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晗：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 　　<吴晗> ## 一 　　大概是一九四三年，或者是一九四四年，正确的时间已经记不起来了，那时候我是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的教授，住在昆明府甬道小菜市场旁边的一座破楼里。说破楼，其实还是冠冕话，四面都是纸窗，上面瓦缝可以见天，在楼下吃饭时，灰尘经常会从楼上掉在饭碗里。下了课自己买菜、煮饭，还得到门外古井里打水。记得开头几次不会打，水桶放下去无论如何舀不进水，实在急了，死劲拉水绳把水桶向下冲，结果，把水桶底震掉了，拉上来了是一个无底桶，弄得哭笑不得。 　　一面教书，一面写书，一面还得干家务，照料病人——我的妻。在闹柴米、油盐、扫地、炒菜、洗碗的时候，还得和学生、和朋友谈话，讨论问题。 　　那时候，据专家的估计，教授的每月收入，相当于一九三七年以前的八元银元。我要拿这点钱来支持房租，两口人的生活，加上医药费用。 　　就在这个时候，我被强迫学会了劳动，从扫地、炒菜。最难的是生炉子，扇红木炭，经过几次失败，也学会了。 　　说实在话，手是在做，心里是万分不愿意的。到不是为了失身份，身份早已经没有了，穿得破破烂烂，除了学生，谁都以为你是个难民。不愿意的实在心理，第一是挤去了休息的时间，第二是挤去了工作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对这些体力工作无兴趣，甚至厌恶。 　　就在这样的物质生活，这样的心情中，我写了一篇讨论小资产阶级的论文。大意是在激烈的时代变革中，小资产阶级分化了，少数的爬上去成为资产阶级，大多数甚至绝大数被冲掉，日益贫困成为无产阶级。由于这样，思想也起了大变化，前者成为统治者或统治者的帮凶，后者的道路是参加革命。 　　这篇论文主要的意思是说明在过去小资产阶级在社会上是一个中间阶层，最富于可变性，他是依存于统治者的，统治者倒台，他没有饭碗，「皇皇然若丧家之狗」。在这方面他是统治阶级的代言人，替他们找出剥削的理论根据。另一面，他是替统治者阶级执行剥削任务的，从剥削的总额中分得一杯羹；但是，他又懂得杀鸡求卵的教训，总是劝主子有个长远看法，留得青山在，慢慢来，这样，就叫做「仁政」。对主子是一副奴才脸，对老百姓又是一副主子脸；一方面替主子刮钱，一方面又有时候替老百姓说一两句好话，在两个对立的阶级中间，起了缓冲作用。 　　而现在，这个阶级已经走向分化了，两个阶级便面对面了，斗争更尖锐更激烈了，大变化就要来了，这篇论文就此结束。 　　那时候自然以为自己是无产阶级，自以为很进步，对国民党政权怨气冲天，纵然没有勇气上延安，在昆明那山城里，在课堂指桑骂槐说一顿，在群众大会里红着耳根斗一顿，写写宣言，找人签名，也就心安理得了。 　　对共产党是同情的，信赖的，而且有点近乎盲目的崇拜。和一些年青朋友搞了一个秘密印刷所，大量翻印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朱总司令的论解放区战场，以及其他秘密文件。读了都觉得很对，很痛快，极有理。 　　但是对共产主义的理论，却不求甚解。虽然生吞活剥读了一些书，正如猪八戒吃人参果，明明知道是好东西，但没有消化，不知是什么味道。 　　虽然那时候，还搞了一个学术团体，借这个团体作掩护，以一个同志作中心，每星期天举行一次座谈会，集体讨论许多思想上的问题，从事学习。但是，可惜得很，自己以为相当进步了，这些问题都懂，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大进（步）。 　　就今天的了解来批评当年的自己，对国民党政权的认识是清楚的，从没有存过幻想，从文字，从口头，以至用行动来反对，这是好的。对共产党呢？只是主观的了解，以为共产党是对的，好的，中国的救星，只有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国。但是理论的接受不够，思想的认识不够，基本上对共产党的了解是糊涂的，不清楚的。 　　从阶级的立场来说，当时我虽然深切知道国民党政权所代表的是地主官僚资产阶级，是四大家族的利益；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利益的。但是我自己呢？当然不是资产阶级，那么是不是无产阶级呢？在那一篇论文中似乎应该得到结论，应该属于无产阶级或者至少应该跟着无产阶级走了。但是，想想又不像，而且也不清楚到底无产阶级怎么样好，为什么应该来领导革命，左想右想，大概又不是了。于是只好又回到小资产阶级。 　　到今天写这篇文字的时候，重新回想几年前的自己，不只是那篇论文的立场不对，为小资产阶级的分化下降而不自觉发出怀古之幽情；说穿了是替自己惋惜。更严重的错误是根本没有立场，自以为是「超阶级」的，不是在广大人民中间，而是凭空挂在半天空的一个什么东西。 ## 二 　　要分析我自己的阶级立场，得要说说我自己的历史。 　　我出生于一九○九年，祖父是佃农，兄弟俩勤苦成家，养了五个儿子，靠着人力多，节衣缩食，到晚年居然可以温饱了。父亲是小儿子，有福气进蒙童馆，一面念书，一面帮着家里做爆竹。祖父死后分家，分到三亩田，而且是窪田，经常被水淹，因为照农村规矩，小儿子没有在挣家当上出过力气，长兄们劳碌了一辈子，小兄弟不但不上田地做活，还上学念书，已经是父母偏心了，怎么还能分好田地？房子分到两间，一楼一底（三十年前被火烧光了）。 　　母亲是中农的女儿，外祖父早死，到我懂事的时候，外祖母住的只有半间房子，煮饭睡觉都在一起，我们去拜年，在门外公众大厅角落里吃饭。 　　父亲分家的时候，只有一部书，是白纸本的御批通鉴。伯父们认为是公众的东西，要五家均分，吵得我父亲直哭。四伯父和父亲感情比较好，说我们都不会念书，不是白糟塌，给了小弟算了吧，才免得七马分尸。这部书保存到今天。我自己最初的历史教育，十一岁时念的就是这部史书。 　　分家后父亲考入县学，那时叫作秀才，名为县学生，其实是不上学的，算有了功名，就有人来请教蒙童馆了，一年有二十串钱。加上三亩田的租，两夫妇勉强可以过日子。 　　我就是他们的长子。 　　辛亥革命以后，父亲到杭州去进学校。母亲一人在家，领着我和弟弟；家里的田租大部给父亲化用，其实一共怕也不过每年四五百斤榖子，剩下的便是母子三人全部的生活费用了。一个钱豆腐吃一天，剩饭洗了再热了吃，母亲晚年提到这些日子还流泪。 　　父亲毕业后一直作公务员，大概一个月有几十元银元薪水，一家省吃俭用，把省下的钱寄回家买田地，到我上中学的时候，大概已经有靠近三十亩左右水田了，还盖了一所瓦房，每年可以收五六千斤榖子的租子。 　　我小学刚毕业，父亲就失业了，很牢骚，成天喝酒。他写得一笔好字，却不会下田地。雇长工种了几年田，不会经理，划不来，又佃给人种，靠租子过日子。这时候又添了两个女儿，一家六口，日子已经不宽裕了，到我上中学的时候，记得一学期交二十八元银元，要合一千四五百斤榖子，一学年的费用要化去全家收入的三分之一，每次上学都是赶着卖榖子，虽然如此，父亲还是咬着牙送我上学。 　　到我中学毕业的时候，家里已经无力让我继续升学了。只好在乡下教书，教半年初小，半年高小。 　　和几个同学商量打算到广州进黄埔，筹不出路费走不了。 　　想了许多法子，母亲卖了首饰，加上宗祠的补助，到杭州进了之江大学。念了一年大学预科，之江停办，又到上海进中国公学大学部，念了两年。把母亲的多年积蓄也念光了。 　　在中国公学的最后一学期写了一篇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卖给大东书局，得了八十元稿费。这篇论文是在胡适之的中国文化班上写的，他很赏识。这学期结束，胡适之被迫离校，在那时候他是反对蒋介石的。他一走，我想在中国公学再念下去也无聊，刚巧有了这笔稿费就糊里糊涂跑到北平，不想已经过了考期，只好住公寓，成天上北海图书馆读书。 　　呆了一个时期之后，由顾颉刚先生介绍到燕京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作馆员，读了半年线装书，省下一点钱，辞职自修准备考大学。 　　一九三一年夏天考进清华大学历史系二年级。 　　还是由胡适之介绍，系主任蒋廷黻给我一个工读生的机会；每天工作二小时，每月得十五元的报酬。 　　从这年起开始经常写文章换稿费。这时弟弟也来北平进高中了，接着大妹妹也进初中了。每月有十元左右稿费，加上学校的工钱，三个人分着用，后来居然在清华学报、燕京学报发表论文了，稿费收入比较多；不过这时父亲又病了，收入中还得支出一笔医药费。 　　一九三四年正当毕业的前一个月，父亲去世。家里欠了一大笔债，和人合股开的铺子在父亲死后不久也倒闭了。 　　因之毕业后不能再进研究院，留在学校里当助教。费了好几年才把家里的债还清。 　　一九三七年到昆明，一住就是十年，到（一九）四六年才回北平。（一九）四八年「8.15」以后，逃亡到解放区，受了过去几十年所没有受到的教育。 ## 三 　　由于幼年时家境的困难，就自然地对农村中生活富裕的大地主不满意，对农民同情。无论是我的第一篇论文，「西汉的经济情况」，那时候还根本不知道有马列学说，以至一九三二年写的「明代的农民」、「明末的仕宦阶级」和（一九）四七年写的「朱元璋传」，对农民痛苦总是详言之而又详言之，对农民革命则寄予无限的关切和向往。 　　在进述中国通史的时候，也特别强调农民革命，也含含糊糊的暗示阶级斗争。另一方面，我从七岁就离开农村，三十多来来一直在城市生活，我的生活趣味是纯粹小市民式。虽然早年过的较贫困的日子，但是比起乡村农民优越太多了。养尊处优，甚至分不清蒜麦，走不得远路，做不得重活；自以为是脑力劳动者，厌恶体力劳动，有若干时期非干活不行，心里也只叫委屈。 　　我想，我这样的人应该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 　　又由于时代的激盪，马列学说多年来广泛地在学校传播，一九三○年以来，我无条件地接受了历史唯物论，企图应用这新观点、新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这二十年写了四五十篇专门论文。但由于思想没有搞通，不会运用辩证法，更由于受了胡适之极深的影响，治学钻到考据的牛角尖里去，也就自然不会有什么好的成绩了。 　　由于这样的生活和思想，在行动方面说，十年来是跟着进步力量走的，在紧要关头也没有吝惜过自己，但是立场呢？既不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也没有站在无产阶级方面。一句话是，自以为是「超阶级」的。 　　索性举一例子吧！我曾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所写的「哭闻一多」的几篇文字里说过，我和一多曾相约等到民主政治实现，便立刻退回书斋，去充实自己，专心著作。 　　这是一种什么想法呢？现在分析起来，很明显的，当时的我们认为中国的惟一问题是打倒蒋介石反动政权，由于他压迫剥削我们太惨了，实在受不了，只好起来打倒之；只要这个反动派倒下去了，有了共产党领导，中国有了办法了，我们自认为可以功成身退了，天下事不与我相干了，可以退回书房，随心所欲去钻牛角尖、翻古书，自得其乐了。这是完全不负责任的想法，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想法，是自以为是的英雄主义的想法，是消极的有毒的黄老学派的想法，是不对人民服务的想法，是自居于人民之外，「超阶级」的想法。 　　我和一多都具有知识份子的洁癖，孤高自赏，脱离群众。自以为清高，其实是逃避，自以为超阶级，其实并不如此。 　　在我的「朱元璋传」里也浓厚的透露出这样的思想。 　　我写一个元朝末年的革命组织者、领导者彭和尚，一辈子作宣传、组织工作，是两系红军的领导人，他坚强不屈，领导人民斗争，跌倒了舐舐血爬起来又前进。但是到徐寿辉起义成功以后，他突然不见了。我对这个人赞赏不已，认为功成不居，不是为了作大官而革命，真是了不得的人物。 　　当然我很中了《史记》的毒，吃了张良的亏。但是，司马迁、张良不能替我负责，我得对我自己负责任。 ## 四 　　于此，我应该说明，不是毛主席教育了我，一直到今天，我还会是糊涂的、不清楚的、自以为是的，「超阶级」的。 　　毛主席在万分繁忙的工作中，看了我的原稿。特别的谈了一个晚上，除掉指示出书中许多不正确的观点以外，特别指出彭和尚这一条，给了我极深刻的阶级教育，挖出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为人民服务的观点。 　　挖了根，除了毒，想了几天，依毛主席的指示，细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认识了国家的意义，阶级的意义，熟读了毛主席的选集，明白了马列主义如何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明白了毛泽东思想。听了关于土地改革，关于中共历史的报告，明白了土地改革是支持解放战争的基本环节，是消灭封建的必要步骤；明白了共产党二十八年来的成长壮大和发展，曾经犯过「左」倾、右倾的错误；但是由于有了正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才能得到胜利，才能解放几万万人民。也明白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歌的意义，更明白了到处都喊「毛泽东万岁」的道理。 　　我从毛主席的著作中懂得了辩证法的运用，也从解放区一切部门工作中和生活中了解了辩证法的意义，我初次知道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法宝：也初次明白民主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道理。 　　我不但用耳朵听，用心记，而且用眼睛看。我看了老解放区，也看见了老解放区的人民，武装部队和夜以继日不停地在工作在学习的各级工作人员，他们是如何在为人民服务。 　　我看见理论掌握了群众的力量，这样的力量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我也懂得了为什么无产阶级应该领导中国革命，为什么无产阶级是最进步的最坚强的最革命的最有力量的道理。 　　（我选择了自己的阶级立场，我愿意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 　　（这一年来我继续在学习，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在书本上学习，在工作中学习。） 　　我不再赞叹彭和尚了，我已经应人民的征调，在北京市人民政府服务。 　　最后我还要讲讲彭和尚，毛主席当时对我说，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该有逃避的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果然，在回到北京以后，再细翻「明实录」，居然查出，又过了多少年，彭和尚被明朝军队所擒杀。这样看来，他并没有逃避，一直革命到底，斗争到底，在我的书里面，不但看法是错误的，连史料也是不完全的。虽然现在还没有其他史书来证明为什么当时他会离开起义根据地。 　　在用了一个晚上，重新清理自己过去的思想，写出这篇文字的时候，我要大声喊出：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 　　来源：一九五○年二月二十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