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庸元：要为人民立功赎罪

　　<关庸元>

　　我的家庭是个官僚家庭，父亲做过北洋军阀张作霖时代的陆军部少将司令，国民党反动派北平军分会的第十二组少将副组长等职，每天过着极奢侈的剥削的寄生生活。我是个独生子，父母特别钟爱和骄纵，又深受统治阶级的影响，养成我自私自利，贪图享受，不管别人死活的极端个人主义和功利思想。当时认为如果我能努力，就可作英雄，就可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保持家风。

　　这种极端自私自利和统治阶级思想的发展，使我由民国大学新闻系修业期满，步入社会后愈形严重，先后在北京“小实报”、“新北平报”任记者和编辑。“七七”抗日战争开始，我为了自己享受，不惜背叛民族，在石家庄作日寇统治下的伪石门日报采访主任，编辑主任，当了民族败类的文化汉奸，仰日寇的鼻息，在文字上麻醉人民，宣传所谓“日本必胜，中国必败”极端荒谬的言论，捏造事实，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欺骗麻醉人民的抗日意识。这样还不满足，为了更高的物质享受和向上爬的卑鄙思想，便作了伪河北省冀南道公署宣传主任，并任伪“剿共委员会”主任委员，这时我的罪恶更大，野心愈炽，除作反动宣传外，并相信日寇武力的强大，轻视当时抗日的主力军——八路军的实力。荒谬的认为日寇侵略势力可以永久维持，而我也永久可以享受，真的要死心塌地依附日寇与人民为敌了，我曾经为了扩大日寇占领区，不惜率领伪宣传队，随同伪军在解放区扰乱抗日人民的家乡，散发很多反动传单，所带的伪宣传队员，更有抢掠人员财富、拷打人民的罪恶行为。

　　“八一五”抗战胜利，日寇投降后，石家庄伪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战区先遣军第六旅缺少秘书，当时认为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是吃得开的。为了再度找升官发财的机会，我加入了蒋匪军，后因薪津太少，加上不愿打仗怕死的心理，又转入石家庄电信局任秘书，在那里我犯了卑鄙可耻的贪污行为。一九四七年石家庄解放时，为了保持个人利益，想在反动派面前讨好，曾与局长、科长、报务员们共同守护大电台，替当时伪军师长刘英拟电报要求增派反动军队，并要求派反动飞机来轰炸解放军。那时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认识，虽然明明知道解放区日益扩大，但我不希望国民党失败，因为给国民党作事可以发财，可以享乐。石家庄解放时，我被俘了，一星期后获释，仍返电信局工作。当时解放军的干部希望我继续留下来，为人民服务，但是我因为仍有浓厚的依赖国民党反动派的思想，於是请解放军开了一张路条到了北京。一九四八年春到天津任伪“工商日报”采访主任，想藉机会往上爬，升官享乐。天津解放后，伪“工商日报”被接管，我被派赴天津新华印刷厂作校对工作。因为常怀恋昔日可耻的享乐生活，不满共产党的勤朴作风，因此工作不努力，又不守纪律，终被资遣。入革大的目的是为了自己找前途，找地位。并不是为了为人民服务，所以一直留恋过去的错误想法。对学校的工作干部表示不满，轻视组织。遇事能推就推，得拖就拖，在表现上是不负责任，不愿劳动，自由散漫，一切事都取敷衍应付态度，不愿接受同学批评。在学习上自以为有点小聪明，可以应付，轻视同学的文化程度，表现自以为了不起的高傲态度，只愿与一、二个理论高的同学接近。对组织怀疑，当时我认为历史复杂的同学，组织上一定不相信，怀疑有人监视我，反动思想使我对什么都抱着一种鬼胎，它一直在影响着我的学习。

　　三个月的学习，使我逐渐地认识到我那些登峰造极的罪恶行为；认识到我的反人民反革命的剥削阶级思想的严重和可怕！我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爪牙，是日寇的走狗，为了极端的自私自利，不惜出卖国家，背叛民族，这种极端反动思想的发展，曾丧心病狂地扰害抗日根据地和抗日人民，企图“扑灭”抗日人民力量，为了维持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不惜与人民解放军为敌，拚命参加反革命活动，维持反动派统治。这真够顽固不化，罪大恶极了！共产党对我的教育，使我从思想上得到改造，我现在已经基本上有了觉悟或在开始觉悟。人民对我这个自私自利作恶多端的罪人，又给了最大宽恕。从此我要下决心，痛改前非，改造自己，为人民立功赎罪！我现在再没有任何理由来保留我那卑鄙可耻的思想了，我要坚决澈底根除它！

　　来源：《思想总结》大公报青年群编辑室辑，棠棣出版社，1950年。