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北局关于开除韩进党籍的决定

## （经中央批准）

　　一、东北局认为组织部、宣传部今年一月所组织的关于检讨东北局宣传部宣传科前科长韩进错误思想言行的干部会议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在此次检讨中，不仅揭发了韩进各种极端错误的反党反领导的思想言行，更重要的是教育了到会干部，在思想和政治水平上提高了一步。

　　二、东北局批准东北一级机关党员干部会议“关于韩进错误问题的决议”这一文件，并决定开除韩进的党籍。

　　三、各地党的组织，应将此一决定和东北一级机关党员干部会议“关于韩进错误问题的决议”这两个文件，首先在县级以上的党员干部中进行传达；东北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应参照东北局印发的参考材料，组织干部进行讨论，并适当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贯彻党在城市工作方面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密切联系群众，以完成毛主席和党中央所给予我们的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把东北建设成为全国的工业基地。

## 东北局各机关党员干部会议关于韩进错误问题的决议

## （1950.03.28）

　　东北局宣传部前任宣传科长韩进，自1948年8月东北局城市工作会议以来，一贯对东北党的正确领导抱着不满与反对的态度。他于1949年7月，正式写了“论东北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意见书，其中特别强调自1948年东北局城工会议后，所谓“党内又迅速滋长着一种违犯中央路线的、企图过早消灭资产阶级的‘左’倾冒险主义”，并认为在这以前，党内已存在着“左”倾冒险主义的偏向，“只有在城工会议之后才得到了有力的支持而获得普遍的发展，成为一个最严重的危险”。因此韩进正式要求东北“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对‘左’倾冒险主义特别是东北局城工会议的方针，进行深刻的思想检讨，开展自我批评。”且未经组织许可，韩进事先曾私自将上述反对东北局领导的意见书在若干同志中传阅和商讨。

　　为了弄清是非，教育干部，去年秋东北局决定将该意见书印发给一部分负责同志研究，并责成组织部、宣传部准备组织讨论。随后又决定停止韩进的对外讲演，及解除其宣传科长的职务，要他参加东北文代大会的筹备工作，并认真考虑他自己的错误见解，听候组织讨论。在这以后，韩进即籍口无工作可做，散布各种不满言论。

　　1950年1月上旬，东北局组织部、宣传部又将韩进的上述意见书及他自己1946年以来所写的一些材料和公开发表的论文印发给东北一级机关高级学习组的同志研究，并召开了东北一级及沈阳市一级机关干部高级学习组的会议，对韩进的思想言行进行了反复的研究批判，历时一月。在此以前和会议中间，东北局宣传部领导同志及支部同志曾数次找韩进谈话，并召开两次支部会议，帮助他认识自己的错误，以期他能有所检讨改正。但韩进本人不但坚持其错误观点和立场，不虚心老实的考虑同志们对他的批评，反而否认事实，硬说会议不是为了搞通什么思想问题，而只是为的“斗争韩进”，说领导上只许他承认错误，不许他申辩，而实际上他的每次冗长的发言都是毫无自我批评的狡辩和撒谎。

　　会议对韩进的这种错误态度，表示极不满意，认为必须继续彻底清算韩进的错误，并作出结论，以教育东北全体同志。为此特通过如下决议。

　　会议首先指出：韩进自1948年东北局城工会议到现在，坚持认为东北党的领导机关存在所谓“‘左’倾冒险主义”；造成东北党领导上的“违反中央路线的原则错误”和“严重危险”，把东北局1948年11月23日所作“关于全东北解放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经中央批准后已在“党的工作”上发表）看作是在“思想上发展了‘左’倾冒险主义”，说东北局1949年1、2月份和3、4月份向毛主席的综合报告，“都是助长了实际工作中‘左’倾冒险主义的发展”，以及认为“东北局关于1949年7、8两月工作向毛主席的报告”也是“对历史情况分析不完整”，“可能在党内造成一种印象，以为东北局缺乏自我批评，因而影响领导机关的威信。”等等说法，都是完全不合事实和根本错误的。因为，1948年8月东北局城市工作会议总结，明确的指出了城市的重要性，提出了城乡并重，城乡结合，城市领导乡村的问题；强调城市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其方针是发展公营经济并保护私人工商业；确定城市工作中的阶级路线，是依靠工人阶级，团结独立劳动者、青年知识分子，联合中小资产阶级（包括开明士绅），反对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残余和美帝国主义。城工会议批判了实际工作中的“左”倾与右倾，并提出了城市生产建设中的正确政策是依靠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容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以及扶助与引导小商品经济向合作经济发展。总结中还指出：“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必然的……私人资本在今天，还是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对于私人资本，要分别对待，有利于我的要奖励，不利的要限制，如重税罚款等，但不是没收。”城工会议总结认为：为了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必须反对私资投机倒把和破坏国计民生的行为，但同时肯定了私人资本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范围内发展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因此东北局城工会议总结中所规定的政策方针，同党中央在目前革命阶段上的总路线、总方针，同1949年党的二中全会决议的基本精神，都是一致的。这就是说，发展城市生产，必须主要依靠国营经济，而不是其他，才能保证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同时，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必须是“节制资本”的政策，而不是任其自由泛滥。从城工会议迄今的事实也证明了，城工会议的总结基本上是正确的。同时也证明了韩进所说城工会议发展了“‘左’倾冒险主义”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是根本错误的。

　　但韩进为什么要坚持认为东北党的领导机关有“‘左’倾冒险主义的原则错误”，而又特别强调反对东北局城工会议的上述正确方针呢？韩进到底反对什么路线，而他自己又主张什么呢？

　　从韩进1946年起所写的许多文章或材料上看，他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反对东北局的正确方针。韩进认为：“城市的主要任务是发展资本主义”，故提出：“对于中小资本必须促进其普遍繁荣的过程，帮助其发展，这不仅由于中小资本在解放区工商业中占优势，中小资本倘一衰落，立刻就会造成解放区一般的经济萧条”，而且认为：“小资本……可能成为合作经济中重要的构成部分……在解放区的合作经济中将演较重要的角色”。“对于大资本家，我们并不阻碍他的经营，并不怕大资本的发展，并不是如何去限制他，排斥他……我们必须采取一种温和的控制政策……合理的竞争。”此外，在1947年哈尔滨职工运动时期中，韩进公开主张要给私人资本以“四大自由”，即经营自由、解雇自由、竞争自由、财产自由。

　　由此可见，韩进是从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出发，从他认为城市发展生产是依靠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来反对上述东北局城工会议的及其他文件所规定的正确方针和路线的。因此，党和韩进在城市工作上的分歧，绝不是枝节的或次要的问题，而是极重要的基本政策上的、路线上的分歧，亦即是有限制的发展私人资本主义还是无限制的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分歧。在今天全党的领导工作以城市为重点的情况下，分析批判韩进的错误实具有极现实的教育意义。

　　其次，会议认为必须指出韩进在几年来由于对党的正确领导不满，其错误主张未得到党的领导机关的支持，以至在党内外采取各种不正派的方法，进行反党反领导的活动。他惯于颠倒是非，制造是非，扩大事实，捏造事实，乱发牢骚，散布其对东北局的不满情绪和错误主张。他曾于1949年2月26日在“生活报”上用寇成祜的笔名，发表“一个知识分子的私见”一文说：“……无产阶级亦需知识分子之领导，倘以共产党之领导人观之、史传所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诸先生均为著名之知识分子，即中国之毛泽东、周恩来、林彪诸先生亦均系知识分子，尤属显明例证……”发表这篇文章事前既未经组织允许，刊出后又未予任何解答。他诬蔑东北局有“宗派”，有“山头”，实行“西北局搬家”，“造成党内关系不正常”，有严重的“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说东北局领导上的“‘左’倾冒险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对革命不负责任的投机心理”和“流氓阶层破坏性的表现”，“官僚主义……依靠自己的统治力量来贯彻主观主义与蛮干精神”等等。

　　韩进在日常言论和文章中，又凭空捏造说东北局领导上有一个所谓“东北特殊论”，“要在干部中造成一种幻想，以为东北特殊，可以比全国提前消灭资产阶级和进入社会主义”；又说：东北局“城工会议总结始终没有中央十六字（即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建方针，而华北仍在执行”等等。在东北局宣传部的学习讨论会及个别谈话中，韩进说东北党内有所谓“老虎”，并有“大老虎、小老虎”之别，而东北局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但又不敢举出任何事实。在日常工作中，韩进是惯于煽动个别对领导或工作有意见的同志起来攻击领导，他曾公开对在他下面的工作的同志说：“某某、某某都应该提拔，就是部长不答应”；对于个别同志不正确的意见，韩进多是采取支持助长的态度。在讨论高岗同志“荣誉是属于谁的？”报告时，韩进竟然说高岗同志是“用物质享受，地位荣誉作号召，来推动党员前进……有阻碍干部前进的作用。”韩进在此次检讨过程，及在他写给中央组织部的许多函件中，仍采用很不老实的态度，完全抹煞事实，说“讨论中不让他发言”，“事先未找他个别谈话”，“领导不民主”等等，企图抵赖他的错误。

　　根据以上事实，其他地区一些同志所供提的材料，完全证明韩进的反党反领导是一贯的。他对领导上所提出的所谓“批评意见”，不是实事求是的。没有任何积极性和建设性的内容，更不是我党所一贯坚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态度，而是站在反对党的立场上，夸大和捏造实际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来诋毁党的正确领导。

　　再次、会议认为：上述韩进反对党的正确路线和反党反领导的活动，除了其极端恶劣的个人主义品质而外，是和他思想方法上的混乱与反马列主义的唯心的形式逻辑及其超阶级的思想方法分不开的，在他的日常工作和发言中，韩进常是片面的形式的提问题，对别人的正确批评总是拒绝，借口思想上不能接受，以采取“保留”态度了之。1949年初，他在“生活报”上发表的“论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9篇）“论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4篇）等论文中，对社会关系，笼统的讲解为“集体与个人，人与己的关系”，没的/有说明社会的关系基本是阶级间的关系；对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只解释为“长期个人式的生活方式与劳动过程所形成”，而没有说明个人主义乃是一种剥削阶级意识的反映；他认为：“世界上有着许许多多的个人。每个人都得向天下取一些儿才能生存……每个人也就必须给天下为一些儿才能给大家有可取之物……这一取一为，是每个人对社会的权利与义务”。显然，这些观点的本质是属于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范畴以内的超阶级的谬论。

　　最后，会议认为东北局组织部、宣传部这次所组织的检讨与研究韩进错误思想言行的学习讨论，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而韩进完全采取抗拒和不老实的态度，来反对对他错误的批判，对同志们提出的问题，避而不答，是非常错误的。韩进所犯错误及其对党的不忠实态度是共产党内所不能允许的，因此，建议东北局审查他的工作历史，并将他开除出党，以保持党的纯洁。

　　清算韩进错误的思想和言行，对东北全党都有现实的教育意义。会议提议此一决议请东北局批准后发至各地党的组织，进行适当的传达讨论，以具体提高党员干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同时，进一步的正确开展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把理论、政策的学习与党内反倾向斗争结合起来，并加强支部生活，肃清自由主义与无组织无纪律现象。使一切错误的思想言行和不良倾向能随时得到揭发纠正，把我们的工作更加提高一步，以完成我们目前所担负的伟大而又艰巨的建设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