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常培：我的思想是怎样转变过来的

　　<罗常培、谈；北京大学大字报记者、记>

　　罗常培先生今年五十一岁了，头发都白了，但却热情澎湃像三十多岁的人。他曾一再表示过他最不服「老」的，真的，罗先生是有年青精神的。每次大班讨论会上罗先生常常勇敢的暴露自己的思想，对讨论起了不少的推动作用。在十二月五日学习社会思想意识，每一位同学都要检讨自己，写思想总结，许多同学都有这样一个疑问：思想总结应该如何做法呢？罗先生又一次用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勇敢的、坦白的、深入而有系统的作了长达一小时的自我批评，给大家一个示范，他的宏亮而热情的声音，激动了每一个人。

　　罗先生一起头就直截了当的说：「我是一个典型。我需要好好的检讨一下我自己。但今天，我不能把五十一年来的全部生活历史都一下讲完，详细而全面的检讨等到我申请入党时再做吧！这里，我只简单地谈谈这一年来我的思想是怎样转变过来的。」

　　「我有两个绰号：其中一个叫罗文直公（另一个我不希望那样，所以也不说了）。的确，我是一个直性情的人，今天我愿意发挥我的「直」精神坦白的谈谈。」接着，他说他虽然也曾参加过五四运动，当时也买过「共产党宣言」一类的书，但是，他却愿意老老实实的承认，他只是一个「不积极的参加者」，他没有接受马列主义，在过去的几十年来，他一直存在着超阶级的思想，背负着奇重的包袱。

　　去年他从美国回来，这里罗先生说：「很不巧，我是在八一九那天跟着金圆券一道回国的（笑）。为什么我要回国呢，在美国吃面包牛油不舒服吗？但我一定要回来，回来的目的呢？说起来一点不堂皇：共有三个：（一）家庭团圆，（二）稿子重圆，（三）完成著作，如此而已。」

　　在那时，罗先生对于革命的认识是很糢糊的，对于共产党很不了解，但他也厌恶国民党，因此回到北大后，就闭门家中坐，整天读书、研究，写他语文方面的著作，不参加任何活动，无论谁要他写文章，都一概拒绝，用他自己的话是：「那时我是不左不右，想超然于世界，但由于解放战争的胜利前进，北平的局面日趋严重。」罗先生当时是怎样看法呢？「当时我发生了这样一种心理，「殉节」，可不是为国民党，而是为北大，为我的稿子，在北大五十周年校庆时，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七七事变后的北大残局」，我是把在抗战时期对付日本人的「殉节」办法，拿来对付共产党了，我以为共产党一进城，中国的文化也就完了，所以我要为北大，为我的稿子「殉节」、「殉道」，校庆那天，炮声隆隆，人心惶惶，但我仍旧在图书馆里照顾展览校史的工作。当时我谢绝了国民党的「招魂」，笑），也曾为了北大的安全而参加了安全理事会的应变工作，但是我也在这时，安安静静的完成了「语言与文化」，我想北平解放后，就怕不会有可能写书了，由此可见，我当时对革命的认识是多么糢糊，多么可笑。」

　　北平解放了，整个政权起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但思想上的变化比起来就要缓慢许多，罗先生也就表现得更为消沉，他关起门来，不与人来往，有一次，一位共产党的老朋友来看他（本报记者按，罗先生曾对记者表示过，他在这时是不出去拜访朋友的，尤其是对从老解放区来的朋友），两个人谈了许多话，到最后，罗先生还是一个中间路线，他对这位朋友说：「我过去既无革命的成绩，也没有反革命的罪恶，我过去是专门研究学问的，现在，将来也希望如此。」他又说：「记得当我当初出国的时候，有人劝我到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去受训，说这样可以得到一张护照，在轮船上可以乘高等舱位，我当时坚决拒绝了，过去我不愿意受国民党的训，现在，我希望共产党也不要强迫我『学习』。」（笑）

　　罗先生自我检讨说，当时他不但仍然抱超阶级思想，而且丝毫不懂「发展」的观念，他以为过去研究学问，将来也只能如此，好像一切都固定了，不能改变了，不用说这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在他说了这话不久之后，思想就开始动摇了。这位朋友送了他一本「新民主主义论」，他当天一气讲完了九节。他说：「二月二十日，北京饭店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筵会，我参加了，听了很多人讲话……觉得共产党不但并不是那么可怕，同时也很近人情，还很不坏哩！这时我才了解国民党反动宣传都是虚伪的，骗人的。」

　　罗先生就这样继续讲下去，他详细的描写了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认真的剖析了自己如何犯了错误，起初如何犯了错误，起初如何不了解民主集中制，在北大接管会上主张校委会「民选」。如何不懂得统一战线，口头上，笔底下不留情的批评人，并且是犯了个人英雄主义的毛病，表现了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同时缺乏发展观点的看法，以及后来他又怎样得到了朋友的帮助，认识了并批判了这些错误思想，怎样读了「毛选」、「整风文献」，怎样听了周恩来、艾思奇、周扬、范文澜等人的讲演，思想上逐渐转变了。他特别提到某一次会上，市委书记彭真同志宣布了「凡是从事脑力劳动，依靠薪金生活的人都属于工人阶级，教育工作者也属于工人阶级」。这一句话对他发生了严重的作用，他从此决定了自己的方向，确定了自己的阶级立场，他说：「我觉得我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是革命动力的一部分，我下定了决心，朝向革命，跟着共产党走！」

　　给罗先生影响更重大的是他后来参加了群众活动，从脱离群众到接近群众，以至成为群众工作中的积极分子，他参加了教育会、教联、教职联、教育工作者工会筹备会等一连串的工作，在这里，他说：「我跟群众接触了，尤其是跟一班年青人在一起工作，这班年青人以行动影响了我，改造了我。」后来，他说：「感谢群众又给了我机会，我参加了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人民政协、亚澳工会，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其中对我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很凑巧，开会那天正是我五十岁生日，那天，我第一次看到了人民，包括政府首长、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少数民族、妇女等，无论那一类人都有代表，大家聚会在一起开会协商，我深深的受了感动，这时我才认识了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我了解什么是民主集中制。」他又说：「参加了亚澳工会，我深感工人阶级的伟大，我第一次觉悟到知识分子的毛病，我觉悟到懂得什么『帮滂并明』、会几个国际音标、写几本书并不值得骄傲，仅仅有这些是无用的，必须依靠工人阶级，为人民服务才有前途，一个工人念错了一个字你不要笑他，他说话的内容比我们知识份子要强几倍，他们讲得「通」，说得准，工人阶级的实际行动，他们的思想意识教育了我。」

　　最后，罗先生总结了自己的思想改造过程说：「半年来，我了解了『发展』的观点，我觉得人是可以改造的，吴玉章先生说过鲁迅是有革命的素质的，但他也不是生来就革命而是受了瞿秋白的帮助才加入左翼作家联盟的，因此，我认为人是可以改造的，即使过去有过反动行动的人，也是会发展能改造的。其次，我了解了群众观点，懂得了民主集中制与统一战线等问题，我的意识影响了我的行动，我时时刻刻的都在努力的改造自己，我愿意遵照周恩来先生所说的不骄不躁，努力学习，改造自己。同时，我愿意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和全校同仁同学一起，共同努力，把北大改造成一个人民的大学。」

　　罗先生更兴奋的说：「有人认为一个人积极是如何如何，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看法，前面说过，我有一种性格即是『真』，虽然因此得罪了人但也不顾，我对我的地位、名誉毫无所惜，我坚决的要为改造自己，为改造北大而斗争。」

　　罗先生讲话完了，面对这位白发青年，尤其是他那认真学习，努力改造的精神，围坐着的年青人都受了极大的感动，大家一致喊起：「向罗常培先生学习！」

　　来源：北京大学《大字报》，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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