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由义: 最丰富最生动的一课 参加京郊土改工作的心得和感想

　　自从京郊土改工作展开以来，我和很多人一样，盼望着有个机会参加这一伟大的运动。

　　这一回，理想总算得到了实现，我跟北大法律系一百多位同学一起，参加了京郊第二批土改村的工作。

　　正月五日下乡，二月六日回来，时间不算长，恰恰一个月。可是在这一个月中，我见到了许多生平所未见、闻到了许多生平所未闻的事情，增长了不少实际知识，解决了不少思想问题。自我上学以来，这恐怕是最丰富、最生动的一课了。遗憾的是：我还没有能力把这一课的内容写成文字，让大家看了如同身历其境，我只能说一说上了这一课后的一些心得和感想，让大家知道：参加土改对于一个知识分子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最明显的，恐怕是对于几个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有了进一步的体会。

　　首先，在学校里，我们学习过《劳动观点》，知道了《劳动创造人类》，《劳动创造世界》，《劳动人民的活动创造了历史》。然而曾经有人问我：“农民重要还是知识分子重要？”我的回答是：“很难说，各有各的重要。”曾经有人问我：“你每月拿四百斤小米，算不算多？”我的回答是：“不算多，这是起码薪水。”

　　到了乡下，刚碰上交公粮。

　　“你们交公粮心疼不？”我找了一个老乡问。

　　“我们不交公粮你们吃啥？”他笑了笑说。

　　“你们种一亩地每年可打多少粮？”我又问。

　　“往年收成好，每亩可打一石多，今年地涝啦，每亩才收四、五斗。”他回答。

　　我默默计算：今年四个农民，种一百亩地，辛苦一年，全部收成才够养活一个助教（然而京郊农民每人平均分不到三亩地！），想起以前的回答，我有点汗颜了。

　　在家里，高兴的时候扫一回地或打一壶水，得意洋洋地问太太：“我的劳动观点怎么样？”太太说：“顶好，算得上劳动英雄。”

　　在乡下，开大会划阶级。

　　一个农民指着地主的鼻子问：“你说自己不是地主，你劳动了没有？”

　　地主肯定地回答：“当然劳动。”

　　“你劳动些什么？”农民瞪着大眼。

　　“我挑水、拾粪、放羊，那样都干。”地主似乎理直气壮。

　　“耪三遍、拔麦子你干不？”农民冷笑着问。

　　“这个有长工干。”地主有点狼狈。

　　“呸！那你还算得上什么劳动！”农民胜利地微笑。

　　我想起在家里的“劳动”又不禁汗颜。

　　其次，在学校里，我们学习过《群众观点》，承认每个人都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向人民群众学习。”可是下乡时，抱着什么思想呢——我是毛主席派来的钦差大臣，我是为农民打抱不平来的英雄好汉。

　　因为感到使命重大，所以工作情绪并不算低，整天舌敝唇焦地向农民宣传政策，晚上躺在炕上还要动半天脑筋，希望想出个好办法早点把农民解放。可是三天、五天、一个礼拜过去了，从何着手？还是丈二金刚摸不到头。有的同志开始闹情绪了，我这个“钦差大臣”、“英雄好汉”也有点苦恼。

　　跑到农会去瞧瞧，村干部早已把地主富农的土地、财产调查得一清二楚，准备跟地主“开火”了。见了我们焦急地问：“同志！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划阶级呀？”这时候，才真正感到做工作必须走群众路线，必须善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否则，将一事无成。

　　下乡不久，我们就找地主谈话，苦口婆心地劝他们老老实实向农民低头，可是事实证明：地主把我们的话当成耳边风——隐瞒的依然隐瞒，捣鬼的依然捣鬼。只有在群众的怒吼声下，地主老差才肯向农民低头。

　　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农会干部黄永和揭发了甲长张洪祥一连串的罪行。张的妹妹好几次站起来想为乃兄辩护，我们一再制止，毫无效果。最后是群众一阵“今天只许你规规矩矩，没有你说话权利！”的呼声把她压下去。

　　这时候，才真正感到解放群众的，确是群众自己，人民的敌人只有人民起来才能打得倒。

　　正式划阶级的前一天，张洪祥怕群众斗他，给农会干部马贵东送了一袋白薯，希望马贵东帮他一点忙；可是这位年青的干部回答道：“你送我十条棒子（十担玉米）都没用，莫要说这一点白薯。”说罢，把白薯统通送到农会去，将这件事报告了工作组。

　　这时候，我看到了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而觉得以前“农民自私”、“农民贪小便宜”的想法只是剥削阶级的偏见。

　　听说我是学法律的，一个老乡诚心诚意地向我请教：“我有一个妹子嫁给板桥宋文生，婆婆太凶狠了，逼得我妹子跑回家来三四个月不敢回去，你说这事怎办？”

　　“假如男方同意就离婚吧！”我想了半天这么回答，但又觉得不妥当，再补充一句：“待我研究研究再给你肯定答复。”

　　几天以后，宋文生和几个老乡来找我们。

　　“听说你媳妇要跟你离婚啦！你觉得怎么样？”同志们乘机询问。

　　“我们俩感情并不坏，我没意见，这件事要看我妈的意思怎样。”他回答。

　　这可使我为难了，想遍婚姻法令找不到一条用得上的条文。

　　“照我的意见不如开个座谈会，让婆媳双方都检讨检讨，大伙儿也给他们提提意见，怎样把家庭生活搞得一团和气。”没有学过法律的郭继同志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郭同志的主意好，咱们就照着办吧！”他们心满意足地走了。

　　这时候，我遇到了革命群众丰富的创造能力，感到旧世界的知识之无能为力而觉得自己有从头学起的必要。

　　我们在农民家里派饭，一进门他们就热烈招待，满屋子是“请上炕！请上炕！”的声音。吃完饭，给他们开饭票，他们总是坚决不收，说：“你们为着我们农民翻身受累，我们没有好饭让你们吃，已经很过意不去，那能收饭票？”一定要我们说：“这是共产党、人民政府、解放军的纪律，我们不能违背。”他们才肯接受。

　　农民白天很忙，为了避免耽误生产，开会总在晚上。黑夜里，乡下的路实在不好走，特别像我这样近视的人，晚上眼镜似乎失去效用，完全变成了瞎子。每次散会总是老乡送我回去，一只手扶着我走，怕我摔交，一只手握着木棍，怕我挨揍。

　　这时候，我才真正感到了劳动人民深厚的感情，而这种感情只有当我们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的时候才能巩固与发展。

　　虽然，我更深切地体验到：农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农民群众的创造能力、农民群众的高贵品质、农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只有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启发、教育、领导之下才能得到高度的发挥。

　　最后，在学校里，我们学习过“阶级观点”，理论上也承认“人的阶级性”，“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人都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上与别的阶级进行斗争。”“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可是实际上，阶级观点还是很模糊的。

　　到乡下不久，有几位同学为了对付地主、富农的态度问题，与老干部发生小小的争论。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一个富农欠长工几石工资，抵赖不给，长工向工作组诉苦，一位老干部勃然大怒，把富农找了来，声色俱厉地训斥一顿，要他马上将工钱还清。几位同学在旁看了，有点不习惯，向老干部提意见：“为什么不先好好跟他说理，一开头就发脾气呢？”老干部则认为：对地主富农根本不必考究什么态度和蔼不和蔼的问题，只要重重压他们一下问题就解决了。

　　我听到这件事，有点踌躇，到底谁对呢？老是想不通。

　　后来，看到了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过分》的问题”一段，才恍然大悟。他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权力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农民群众，形成这个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农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有一切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作者注）都有革命的意义。………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当然，在今天的形势下，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允许捆人、打人、杀人，然而至少可以说，对敌人是用不着客气的。特别是我们工作组，一举一动都给农民很大暗示，如果“一视同仁”，就无异给敌人打了气。

　　在往后的日子里，几乎每天都听到农民的诉苦，每天都听到地主恶霸的罪行，每天和不同阶级的人接触，观其言、察其行，深深地体会了：在农村中，由于人们对生产资料（土地、耕畜、农具）的关系不同，的确分成了很多阶级，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欲望、要求、处世方针，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每时每刻都在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种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正如一位同学所说：“我们只有一边倒，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这样，我的阶级观点才真正建立起来。

　　这是参加土改工作心得和感想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对于工作方法、学习方法也有巨大的改进。

　　下乡后一天，副组长王勋同志给我一项任务——宣传土改政策。心里想：我在学校里口才总算不错，“政策与法令”也研究了半年多。这项任务总可以胜任愉快吧。

　　吃过早饭，参考了好几种文件，写成一个演讲稿。召集农会干部，足足讲了一个多钟头，末了问大家：“听懂了没有？”大家都说：“听懂了！”王勋同志抓住一个小组长问：“刚才李同志讲了些什么？你说说看。”他瞪着眼想了半天，说：“我的脑子不行，全给忘啦！”问另一个，回答得牛头不对马嘴。可是王勋同志给他们讲话，他们都聚精会神地听，还没讲完，有些老太太就涕泪交流诉起苦来，会场情绪，高涨百倍。

　　相形之下，我真有点灰心。回来后我问老王这是什么道理？他说：“最主要的原因是：你不了解农民的思想情况，生硬地把一些教条往他们脑子里塞，他们听都听不进去，那能记得你说什么？！”

　　这时候，我才感到做事情必须看对象、看情况，闭着眼睛捉麻雀是一辈子也不会见效果的。记取了这个教训，嗣后每次讲话总先研究群众思想情况，不到半个月，老乡们都喜欢听我的讲话了。到了一处老乡们就要求：“李同志，给我们讲讲吧！”

　　我对老干部什么事都佩服，独有一件事不佩服——总觉得老干部做事情没条理、没计划，定了计划又不照着做。有一次我特地给马文云组长提意见，他不慌不忙，说：“如果说一般计划，那区委会早已定好，用不着我们再定，如果说具体计划，那就要根据工作发展的情况随时修正，决不能刻舟求剑一成不变，因为土改是一场最激烈的战斗，随时要估计敌我形势的变化而重新配备力量。你恐怕太注重工作的计划性而忽略了灵活性。”我仿佛听了一课“辩证法唯物论”，而感到自己的脑子十分机械、呆板。

　　刚参加土改时，我总认为土改是阕独奏，它歌唱出农村土地所有关系、使用关系的变更。可是搞了一阵子，就觉得问题不那么简单——我们在同一个时期内，要宣传政策、提高农民阶级觉悟，要整顿农民队伍、巩固农村政权，要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准备随时建党建团，要发动农民群众起来打倒封建势力，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同时，这些工作又互相关联、互相依赖、互相影响，不可能彼此孤立，也不能机械地划分阶段。这时候，才感到土改不是一阕独奏，而是一支交响乐，这里当然有一种主要乐器，然而没有其他乐器的配合是不成的。

　　在土改工作中，我们真真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而使以前所学的东西在脑子里生了根。最明显的例子是：在学校里学习一九三三年的两个文件时，怎么记也记不住，即使记住了碰到具体户也划不来，经过这一个月的反复运用，不但觉得这两个文件好记而且觉得内容无比生动，不再是以前枯燥的条文了。

　　末了，对我学法学的人说来，参加土改无异上了启蒙的一课，至今我才体验到新法学具体内容的一部分。因为正如何思敬同志所说：“至今的书本是向来不谈农村土地所有权关系和权利关系的大变革的。”

　　总而言之，参加土改是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好办法，是知识分子为农民服务的好机会，是知识分子与农民结合具体的表现。

　　我这里所谈的只是个人一鳞半爪的心得和感想而已。

　　1950年2月27日人民日报电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