就是党员，为了工作由党委和行政部门共同指派他们去参加某个小组。 　　问：除了胡风集团之外，运动过程中还发现哪些大的敌对集团？ 　　答：没有揭露出像胡风这样大的集团。在文艺工作者中认真关注的是丁玲，她不服从党的指示，与许多敌人有往来。当时她被国民党逮捕，而后又去了延安。目前正在审查，她是自己去的延安，还是带有任务的。在作家中间正积极地讨论丁玲的行为和错误。有16次会议都说到她。 　　问：目前如何组织党的教育？ 　　答：审查运动扰乱了计划好的党的教育工作。 　　会谈结束时，П.Ф.尤金同志感谢陆定一所提供的非常有意义和重要的信息。尤金说，这次会谈后我们就更清楚了中共中央在揭露敌人方面正进行着多么巨大而又考虑周全的工作。这样的信息极为重要地帮助我们理解国内的形势。 　　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会谈纪要是按照陆定一谈话的顺序记录的。 　　记录：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参赞 　　В.利哈乔夫（签名） 　　打印5份，送： 　　……?、Н.Т.费德林、И.Ф.库尔久科夫、……?，归档 　　 1955年12月3日 　　来源：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六卷、1955.8—1956.9），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